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假如用一块硬纸片剪出我们共和国的地图，再在上面选一个点，用一根细棍将它平衡地顶起来，那么这一点正好是兰州。你没有想到吧，那遥远的兰州竟是我国地理上的中心。以地理而论，我国政治、文化、经济、人口的分布是多么地不平衡。所以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强调开发西北，中央更做出了二十世纪末我国开发的重心在西北的决定。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去西北寻访那些开发者的足迹，去景仰祖国的这半壁河山的。

从兰州出来，列车西去，这便是有名的河西走廊。晚上出发，在车上睡了一夜，坐了一天，又睡了一夜，第三天早晨才算走出了这个长廊。只有这时，我才感到祖国的幅员辽阔，才更深一层地体会到祖国的伟大。躺在铺位上，随着车身的摇晃，我想起就在我们出发西行的同时，报社有一个代表团也东行出发到国外去访问。这时我们还没有走出一个省，而他们却早已跨出国境线了。

早晨醒来，我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贪婪地放眼这西北的大地。天还没有大亮，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长着半人高的绿刺，东一簇、西一簇的，这几乎是戈壁滩上唯一的生物。东边天上渐露出一束亮光，刺得人眼睛睁不开，那些骆驼刺更成了模糊的一团团，远望就如操场上正待检阅的士兵。

果然，有一位将军出来阅兵了，那就是太阳。他的出场可真不一般，东山背后先是一片微明，继而又放出一大片红烟，这红烟直冲到极高的天空，将云雾都染上了红色，如此有半个小时，气氛着实威严。就像戏台上大将出场前总要有一阵紧锣密鼓一样，经过这一番渲染后，太阳才慢慢地露出一点眉毛，露出半个脸庞，然后刹那地一下跳出地面。

果然，他一出来就带着军威，带着浑身的火焰。他给这个世界上的先不是光，而是色，是橘红的色。他将这种色染给了地上的每一样物质，那嶙嶙的石子，那肃立的骆驼刺，那一切显示线条的地方都镶上这种橘红的边，只有西北的土地才能排出这样威武的仪仗。这广场大极了，静极了，威武极了，将军要训话了。然而他没有说，只是用目光扫视着一切，而且慢慢地升高，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全场，看到他的全部人马。

列车在飞驰，人们都将身子贴向窗户，静静地迎接这个西北的早晨。我闪过了一丝念头，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史前的洪荒世界。我们过惯了那种吵闹的都市生活，走惯了两边夹着高楼的路，听惯了人声与车声的嘈杂，一夜醒来后，这外面展现在眼前的也是我们的祖国吗？啊，祖国在我记忆中，是天安门的红墙黄瓦，是西子湖的粼粼秋波，是泰山的青松，是黄山的白云，何时还曾有过这样未被开发的原野，这样雄浑的气势？

祖国的风貌、祖国的色彩、祖国的气概这样地激人壮志，在祖国这结实的胸脯面前再懦弱的人也会鼓起一往无前的勇气！我把头紧紧地贴在窗玻璃上不愿离开，像孩子偎在大人身边。祖国啊，我又一次发现了你。我也发现了，没有在母亲怀中受过爱抚的人，不懂得母爱；不熟悉祖国大地的人，很难懂得爱国。

在西北的日子里，这种对祖国的发现之感，对自身爱国之心的发现之感，时时会突然跳了出来。到新疆不久，一天我到吐鲁番去。正是中午，广阔的沙滩蒸腾着热气。但这不是水汽，而是向上飘着的干热，腾腾地如同火焰一般。这里的干、热、旱是世界闻名的。夏天，沙面温度最高时可达七十二摄氏度，旱得可以一年不见一滴雨。偶然下点雨，雨滴还未落地，就在空中被干空气吸收尽了。我看着远处的山，周身赤红，这便是《西游记》上写的火焰山了。

再看更远处的天山，却又白雪遮帽，静静地蹲在那里，像一个世世代代沉思默想的老人。我现在所置身的地方，正是有名的吐鲁番，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最低的地方之一，比海平面还要低一百五十米，这里是一个聚宝盆，我到盆地的葡萄沟里去，那葡萄藤粗得如臂如股，交错扶疏，搭成几百米的长廊。如珠似玉的果实垂着，打人的头，遮人的眼。葡萄园紧连着瓜田，那有名的哈密瓜像枕头一样东卧一个，西躺一只。切开后咬一口，蜜浆粘着嘴唇。哦，正是因为这旱啊，这热啊，这低啊，才有这样出类拔萃的物产。那远山上的雪水渗下来，在地上慢慢地滋润，那天上的太阳射下来，在头上狠狠地加热。

我们见惯的绿叶，在景山，在北海，在武夷山下，在漓江旁，常是专让人赏心悦目，怡情增趣的。而这里，每一片绿叶都是一个高效率的化工厂，在做着能量转化、制造糖分的工作。那葡萄、那哈密瓜，含糖率竟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西北的沙漠，西北的戈壁，竟是贮满了糖汁的啊。我在葡萄架下漫步，让脸轻轻地磨那冰肌玉肤的葡萄；我在沙滩上坐下，用手慢慢地抓起一把细沙，撒开，让它流到地下，再抓一把，再撒开。我体会着她的温软，看着她的晶莹，这就是西北吗？这苍凉掩盖着的娇媚，这洪荒中掩藏着的锦绣，这苦涩后紧跟着的甜蜜。正像歌唱这里的一首歌说的：“我的心儿醉了。”

从吐鲁番返回，车过达坂城时起了风。路边的树在风中弯成了一面弓，车子开得十分吃力。被风扬起的细沙从车篷的缝隙里钻进来，均匀地落在头上、脸上、衣袖上。达坂的风在世界上怕也是数一数二的，每年八级风可刮一百天以上，风速大时每秒可达五十五米，连火车在逆风中也开不动，有一次大风甚至将十节空车厢吹翻。“狂吹人上天，疾卷车如纸。”这是清人描写新疆大风的诗句。

今天的风没有这样大，但也已昏天暗地的了。风擦着车帮，打着尖利的呼哨。车身震颤着，在和一个无形的力士做着殊死的搏斗。天气也突然冷起来了，上车时还穿着短袖衬衣，这时却都把毛衣加在了身上。出门遇上这种天气是扫兴的，而此时，我却如在钱塘观潮，在海边看浪，感到一种豪气扑面而来。祖国啊，你不只有如画的风景，春兰秋菊的容颜，你也有雷霆，也有闪电。你不喜欢那些只会泪眼对故国明月的儿女，你不爱那些只沉浸于一勺西湖水的子孙。你要用自己的强悍、骁勇去感染、锤炼出无愧于你的儿女！

多么辽阔的土地啊，只新疆一个省，就有三个法国大。多么壮美的河山啊，你在西北行走，无论在甘肃、在青海、在新疆，也无论在冬天、在夏天，你只要一抬头就会看到那皑皑的雪峰，他飘着白须，那样高远，那样静穆。你开着车，走过青海湖，走过天池，走过玛纳斯湖，他们静静地躺着，明净的水面那样深沉，那样含蓄。他们在等待啊，等待。我搜索着自己脑中关于西北的诗词，大都是些“无花只有寒”的悲怨，都是些“北风卷地白草折”的吟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出了一位武将诗人，他就是兵团政委张仲翰。他有一首“老兵歌”唱道：

江山空半壁，

何忍国土荒。

君有万夫勇，

莫负好时光。

西北，这壮美的大地啊，你终于等来了，等来了开发的大好时光。

其实，西北的开发并不自今日始。

我出发作西北之行时，随身带了一本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的书，可见国民党政府就已在喊着开发西北了。一批实业家确也曾在这里惨淡经营交通、矿业。到乌鲁木齐后，我又买了一本《历代西域诗钞》，进一步知道在清政府时，就着手这里的开发。

左宗棠有诗云：“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他在与沙俄作战的途中还一路亲率士兵修路、植柳。至今，人们在天水、平凉等地还可看见两人合抱不住的“左公柳”。再远，还可追溯到汉张骞、李广、卫青、霍去病。清康熙中叶时又从甘肃境内的五十六个州县西迁了两千四百户，经营敦煌。

千百年来，中华子孙们并没有因为这块土地的荒凉而放弃了对它的经营，对它的开发。他们用赤子的热心，来暖化这冰天雪地；用爱国之情，来培出沙海的绿荫。这种艰苦而又伟大的开发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它使我们这些同是中华子孙，但生活在风和日丽之乡和都会街市里的人，一来这里便不由生发对西北同胞们的敬意，相形之下甚而还有自我惭愧之感。

在西北，我访问了许多在南方出生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可是这里早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江南留给他们的是童年温暖的记忆，这里却给他们注入了事业的生命力。

有一位女考古学家，叫穆舜英，也是南方人。她在这里考察时曾发掘出一具古楼兰王国的女尸，虽距今已一千二百多年，但衣饰完整，浓眉大眼，被称为“睡美人”。发掘那天，漫天大风，她和伙伴们抬着这位“睡美人”从山上走下来，心头充满了一种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欢乐。她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地区的女科学家，也是第一个在这里发现了完整古尸的人。对科学事业来说，对开发者来说，第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牺牲，意味着英雄，意味着科学史上的一个新坐标。

我想起那个因在我国西北地区考察而闻名于世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丁。他当年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入罗布泊地区，进到古楼兰。他骄傲地说：“从前没有一个白人到过世界上这个地方，我是第一个，我就是这里的君王。”中华子孙们哪里去了？为什么让一个白人在这里当“君王”？彭加木同志赌这口气，他率队第一个穿越罗布泊，驱车在古丝绸路上疾驶，他和他的继承者得到了一大批最珍贵的资料。他们填补了一个空白，在地学领域又开辟了一块天地，他们才是这里的“君王”！西北，真是一块砥砺人意志的巨石。在我和一位经常出入沙漠的研究员连续两天的谈话中，从早到晚，他没有想到给客人倒一杯水，自然他自己也不喝一口，这是长期在沙漠里工作养成的习惯。他已经像一株红柳、一苗沙枣、一丛骆驼刺，完全征服了这里的环境，成了这大风、黄沙与冰雪的主人。

在和这些西北开发者一块儿生活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一个问题，人在这个世界上来去，总应留下一点痕迹，对历史有一点奉献，就像那在甘肃秦安出土的六千年前的彩陶，和那敦煌石窟里不知名的艺术家的泥塑。那么这痕迹留在哪里呢？留在那已经人满为患的都市吗？留在那已在炒着冷饭的学术领域吗？这些地方早已是新痕压旧迹，很难再有建树了。还是毛主席的那句老话，要绘图，最好是白纸。

在准噶尔盆地的边缘，我拜访了一批军垦战士，他们全都来自上海、武汉、重庆、成都等南方大都市。他们在这张白纸上很快就绘出了新图。这原来渺无人烟的沙窝，现在长着几个人一次都吃不完的大甜瓜，长着全国最好的长绒棉。他们亲手建起的石河子新城，全新的街道，全新的建筑，全新的居民，全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岁。我问一个上海青年，为什么不想回上海？他说：“这里天高地阔，回去憋得不行！”文学老前辈王统照说过：“人是在环境中容易被征服的动物。”是的，环境太安逸了要夺人志的。白居易写江南是：“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而大西北则是：“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同是中华子孙，西北子弟更得天地之豪情！

万千年来，人类的活动只限于地表，他们盖房、挖沟、烧陶、打猎、埋葬，也只不过在地表几米、十几米深的土层上做着搅动。考古学上将这一层留有人类文明痕迹的土地叫作“文化层”。包括那伟大的敦煌艺术，也只是坐落在这一层上。随着科学的发达，人类文明的痕迹也在逐渐向地心伸延。

在兰州，我遇见这样一批搞石油地质的人，他们的钻头已打到地下的一万米深处，而他们研究的石油成因又可追溯到三亿多年前的地球。“深山有宝贝，狮虎来看守。”恶劣的气候正是这油海上的看守者。但是勇敢者来了，当年这些刚出校门的热血青年，背着石头袋子，提着地质锤，爬冰卧雪，在野外遇到一间破房子便是最好的宿处。男女队员中间隔上一溜书包，和衣而卧，鼾声如雷。天不亮又向新的目标前进。我会见了一位当年的女子野外勘探队长，她是杭州人，那曾是西子湖般明亮的双眸旁已经爬满了鱼尾纹。她深情地回忆着过去的英雄生涯，怀念为我国石油事业贡献出青春甚至生命的战友。和她同期来西北的还有杨虎城将军的女儿，她在一天外出回来时迷了路。第二天早晨，伙伴们在帐篷外一里地处发现了她，但是已被风雪埋葬了生命。

由这两个英雄的女性，我想到敦煌文物所的一位副所长。她，一个上海姑娘，从考古系毕业后就来到三危山下的沙窝里，只身一人三十多年。她们的青春都献给了祁连风雪，而西北的资源、文化，连同恶劣的自然条件又成就了她们的事业。我国的石油事业，从玉门，从柴达木走出来，走向大庆，走向大港，走向全国各大油田。我们的敦煌艺术终于从沙堆下被发掘出来走向全世界。啊，这批伟大的开拓者，这批优秀的中华子孙，天赋西北于他们！他们对得起西北，对得起祖国母亲！

我从西北回来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一闭眼，脑海里就是那皑皑的雪山，那明镜般的天池，那滚滚的黄河，那一望无际的戈壁，还有那些在山河大漠间工作的可敬可爱的人们。这几年旅游之风大盛，有人向往国外的现代文明，有人留恋江南的明山秀水，我却愿中华儿女都到西北一行，那里会给你思考，给你鼓舞，催你奋进。我们不该忘记西北——祖国的半壁河山，更不该忘记：我们自己，是喝着黄河水的中华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