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一方面，忍具有较高的价值，也是作为一种美德被中国人推崇为做人最重要的品德。在人际交往高度频繁的中国社会，“忍让”是一种生存策略，是求得“安全感”的一种人生技巧。中国人对“安全”的需求，既包括身体安全，也包括心理安全。珍视既得利益，不轻易冒风险是为了保证“身”的安全，而重视人际关系的和合性、重“忍让”则是为了“心”的安全。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善“忍让”或“自我压缩”，根本用意是为了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视而获得心理的安宁。谚语中常有“忍为高，和为贵”“忍气饶人祸自消”“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若要好，大做小”（指要把关系处理好，就得不计身份，谦恭待人）；“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小不忍则乱大谋”“欲成大事，必有小忍”“君子之身可大可小，丈夫之志能屈能伸”“委曲能求全，委曲图安然”“屈己者能处众，好胜者必遇敌”。因为忍，所以，中国人处处以对方为重，“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自我贬抑与压低“自己人”。据《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记载：“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亦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张公艺是我国历史上治家有方的典范，他的家族九辈同居，合家九百人，团聚一起，和睦相处，千年以来，倍受历代人民尊敬，传为美谈。张公艺以“忍”齐家的名声由此广为传播，以其名义写成的《百忍歌》也流传至今，“张百忍”之名由此而得。

另一方面，忍的目的在于避免争斗，放弃自己的需要，不与别人争权、争利、争名；压抑自己的不满和怒气，不与别人斗气；克制自己的嘴巴，不与别人斗嘴；约束自己的手脚，不与别人拳来脚去、大打出手。在人际交往中，面对矛盾冲突，不少人有时候缺乏及时、平和、有效化解的能力，错过了正常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机会不说，反而可能把“小事弄大”，甚至大到无法弥补的地步。因此，这时忍让是避免争斗、退出争斗的有力工具。但“严格来说，忍并非真正面对问题，解决冲突，而只是中国人消解冲突的一种方式”[31]。有一首打油诗更是将“忍”君子的心态描述得入木三分：“忍字头上一把刀，为人不忍祸自招，能忍得住片时刀，事过方知忍为高。”当然，大部分中国人在人际交往时，心中对对方的忍也都有个“度”，一旦超过个体容忍的度，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一遇到冲突，就很容易把对方想象成潜在的对手。当双方都带着这种莫名的怨气而互相拱火时，冲突必然会升级。因此，忍让是一种美德，我们提倡忍让，但也不能把他人的忍让视作怯懦，若把对方逼急后果不堪设想，俗话说得好，“兔子急了也咬人”。

忍的意义不仅仅是避免争斗，避免结冤记仇，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实现同心协力，从根本上消除争斗情境的发生。忍对社会、对集体、对个体都是不可或缺的，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人心不同，可是要做到同心，个体只有放弃或剥夺自己内心的某些东西而去认同集体和他人之心，才能求得同心；同样，人的行为及其方式也是五花八门、各自有别的，可是要做到协力，则个体只有约束、克制和压抑自己的某些行为而去认同集体和他人的行为，才能求得协力。因此，忍也是实现同心协力，达到和的境界的基本手段。没有忍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和。[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