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英译者在翻译前期的准备工作和翻译构成中需要参考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庄子学研究成果。庄子学简史的梳理为《庄子》文本的研究奠定基础，从文本分析向翻译研究过渡。考察英译者参考的蓝本，发掘该蓝本在庄子学史中的地位和历史价值，可以为译本的评估提供参照，同时，理清庄子学发展的脉络可以为英译的理解和评论提供依据。
一、庄子学简史
战国秦汉——庄学发端 春秋时“礼崩乐坏”，诸侯并起，百家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学派互相评论，最早对庄子的评论来自惠施和荀况。惠施批评庄子“子之言大而无用”[1]，荀子批判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2]。《吕氏春秋》一书中引《庄子》的文字多达五十多处，却为了阐述作者的政治主张而对其思想和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书中“贵生轻物”的主张继承了庄子的养生论。西汉的刘安的众门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援引《庄子》的段落甚多，同时对《庄子》的道论和修养论都有阐发。刘安本人著有《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
魏晋时期——玄风清谈 汉末魏初，历尽激烈的政治斗争的人们渴望清明的政治环境，老庄思想得到了魏晋名士的青睐，清谈之风兴起。曹魏集团的代表人物夏侯玄等人倡导清净无为的政治，当时注庄者多达几十家。“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继承并发扬了庄子的思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改造了庄子的逍遥义，企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发展了“独化”、“名教即自然”的哲学体系。郭象吸收了前人的注释，并“以义去取”而删定的三十三篇《庄子》成为学界的定本，流传至今。郭象的《庄子注》开辟了庄子的显学地位，有曰：“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曰，却是庄子注郭象。”[3]东晋南北朝时，佛教盛行，佛学与道家学说互相渗透，庄子学染上了浓厚的佛学色彩，此时许多知名高僧研究庄子，例如慧远、支遁等。东晋道教迅速发展，葛洪对庄子思想吸收改造，著《修订庄子》。
隋唐时代——佛道融合 唐朝皇帝姓李，为神化李姓，以老子后代自居，把道教抬高到皇室宗教的地位。推崇老子的同时，也对庄子大加推崇，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陆德明作《庄子音义》，对旧音义兼收并进行审定。道士成玄英作《庄子疏》，成玄英疏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儒教的仁义礼法贬抑，二是以佛注庄。他吸收佛教观念，援引佛教义理解庄，丰富了道教哲学，深化其理论水平。另外，他注重名物训诂、字词考释，为后世的庄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成玄英的《庄子疏》标志隋唐庄子学的义疏之学达到了巅峰。
宋明时期——庄学儒化 宋代崇尚儒学，这个时期的庄子学呈现出明显的儒学化倾向。宋代著名文人都对庄子进行过评论，如王安石、苏轼、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人，尤以王安石、苏轼的影响最大。宋代学者能突破唐代“疏不破注”的传统，大胆质疑，甚至改经。苏轼怀疑《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非庄子所作。林希逸的《庄子口义》承袭了王安石、苏轼等人以儒道为一的思维模式，常引用儒家经典来证《庄子》，对《庄子》散文的文字、脉络、笔法、意境等亦有深刻的阐释。宋明时期的禅宗更是吸收了庄子的思想。
清代的庄学——考据典范 这个时期比较有成就的庄学著作有林云铭的《庄子因》，他比较了庄子与老子、孔子思想的异同，对《逍遥游》的主旨作出了新的阐释，对外杂篇真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宣颖的《南华经解》在探究庄子文章艺术方面取得突破。清代的乾嘉之学将考据学发展到顶峰。俞樾的《庄子平议》是训诂考据之作，在考据学方面成为阐释《庄子》的典范之作。晚清的一些研究成果继承发扬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解》等。民国时期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庄学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以传统的训诂方法进行研究，如马叙伦的《庄子义证》、刘文典《庄子补正》、王叔岷《庄子校释》等；另一种是吸收了西方的哲学成果对庄子进行的阐释如郎擎霄的《庄子学案》、叶国庆《庄子研究》等。
二、英译本的参照体系
《庄子》的英译者不同程度的参照借鉴了中国国内庄子学的研究成果，现将主要英译本参照《庄子》学著作情况加以总结，列表如下：
表2-1 主要英译本参照《庄子》学著作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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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TCC是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Chuang-Tzu Chi-ch’eng的英文缩略，（a）初编，台北，1972年；（b）续编，台北，1974年。）
以上译本参考文献的发现主要是通过译本的序言、注释或附录中提供的信息归纳而成，也许译者还有其他参照，但根据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难以考证，疏漏在所难免，还有一些译本的参考文献无法在译本中获得，所以这部分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补充。根据目前掌握的主要译本参照庄子学著作的情况，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英译者主要参照了明清以及近代的庄子学著作。一百年间，英译者对《庄子》的研究在进步，这与中国国内庄子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推断英译者庄子学水平的提升会在译本的质量上有所体现。1881年的第一本《庄子》英译本——巴尔福译本的参考文献还比较匮乏，1981年的葛瑞汉译本参考文献明显变得丰富，这不得不归功于国外汉学以及国内庄子学的发展。20世纪中期的华兹生译本首开参考日译本《庄子》的先河，可以理解为译者对参考文献的选择更加灵活。从上表也可作出如下推断，即译本风格可能会受到参考文献的影响，后文的相关研究也部分的证明了这种猜想，如郭象《庄子注》对冯友兰译本的影响。葛瑞汉译本参考了许多《庄子》考据学方面的著作，如郭庆藩、王先谦、刘文典等人的作品，葛瑞汉也比较注意词义、句义的训诂考释，他的译本主要体现了庄子考据学方面的成就。由于英译者对国内庄子学的参考影响其对《庄子》的理解，而这种影响又渗透进译本中，所以这些译本的参考文献信息可以帮助解释一部分译本形态的成因。
[1] （战国）庄周：《庄子·逍遥游》。
[2] （战国）荀况：《荀子·解敝》。
[3]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二十，13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