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尚“和”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和”之所以成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一贯信守的根本准则，是由于“中国人很早便确定了一个人的观念，由人的观念中分出己与群。但己与群都已包含融化在人的观念中，因己与群全属人，如何能融合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则全赖所谓人道，即人与人相处之道”[1]。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你之中有我，我之中也有你”，中国人的“个体”并没有清晰明朗的“自我”疆界。事实上，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中国人就不喜欢过分地划清人与我的权利界限——这样做是会被认为“很难看”的。中国人也不喜欢在自己与亲属、朋友之间划清楚界线（与不认识的陌生人又另当别论）。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只“很难看”，而且“小气”“自私”“个人主义”。简言之，就是“不会做人”。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没有，也不希望有牢固的自我疆界。他们宁愿让人与我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依赖。正如孙隆基所说：“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就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2]这表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首先表现为一种人际关系的建构。因此，中国人多有“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等与人合群互助的倾向。在这样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中国人尚“和”，重要缘由之一便是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和”在调节人际关系时具有这些积极的功能。这样，中国人一向重视在人际交往或处理人际关系时将“和”放在首要位置，也几乎将所有心思甚至谋略都放在与他人、与自然的交往上，有着浓厚的关系取向或社会、他人价值取向。而在探讨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时，由于多种机缘相互作用的结果，“和为贵”作为价值安排与制度准则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以“和”作为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安排及制度安排得到社会心理的认同和支持，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获得平衡，从而推崇“和”，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使得尚“和”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即便在当代青年群体的心目中，仍有着深厚的“和为贵”心态。这说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以追求“人际和谐”为理想目标和最高境界。

虽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信奉“和为贵”的处世之道，但是反过来说，只要你翻开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战争是颇频繁的。就朝代而言，中国历史上有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宋金辽并立时期，在这群雄并起的时代，各国之间发生战争真可谓家常便饭；就朝代更替而言，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几乎每逢朝代更替之际，中国就要爆发一场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战争；就某个已得天下的朝代如明朝而言，其内部也常常发生叛乱之类的战争；就普通的民众而言，“窝里斗”则是世人皆知的陋习之一。就现代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来说，近年来，较为普遍的社会戾气正在侵蚀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快递小哥接连被打、保安劝离遛狗男子被打骨折、航班上引发斗殴、地铁公交上争抢座位爆发血战、“路怒症”上演全武行……小事情诱发大矛盾，接连引爆舆情，不能不让人忧虑，令人感慨。所谓“一时冲动”却无法掩盖其中弥漫的一股戾气。毕竟，这些事情更多地发生在普通人身上，一点就着、一碰就炸，既发生在熟人中间，也发生在偶遇的陌生人中间。那么，崇尚“和为贵”的中国人为什么又如此“好斗”“充满戾气”呢？这是一个矛盾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不能不说，谴责容易，自省难。置身于一个戾气过重的社会，暴力思维其实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下，谁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有动粗的念头。因此，要把握中国人的“做人”与“相处”之道，要解析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关系与行为，从“和”入手，无疑是打开中国人处世与人际交往心理机制的一把“钥匙”，也可能是消解现代中国人心中戾气的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