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方面来讲，中国人在与人交往中喜欢随大溜或从众，主要因为人们认识到，随大溜对外不易引起人际关系紧张，显得不合群，能够落得与人和睦团结的美名；对内能够满足心理安全的需要，具有自利或自保（保全脸面、保全利益，甚至保全性命）的功能。倘若反其道而行，标新立异、特立独行，轻则遭来轻狂无礼的恶名，重则惹来杀身之祸。[19]
中国人很早就从自然界中或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一些“出格”或“出头”的事物和人容易受到伤害，最终都没有“好果子吃”。如“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往往易“招风”，因为在一片树林里，假若有一棵树长得比其他树都高，“鹤立鸡群”，大风一来，往往是这棵树先遭殃。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运命论》）。倘若某人在某一行业中出名了，容易惹来同行竞争者或仇人的造谣中伤、妒嫉攻击。迁移到社会的人际交往中，“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人随大众不挨骂，羊随大群不挨打”等从生活经验中形成的观念便以警世名言的形式留传下来，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座右铭，告诫人们不要在众人里出风头。风头出多了，必将遭到外部势力的首先发难。即使万不得已要出头，也不要“先出头”。再者，中国人也从古代许多行为“出格”的人物落得悲惨下场中得到许多经验教训，从而不敢“为天下先”。如商鞅首倡变法，使秦国得以强大，但变法就意味着与众不同，结果遭车裂之刑。西汉末年的王莽为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曾被时人看作“周公再世”，也被当时的朝野视为能挽西汉危局的不二人选。但王莽代汉后，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导致天下大乱，王莽自己也死于乱军之中。[20]宋人王安石试图变法以强国富民，虽未遭车裂之刑，但下场也颇为悲惨。这诸多“前车之鉴”，让许多中国人深深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出格”是危险的，而不“出格”则是一种稳妥的做人方式。因此，一些中国人虽然内心渴望自己出名，比别人强，但同时又伴随着一种相反的力量来牵制自己，压抑这种想出头的愿望。对中国人的心态与行为方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先哲老子在《老子·第六十七章》中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将“不敢为天下先”视作三宝之一。而《老子·第七十三章》则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诗·大雅·烝民》中也提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21]（“明哲保身”）一语，这些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做人的格言，信奉至今！
从另一方面来讲，喜欢随大溜的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时，既不敢为人先，也不愿落人后，而是乐于处在大多数人的中间，这样能够得到心理和生命的安全。俗话说“天塌下来，有大家一块顶着”“上游冒险，下游危险，中游保险”“三条路中间行（遇事时，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等，这些就是求和心理的反映。处于中间位置者默默无闻、平平常常，既不可能去招人、惹人、欺人和罪人，也不可能遭人妒嫉、欺侮、打击和迫害。因而，他就不会陷入是非、矛盾、冲突和争斗中，也根本不会与人结怨记仇、对簿公堂、打官司告状。即使万一遇到麻烦，卷入是非中，由于他属于大多数人之一，即便错了也是大家的错，而不是“我”一个人的错，由此可能会逃脱惩罚，毕竟“法不责众”。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个体在面临复杂的决策情境时，由于信息量过少、不完整或未来事态发展不明朗等，个体难以做出有效的人际决策，而不得不采取随大溜的策略，相信大多数人的决策总是没错的，“跟着大家走总不会有错”“跟着大部队走总不会吃亏”。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推崇随大溜的道理。
而且，中国人随大溜的心态也与中国人有铲平主义倾向有关。中国人的“个我”极不发达，多具有“他者取向”。在此背景下，个人的自我价值必须不断地与他人比较才能确立。所以，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时，就必须看多数的“别人”是如何做的，若发现自己的言行与多数的“别人”不一致时，就会赶紧与他们保持一致。或者，他想方设法让别人与自己保持一致：若自己有权力，便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去铲除别人与自己的差异；如果自己没有权力，便用“忠告”或“游说”的方式去铲除别人与自己的差异。[22]而中国又是一个讲人情、重脸面且“人治”现象颇为流行的社会，所以，后者的做法常能奏效。反过来，如果在一个群体或组织里，一个人常常保持思想与行为上的独特性，那么，领导们就会将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视为“异端”而予以抨击，一定要来一个“会商”制度，并且提前安排好一些告密的人盯梢，随时将其言论动态向上汇报，直到这个思想怪异的人不再怪异为止。所以，随大溜也是中国人自保的主要行为方式之一。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限制了中国人独立个性与求异思维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创新思维的发展。
以上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若从社会或群体的角度来看，中国人随大溜心态的形成也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有关。这也在前文讲过。杨国枢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由于精耕农业、家族共产、父系传承及差序结构等原因，形成中国人融入或配合社会环境的生活适应方式，同时学习社会取向（social orientation）的社会互动行为风格。社会取向又包含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前三种有特定的指涉，“他人取向”则泛指非特定对象的人，这可能是由他人所构成的或想象中的“观众”或“听众”。整体而言，社会取向意指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受到他人影响的一种趋向，特别重视他人的意见、标准、褒贬及批评，在行为上努力与别人相一致，希望在他人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社会取向共包括四个方面的特征：顾虑人意、顺从他人、关注规范和重视名誉。因为顾虑他人的意见，以致不敢表达或凸显自己与他人不同的想法或特性，因而无法坚持自己，而显得缺乏自主意识，甚而要改变自己来趋同于他人。即使个体其实不想这样或那样做，希望自己跟他人不同，但由于其希望获得大家的认同，要做一个“好好遵守社会规范的人”，也就不得不按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行为规范而行事了。[23]按现在的话来讲，多数中国人是嵌入诸多群体或社会圈之中的。处于若干群体与社会圈包围中的多数中国人，感到在中国社会中生存发展，需要尽量做到合群。一个经常得罪人、四处树敌的个体也必然要四处碰壁。在日常话语中，在某群体或社会圈中比较合群的个体通常被认为“人缘好”“人缘不错”，反之则被认为“人缘差”“人缘糟糕”。因此，个体在某群体或社会圈中的“和谐”状况直接决定了个体在其中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在某群体或社会圈中，拥有良好“和谐”的个体才能在该群体或社会圈中长期摄取更多资源，维持一般性的“和谐”至少可以在该群体或社会圈中继续立足，而一些不合群、“人缘”较差的个体则比较容易被该群体或社会圈边缘化，甚至有可能遭到较为严重的排挤、打击。尤其是在同熟人打交道时，中国人要防止与熟人发生矛盾冲突，避免与熟人进行争斗，不使自己卷入是非而遭受妒嫉、打击和迫害，他得同熟人保持一致的和合状态。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孤芳自赏”等，都不是好的状态；一个人自顾自，不惠及别人，也被称作“孤寒”；而单个人的见识也被认为是有限的，因此说“孤陋寡闻”；至于不经自己选择而又不能与别人在一起的状态，则是值得同情的，例如，“孤儿寡母”“孤苦伶仃”“无主孤魂”等。[24]
一些中国人喜欢众从，原因除了上文所说的“与中国人有铲平主义倾向有关”外，也与中国人有权威思维有关。至于出现“追星”之类的众从行为，则与一些中国人缺少独立思维、缺少个性等有关。
综上所言，随大溜或从众心理实质上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受某个群体的影响，最终放弃自己的意见，转变原有的态度，采取与多数人相一致的行为现象。随大溜有其合理的一面，如在良好的社会风气下，与此相适应的社会舆论与群体气氛等常常让人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随大溜或顺从行为多是积极的。如上所言，随大溜有时也是中国人的一种正常的自我保护心理机制，但是，在一些事关原则性的问题上，个体还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主见，不能什么事都随大溜。《论语·卫灵公》载，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子路》载，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在这两处，孔子都亮明了他慎重评价的态度。“众口一词”，还要怀疑吗？孔子的回答是：不见得全信，即使“众恶之”“众好之”“皆好之”“皆恶之”，也还要有自己的审视、判断，不能犯人云亦云的错误。《论语·子罕》中载，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孔子赞同用比较俭省的黑绸帽代替用麻织的帽子这样一种做法，但反对在面君时只在堂上跪拜的做法，表明孔子不是顽固地坚持一切都要合乎周礼的规定，而是在他认为的原则问题上坚持己见，不愿做出让步。因跪拜问题涉及“君臣之礼”的大问题，与戴帽子有根本的区别。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人“随大溜”的心态，在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随大溜无可厚非，但若缺乏分析，不做独立思考、不顾是非曲直地一概服从多数、随大溜走，则是不可取的，是消极的“盲目从众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