新世纪香港发现的一件青铜器，或许能解开史前大洪水之谜

豳公盨

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历史典故，这又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神话。而如果放眼全世界的话，会发现洪水神话非常普遍。那么，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场世界大洪水？为什么相比西方神话，我们能成功治水呢？这就要从一件青铜器说起。

豳公盨与大禹治水

学者们对这件盨的基本认识一致：第一，这件盨器表装饰一周凤鸟纹带及瓦棱纹，口两侧设一堆对兽首形耳，具有典型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风格；第二，上面镌刻的十行九十八字铭文记录了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等内容，且铭文的文体前所未见，对于探讨中国古代史、思想史、地理学和古书渊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总体看来，这件盨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不过，对于这位神秘器主“燹公”的身份，学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争议。

这句话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在《尚书·禹贡》就说过：“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而《尚书·禹贡·序》更是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禹敷土”和“随山浚川”七个字居然都有了。大概意思是说，上天命大禹部属和规划天下的土地，顺应山势，疏浚河川。类似的文献记录还有《诗经·商颂·长发》说的“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均提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

不过，《商颂》一般认为是春秋宋国的作品，而《禹贡》更是战国的作品。这件青铜器的发现，明确将大禹治水的传说提前到了西周中期。不过，在豳公盨中，关于大禹治水的记录就这一句话，故事还非常原始和朴素。

洪水神话的文本记忆

关于大禹治水的描写，实际上历经《孟子》《禹贡》等，到《史记·夏本纪》才完全成型。大致说的是帝尧时期洪水滔天，群臣举荐鲧去治水，鲧用湮塞的方法，结果九年都未能成功。

继任的帝舜将鲧流放到羽山，并启用鲧的儿子禹。禹和契、后稷、皋陶、伯益等一起，用了十三年时间历经全国，勤奋得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样才终于全面平定了水患。大禹因为治水有功，名望如日中天，之后取代帝舜，建立了夏王朝。

这时候女娲出来，用五色石来补天，用芦灰去阻止洪水，终于“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另外，《淮南子·本经训》还提到舜时期的洪水也是共工导致的，而这些“粗野”的记录在《史记》都没有踪影了。

除了早期的大禹治水、女娲造人外，还有一些后世晚出的民间传说。这些不同类型的洪水神话共同构成了中国洪水神话母题。可以发现，中国洪水神话尤其是早期记录，往往歌颂的是人与自然的斗争；相比之下，西方的洪水传说则有强烈的宗教意味，宣传的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基督教《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非常有名，说的是上帝耶和华发现人类罪恶太多，决定用洪水来惩罚世人。但是上帝又不希望生命全部灭绝，所以提前把洪水消息透露给诺亚。诺亚就从世界上的每一种动物中选择一雄一雌，然后把他们带到方舟里。最后洪水降临，毁灭一切，唯独留下了一叶诺亚方舟。对此，神学家们一直宣传这是来自上天的声音。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被一个偶然事件打破。

1872年，大英博物馆亚述部的工作人员乔治·史密斯，清理从古巴比伦遗址中发掘出的泥板文书残片的时候，从古老楔形文字中辨认出一段关于洪水神话的记载。这就是古巴比伦的神话史诗《吉尔伽美什》，说的是大神恩里尔决定降临洪水灭绝人类，智慧之神埃阿托梦给乌特那皮什提姆建造方舟。之后他又亲自前往古巴比伦遗址，并在乌尔城找到洪水神话的另一些残片。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武利甚至在此处发现了大洪水的遗迹。

于是大家渐渐相信，洪水神话并非什么上帝神谕，而是从巴比伦传到希伯来的故事。不过，巴比伦的洪水神话，也不是来源最早的，其又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苏美尔。根据苏美尔人一块书写的泥板记录，天神恩基将洪水来临的消息告诉了朱苏德拉，并嘱咐其制作方舟。可以明显看出这个神话在苏美尔—巴比伦—希伯来的前后传承，经过《圣经》宣扬后成为世界神话一个重要母题。苏美尔文明约灭亡于公元前2000年，可见这块泥板书写还在此之前。

以上我们简要梳理了东西方早期的洪水神话，主要情节都是一场足以淹没世界的大洪水。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文献形成早，讲的是上帝惩罚世人，而幸存者繁衍人类，体现的是神本主义；中国文献形成晚，讲的是文化英雄，面对天灾时理性自救，体现的是人本主义。那么，究竟有没有这样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存在呢？

不过，西方学者也仍然没有取得共识。而且这个时间，已经远早于苏美尔人的活动时间。何况，就算存在这么一场世界性大洪水，也不代表就是世界各地区全部洪水神话的现实反映。同样，尽管《吉尔伽美什》明确有考古遗迹作为印证，但其只限于两河流域一隅，古巴比伦人的世界也不能代表全世界。

但可以发现，即使在黄河上游有洪水遗迹，但缺乏洪水在黄河中下游发生的证据。何况有洪水存在是否即能证明大禹治水呢？地质学家丁文江曾经回信给顾颉刚先生：“禹治水之说绝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江尤其如此。”更何况，大禹治水和夏朝存在本身也是两个问题。

西方还有一些学者从心理学方面去探讨，他们认为洪水神话是一场集体的梦。

心理学的分析虽然有一定启发，但同样不能概括所有的神话类型，至少大禹治水传说、女娲补天神话，就看不出和以上分析有何关系。

但实际上，在传说中，历法制定应该只是灾后重建的一部分，前文提到《尧典》说帝尧时期制定历法，还在大禹治水之前。

历史学的解读

可以发现，自然学科与心理学虽然一个侧重对自然世界的考察，一个侧重对内心世界的探究，但都无法充分证明存在一场世界性大洪水。而一些历史学者的解读，一方面考证文献中存在大洪水的现实合理性，一方面又从文本形成去探究内容变化的原因，对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这类晚起的洪水神话，以及同一母题衍生出的次生神话，显得特别有价值。

徐先生对早期农业与洪水灾害关系的分析，颇有见地，可以解释各国家、民族不同时期存在的洪水神话。那么，全国性的洪水神话，不过是局部洪水灾害的放大；世界性的洪水神话，又是全国性洪水神话的放大。

值得一说的倒是徐旭生先生认为“洪水”本义为“共水”的观点。虽然从训诂方面看，缺乏扎实证据；但从逻辑分析，又存在一定可能性。因为在洪水神话的文本里，共工这个人物反复出现，算是各种水灾的罪魁祸首。共工在神话中是水神，传说又是治水的工程师，很难说只是简单的巧合。前文在讲子弹库帛书时提到，女娲有创世神的资格，所以同时也就被赋予了治水补天的神话。很明显，在这些记载中，共工实际上都是洪水的人格化表现。

相对于女娲补天神话的质朴，大禹治水经过儒家政治哲学的不断修饰，已经很难看出其原貌了。后世各种文献编纂者，纷纷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涂抹修饰，所以《禹贡》《夏本纪》的大禹治水并不是一个原始的传说，不能把它单独拿出作为大禹治水的唯一记载去静态考察。而在豳公盨里记录的大禹，和《诗经》中反复提及的大禹，恐怕才更加接近原始形象。

大禹治水最早可能还只是一个独立的传说，之后才与帝尧、帝舜等发生关系。如前所述，大禹于西周中期青铜器就存在，而尧舜直至春秋末期《论语》中才出现。至于辅佐大禹治水的契、后稷、伯益等人，本身分别是商、周、秦等民族的始祖神，很难说与禹有多少直接关系。只是战国秦汉时期为了构建统一国家的需要，才把这些祖先神共同拉到帝舜的朝廷里，各司其职，济济一堂。

另外，鲧用堵塞法治水失败、禹用疏通法治水成功，在一些史料中也有异辞。《山海经·海内经》说鲧失败的原因是“窃帝之息壤”，而《大荒北经》说禹成功也是“湮洪水，杀相繇（即相柳）”。湮，即淹没、淤塞之义。甚至《孟子·滕文公下》《荀子·成相》《庄子·天下》中也均提到禹“抑（湮）”洪水。结合女娲补天也是堵塞洪水来看，用堵塞法治理洪水本身并不是罪恶，只是一种早期的治水方式。

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上古时期是否存在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世界各国家、民族关于洪水神话的文本记录，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之久，很难说是基于同一场世界性大洪水的记忆，不过是在各自区域受到洪水灾害的投影。至于里面宣传的是神谕思想还是人本主义，自然也不能作为实录对待，反映的只是后世文本编纂者的思想。而任何历史文本与洪水史实之间，必然都存在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