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结果与分析可以看出，个体对家人关系词、陌生人关系词相容反应平均反应时显著短于不相容反应平均反应时，且内隐效应显著，部分验证了假设1，即家人与“尚和”联系更加紧密，陌生人与“不和”联系更加紧密，但对熟人的人际和谐内隐态度偏向不明显。同时，个体对家人的EAST效应最大，其次是熟人关系词，陌生人关系词为负值，反映了在被试的人际图式中，家人与“尚和”联系最为紧密，其次是熟人；陌生人与“不和”联系紧密，表现出差序格局的现象，结果验证了假设2，即家人、熟人和陌生人在与人际“尚和”的联系紧密程度上呈现出差序格局的顺序。

个体对家人表现出明显的“尚和”倾向。对家人关系词做“尚和”反应的时间显著短于做“不和”反应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最注重家庭关系。在差序格局中，家人离自我的心理距离最近，而且中国人又是依赖型自我，自我概念包含了父亲、母亲、好朋友等十分亲近的人，因而亲人之间存在着亲密的情感联结，彼此间建立的人际和谐也是本真取向的实性和谐。或者说，家庭中的人际和谐遵循的是情感法则，家庭和谐关系维系的目标是为了情感本身。个体和家人维持情感性的关系时，维持人际关系和谐融洽本身便是最终目的。

个体对熟人的“尚和”偏向不明显。对熟人关系词做“尚和”反应的时间与做“不和”反应的时间没有达到显著差异，且内隐效应也没达到显著水平。可能原因是熟人位于差序格局的中间位置，属于中国人人际关系中一个非常独特的领地，遵循的是人情法则。人情法则与情感法则的区别就在于，情感法则是唯一的情感指向，而人情法则有情感的因素在内，但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工具性。根据黄光国的观点，熟人处于中间地带，是情感成分与工具成分相混合的区域，如果情感性成分提高，则向“差序”的核心推进，从熟人关系发展为亲密关系；反之，如果情感性成分降低，则人际关系向“差序”外围退化，出现了从熟人关系向陌生人关系的转变。[42]因此，个体对处理熟人关系间的“尚和”与“不和”界限较为模糊，其中既具有“尚和”的倾向又同时小心提防，表现出“不和”的心理倾向，从而熟人关系词与人际“尚和”“不和”的人际心理联结处于“混合”状态，对“尚和”与“不和”的内隐偏向不明显。

个体对陌生人表现出“不和”的倾向。对陌生人关系词做“尚和”反应的时间显著长于做“不和”反应的时间。依黄光国的观点，在陌生人关系中，存在的是工具性关系，工具性人际关系的社会交易法则是讲究公平的，个体都会一视同仁地以同样的原则与之交往。[43]个体在生活中和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的目的，主要是获得他所希望得到的某些物质目标或物质利益。交往双方即使可能再次相遇，他们也不预期将来会进行任何情感性的交往。因此，中国人常常表面上热情待人、和谐待人，但如果是陌生人，尤其是被认为眼下或将来都是“八竿子打不着边”即无利益交际的人，则表现出冷漠或冷淡的一面，或至多客气一两句而已，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做到不轻易与他人冲突就可以了。因而，个体对于没有形成人际关系的陌生人具有排他性。在人际交往中，越是远离“己”的中心，就越容易被人们排斥。因此，在内隐心理层面，交往双方多以“不和”的心态对待彼此，即使“尚和”，也是一种“面和心不和”的工具性和谐。此外，在心理距离上，中国人还对陌生人存在“防范”心理，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一些公共场合，被迫处在一个空间环境里的中国人，“防人之心”主宰着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周围陌生人的回避与警戒，尽量拉大空间距离，或背对陌生人，目光移向别处；或挑剔地打量靠近自己的陌生人，以判断对方有无威胁。这都是心理不信任、不相和的表现。

总体来说，中国人对家人具有普适性的内隐“尚和”倾向，对亲近程度不同的他人则表现出有差序的人际和谐倾向，即表现出差序格局。正如杨宜音所认为的：“关系越是靠近亲缘的核心，其内容越具有肯定性，越是情感的、合作的、亲密的；越是远离亲缘核心，便越具有否定性，越少合作，越疏淡。”[44]这种差序性符合已有理论模型的支持。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表明，中国人存在一种对远近亲疏关系对象有差别的情感，这种有差别的情感引导着一套有差别的行为规则。[45]黄光国提出的“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也表明，按照由己外推，情感由深而浅发生变化，人际关系可以划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及工具性关系，个体对不同人际关系会有不同的情感效应与行为模式。[46]可以说，这三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及其人际和谐方式，是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与行为的“原型”。无论是在何种时空情境下，中国人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表面上纵然有所差异，其基本“原型”却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