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情感性和谐、混合性和谐与工具性和谐的转化模型也可以发现，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建构的情感性和谐、混合性和谐与工具性和谐存在以下特征。

首先，在三种人际关系中，交际最多，关系最复杂，也最需要使用“和谐化”手段的是在熟人关系中。在中国，熟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熟人与“生人”（陌生人）相对，指自己熟悉的人，它包括自己熟悉的亲人、朋友、老师、学生、同学、同事与邻居等；与此相对，生人指一切自己不熟悉的人。狭义的熟人一般仅指与自己保持一般关系的同学、同事、近邻和其他自己认识的人，即虽然与自己相识，但在交情上又达不到好友水平的人。这样的熟人之间的交往既有一定的情感基础，如存在地缘或业缘关系，又往往具有长期性、相对的稳定性，并且彼此之间常常还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与这样的熟人打交道时最需要在心里掂量掂量和谐化的手段。有关要求被试者对各种人际关系需要和谐化的程度所进行的调查表明，百分比较低的是“岳父母与女婿的关系”及“公婆与媳妇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两者虽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但都是间接的亲人人际关系。百分比最低的是“兄弟姊妹的关系”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两者都以间接或直接的血缘关系为基础，而不必轻易归因于一般性的和谐作用。也有学者提出，亲和式和谐已经不单是人际关系还包括家庭亲情。亲情其实已经超越和谐，子女与父母的血缘、亲情及深层的感受都和中国传统的孝道有关；同时也超越了西方心理学的“人际关系”。[37]而百分比高的是“同事关系”与“邻居关系”。这两者虽无血缘关系，却皆有地缘（服务机构或居住场所）关系或业缘关系，从而需要多做“和谐”。所以，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即与周围有“关系”的人交往时，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尽量避免冲突，无论是采取中庸、调和，还是采取谦恭、忍让的方式，其核心目的就是如何避免出现人际间的不和。因此，在三种和谐类型中，混合性和谐应该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点。

其次，在熟人群体中，如在与朋友、同事和邻居等的交际中，人与人的交往更多还是以“工具性成分”为基础的，而非以“情感性成分”为基础，即“利”的权重大于“情”的权重。即便说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但这个熟人关系中的“情”与亲人关系中的“情”还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前者是亲情，而后者是人情。朱瑞玲据此将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分为表达性及功利性两种类型。表达性的情感是指一种自动自发的向另一人表露的情感，而功利性情感是指迫使对方回报给自己更多好处，而事先给予对方的情感，亦即为换取自己想要的目的，而给予对方的情感。这种情感交换就是人情的运用。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认为，人际交往是一个社会交换的过程，人们之间的所有活动都是交换，是一种准经济交易：当个体与他人交往时，个体都希望获取一定的利益，作为回报，也准备给予他人某种东西，他人也是如此。这种理论假定交换中的个体都是自利的（self-interested）：人们试图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并使自己的成本最小化，从而确保交换结果是一个正的净收益。交换关系中的每个个体都会评估自己和他人在贡献、收益两方面的相对大小。如果觉得自己的投入获得了大致相等的回报，他们就会认为这种社会关系是公平的。[38]虽然在中国文化的人际交往中，动则言“利”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中国人也非常忌讳常将“利”挂在嘴边。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但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个体做出和谐还是冲突的选择，应黄光国所说的，是依其目标的达成而定的。这也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人情的社会，也是一个讲“利”的社会，正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属利益关系，做人处事必然要与“义”和“利”打交道。据《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列传》中记载，当廉颇被免官时，其平日所养的幕僚全都离他而去，后来，赵王重新启用廉颇为将，先前离去的幕僚又回到廉颇身边，廉颇对幕僚的这一做法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不料幕僚却反过来教训廉颇说：“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因此，可能在熟人交往中情感投入再多，“到头来仍然只是一场交易而已”；交情再深，皆有可能因一场“利”而形同陌路。当然，这其中的“利”既有个人的私利也有社会或群体的公共利益。换句话说，社交都不是单纯的情感往来，而是一种社会投资、一种社会交换手段，起到对交往双方互惠互利的作用。

最后，作为社会和集体的价值安排，人情与面子在平衡熟人关系中的群我、人我关系及其和谐的维持上具有终极意义。群我和人我关系的最佳状态是和谐、和睦、和气、祥和，是勿争勿斗、勿怨勿仇。然而，一旦进入讲人情、讲面子的熟人关系，和与忍的终极价值地位就发生了动摇，并被人情与面子取而代之。熟人关系中也讲和与忍，但究竟是和还是争、是忍还是斗，归根结底取决于对方拥有多少人情与面子资源。给不给“面子”或讲不讲“人情”往往是中国人人际和谐与否的重要条件，它直接关系到人际关系发展的方向及程度如何。对于人情与面子资源丰富者，不当和也要和，当争也不能争；而对于人情与面子资源贫乏者，当忍也不忍，不当斗也要斗甚至狠斗、猛斗。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真正关怀的是积累个人的人情资源，适时地进行人情投资。[39]并且，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情的作用往往大于各种法规制度，所以，人际交往的人情互惠交换性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更为突出与重要。中国人对熟人与陌生人的态度之所以有着极为悬殊的差别，正是由于施予陌生人的热情是无“利”可图的，而施予熟人的优惠却可以得到回报。当然，回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感情形式的回报和物质形式的回报。熟人之间的互惠互利终归能够构成等价交换的利益关系。这就意味着，给予熟人的热情不会是无偿的付出，或迟或早总会换回某种形式的回报或实惠。所以，“去时留人情，转来好相见”“山水尚有相逢时，留下人情好相见”“凡事留人情，日后好相见”“多栽花，少栽刺，留着人情好办事”“话不说死，事不做绝”。这些都是中国人做人处事的良方。

综上可以看出，依据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理论，中国人的人际和谐存在三种类型，尤其是熟人关系中的混合性和谐是最需要“做”“经营”或维护的和谐。在混合性和谐中，中国人人际和谐的心理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双方关系的认知。个体在现实人际交往中，是否和谐或不和谐、和谐的实与虚之间如何转化，是综合人情、面子、差序关系以及情与利关系等多种社会因素而进行的情境性的或权变性的行为反应。在这三种和谐类型中，混合性和谐是人们和社会学、心理学研究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因而本研究的理论架构与实证研究中所要讨论的人际和谐也主要是指混合性和谐，而对情感性和谐与工具性和谐不多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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