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孙珩超

张宁锐

1999年，正当很多国企创办的学校被剥离给社会时，孙珩超以宝塔石化集团为基础支撑，办起了银川大学，十余年探索，因为校企之间的良好互动，学校得以快速发展。今天，校企融合正在成为教育部职业教育改革力推的方向，孙珩超的探索可资借鉴。

人生：受过苦难更懂责任

孙珩超认为，农村经历让他养成了一种宽厚、坚韧的个性。在他看来，现在鼓励大学生去农村支教、当村官，为农村带去了先进的思想、文化，冲击了当地的落后观念；同时也从农村社会继承了很多优良传统。

教育在线：每个人身上都有明显的时代影子，巨大的动乱后曙光乍现，造就了一批被称为“78级现象”的社会脊梁性人物，你正好在那个时代步入大学。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童年和大学时光？

孙珩超：我那时是“孩子王”，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高中一直当班长，高中还是学生会主席。只要我在教室，我们班没有一个敢出去玩儿的。我们班样样不落后，班主任很放心。

那时我踌躇满志，也有毛主席“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志向，还没上高中，《三国》《水浒》《岳飞传》《说唐全传》几乎能倒背如流。但“**”前搞“三反、五反”运动，父亲遭受打击，全家人被迫迁到农村，在当时也很没地位。从此我就和农民风里来雨里去。大家干活儿一闲下来，就围着我让我讲书。当时文化生活很枯燥，农民听讲书可高兴了。为此，他们还抢着替我干农活。

经历过很多苦难，更懂得自强。恢复高考之后，我在繁忙的劳动之余，见缝插针地复习，于1979年考入西北政法大学。

教育在线：这些经历对你后来创业和办学应该很有帮助。

孙珩超：是的。它是一笔人生财富，让我养成了一种宽厚、坚韧的个性。

教育在线：这也是你们那代人的共同特点。现在国家也鼓励很多大学生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你怎么评价？

孙珩超：鼓励大学生去农村支教、当村官，这非常好。

那年我陪复旦大学校长到宁夏西吉县三河中学调研，看到一帮复旦大学研究生，扎着我老家妇女的头巾，穿着自己做的纳底布鞋，脸蛋晒得黑黑的，在大西北的山村里给孩子们讲课，非常朴实。

晚上，支教老师把他们的床腾给我们住，他们自己则把课桌拼起来睡。这些老师没有工资，学校给的一点补助也不舍得花，看哪个学生困难，就资助学生了。我当时特别感慨：有过这些经历的人，不知要比那些宅在家等爸妈找工作的孩子，强过多少倍。去年我为宁夏团委组织的支教同学送行，这些同学告诉我到农村之后更懂得如何爱戴父母、勤俭节约了。

这些大学生为农村带去了先进的思想、文化、信息，冲击了农村的落后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农村社会学习、继承了很多优良传统。

教育在线：在农村受苦会让人懂得承担责任。

孙珩超：是的，责任不容躲避。一位佛学大师曾劝我皈依，我说，我心中有佛，红尘中自有佛。我办企业帮助很多人就业，办学校给很多山区孩子提供学习知识、技能的机会，我觉得在现世中做些有益的事，比在清静山寺里自修更好。佛教有“大乘”“小乘”，“小乘”修自己，“大乘”修众人。

职教：一个政策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随着职业教育迎来较好的政策机遇，办职教的人越来越多。孙珩超呼吁，职业教育要差别化发展，不要一拥而上。他建议不同地区设立职校的标准、专业特色和办学特色都要有差别，本科层次的职校与普通本科也要不同。

教育在线：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你创办银川大学？

孙珩超：一方面，企业需要人才，办职业教育与办企业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家要承担社会责任，办学可以为家乡，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提供学习知识、技能的机会，这是践行社会责任的义务和使命。

教育在线：对于践行社会责任，很多企业家选择捐资助学，而你选择亲自“下水”办学。后者除了出资，还要付出更多心血。

孙珩超：相比捐资，办学确实难很多。为了确保对银川大学持续、稳定的投入，我们特别成立了独立法人性质的教育投资控股公司，以避免企业兴衰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所有投资到学校事业中的资金，都归属教育集团，用于学校发展，我们永远不从学校中取利。我有一个心愿，40年后，我要把一个优秀的职业教育特色的大学交给银川市政府。

教育在线：办职业教育现在迎来了较好的政策机遇。

孙珩超：是的。我前几年一直呼吁把职业教育作为一个办学方向，而不要被某个办学层次卡住，不能是考不上大学的上高职、考不上高中的上中职。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基本上回应了这个呼吁。全社会、各级政府都认识到：没有职业教育，实现工业现代化、装备制造业先进化，都不可能。

职业教育备受重视，也就吸引更多人投入其中。所以我今年提案呼吁：要差别化发展，不要一拥而上。首先，设立学校的标准要有差别。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好、财政投入足、师资力量强、工业底子厚，这些标准要往高拔，为更先进的工业产业服务，向更高端的职业教育发展；对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办教育则要有不同标准和不同政策，要把建校标准设低一些，否则就办不成，而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职业教育。

教育在线：还是应该有个基础性的标准吧？否则，像实训场地，如果达不到一定条件，职业学校对学生的培养质量就会受到影响。

孙珩超：这个我们赞成，如果总体标准比较高，政策扶持上就要差别化对待。一刀切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是勉为其难，甚至遏制它们的发展。

教育在线：标准可以分层。

孙珩超：对，中国这么大国家，一个政策怎么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不仅如此，办学特色和专业特色也要有差别。职业教育一定要根据国家产业布局、产业形成的特点来办，比如广州有个学校叫××能源化工学院，倒不是说广州就没有能源、化工，但肯定不是优势所在。而在广州办海洋产业方向的职业技术学院，就很合适。有一年，挪威一家造船公司委托我们培训船员，他听说我校有个鹤泉湖，问我能不能放船。我说能放旅游快艇，而他却要放一个退役军舰，这不开玩笑了？

根据产业布局办职业教育，可以优化资源的配置，避免浪费；成熟的产业基地已经培育了成熟的产业技能人才，职业学校在这里招聘双师型教师不费劲。此外，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要与普通高校有差别。教育部应鼓励中专和大专层次的职业学校升级到本科层次，以培养较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但升级到本科一定要限制它办职业教育的特性不变，如果转为普通本科，意义就不大了。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是普通本科无法替代的。

教育在线：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比办普通本科高校，在某种意义上难度更大。

孙珩超：想办好这种职业教育，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实验，第二实训，第三实习。实验是小投入，有个几千万元就能配齐；实训是中投入，没有模拟工厂，学生就引不进去，训练不出来，耗材成本也非常大；真正的职业教育还在实习，实习不是模拟，要进工厂，对自己过去所学的技能、原理进行全真环境下的检验。

我去年的一个提案是鼓励大中型企业办职业教育，因为小企业规模扛不住，大中型企业规模大，办职业教育，可以将产学研结合起来，用人、实验、实习也能结合起来。

（文章原载于：《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2011年11月9日C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