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是一门兼具自然科学性质和社会科学性质的中间学科，因而在研究方法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在心理学研究中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量化研究是利用研究中得到的数据和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从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等量化思想出发，解释和探讨心理现象；而质性研究是从心理现象的特征出发，采用分析综合、比较归纳等逻辑分析的方式来探究心理学中的规律和本质。在过往的研究中，由于质性研究本身的缺陷和实施的难度，有时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会被忽视。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质性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许多研究只有通过定性的方法才能够得到结果。尤其是对于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而言，质性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早期的一些文化心理学研究者多采用观察、访谈、民俗分析等质性方法分析文化的差异及其对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比如，著名的文化学者Bond等人就采用这些方法。他们通过文化观察与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中美文化在许多方面的区别，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在针对人际和谐心理或相关的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等的具体研究方法上，为了将理论研究做得细致、深刻而规范，在理论探讨中，研究者应该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灵活采用语义分析法、深度比较法等多种理论分析的方法；为了更好地开展验证研究，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应该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实验法等实证检验手段。以下介绍几种在本研究中，也是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可以用到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语义分析法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而且象形是汉字最基本的一种造字方法，也是许多汉字形成的基础。先人们在创造汉字时往往有意无意地遵循或折射出一定的心理规律，从而使得每一个汉字结构本身几乎都蕴含了丰富的心理学内涵。而且，汉字的使用虽然有6000多年的历史，但在其6000多年的演变历程中，在自甲骨文（商）、金文（周）、小篆（秦）、隶书（汉）、楷书（汉末）至行书、草书（汉）的漫长演化史上，其演化形迹仍然有迹可寻，保存完好；更重要的是，各种有关汉字疏释的典籍经历代流传下来，也为今人研究和追溯一个汉字的本意及其引申义，以及其蕴含的心理学思想提供了方便。在这种背景下，根据字形辨析文字的本义，进而说明其引申义和假借义，是准确把握汉字的内涵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34]

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历程中，汪凤炎和郑红提出了语义分析法，并在其系列研究中逐渐规范了语义分析法的步骤或范式，使语义分析法成为中国文化心理学最为常用且有效的方法之一。本研究在剖析“和”的字义内涵等问题时，都使用了语义分析法，后文将进一步具体介绍。所谓语义分析法，是指先分析某一个字的字形特点及其蕴含的意义（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心理学含义）；接着从历史演化的角度剖析此字的原始含义及其后的变化义，从而澄清此术语的本来面目；最后再用心理学的眼光进行观照，界定出此术语在心理学上所讲的准确内涵或揭示出其内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35]

通过语义分析，我们可以将一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术语的准确内涵剖析出来。在研究过程中，对某一概念进行语义分析时，具体做法一般分以下几步。第一步，将某一字或术语（如“我”）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各种名称（如余、俺等）尽可能全面地罗列出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某一字或术语在中国文化中只有一种写法，那么，这一步可以省略，而直接进入第二步。第二步，通过查找《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将这些名称（如“我”）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含义（用法）尽可能全面地列出来。第三步，根据某一汉字在汉字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诸种字形，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进行深入分析，以便从字形上揭示出该字的原始含义，由此就能更好地看出其诸种引申含义。第四步，根据某一字或术语的含义，将其中带有封建色彩的用法（如寡人和朕）、今天较少使用的用法（如贱民）、带有方言色彩的用法（如俺）和名异实同的用法（如余）一一剔除掉，然后从中选出一个在历史上使用时间长且至今仍广泛使用、内涵最具代表性、能较好地与现代心理学中相关的术语进行匹配的概念或用语做进一步分析使用。例如，在中国汉字史上，指称“我”的字和词有多种，但只有“我”字完全符合上述标准。这样，在剖析中国人的自我观时，可以对“我”做进一步的分析，其他指称“我”的称谓则作参考。第五步，仔细分析这一概念或用语的诸种含义，先考察出这一概念或用语的“原始含义”，然后再厘清其后的“变化义”。在做这一步的研究时，较为常见的做法是，先查一些经典的工具书如《说文解字》等，然后看这一用语的最古写法（一般是指甲骨文或金文上的写法），继而交替使用第三、四步，将两者结合起来分析其诸种含义。第六步，用心理学的眼光去谨慎地审视这一用语（如我）的所有含义，将其中确有把握的与心理学没有关系的含义剔除掉（如作为姓氏的“我”肯定与心理学没有关系，就先将其剔除掉）。第七步，将余下的诸种含义与西方心理学的相关术语（如self）的含义进行比较，看看其在哪些方面与西方心理学相应的术语的含义相通，在哪些方面与西方心理学相应的术语的含义有所不同。第八步，最后做一个心理学上的界定，指明下文所讲的此术语在心理学上的确切含义，或者，揭示出其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36]

每种文化的语言文字都是一种“活化石”，其内记载和沉淀了创造该文字的民族的许多心理与行为的特点和规律。系统剖析一种文字的字形与字义，揭示蕴藏在文字中的丰富文化心理内涵，常常是准确把握该民族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个有效途径。所以，语义分析法是用来研究文字中蕴含的民族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种重要方法。且在中国文化中，汉字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心理内涵，其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更应该得到重视和推广。

（二）内容分析法

如果说语义分析法是着重于对某一汉字进行分析的技术，那么，内容分析法则是着重于对某一或某些文本进行分析的技术。内容分析法最早产生于新闻传播学领域，是一种对传播信息的内容进行系统、客观和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它适用于对一切可以记录与保存并且有价值的文献进行研究。美国传播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曾将内容分析法定义为“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享誉全球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就是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及其咨询公司运用内容分析法，在对200份美国报纸进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写成的。国内学者乐国安、陈浩和张彦彦曾基于传媒学中对报纸的分析方式，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了天津当地较有影响力的两份日报《今晚报》和《每日新报》上的“征婚启事”栏目内容以及美国波士顿发行量较大的《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Newspaper）和《波士顿先驱报》（Boston Herald Newspaper）中的“个人广告”（“Personal Advertisement”）栏目中涉及征婚的内容，探究了跨文化背景下择偶心理机制的差异。[37]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早在春秋之前的殷商、西周时期，便有了心理学思想的萌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以及名家、兵家、医家诸学者，为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奠定了丰厚的基础。他们对人类的认知、情感、意志和人格等方面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因此，运用内容分析法，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记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的经文典籍中挖掘与分析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中国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该方法也能为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开创一种新的思路。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收集与分析文本内容的技术，其实质是对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先从表征有意义的内容中推断出其中包含的准确意义，再通过编码量化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计量和统计分析，从而形成结果。[38]针对心理学学科及其研究方法体系的特点，结合已有学者使用该方法的相关研究来看，内容分析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运用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第一步，根据研究目的，确定要研究的主题词或者要检索的关键词，以此来收集围绕这一主题词的语料或文本。这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一个词或短语。例如，程翠萍和黄希庭对我国古籍中的“勇”字进行了检索和心理学探析，[39]赵彩花和黄希庭等对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一词进行了检索和心理学分析。[40]（以下皆以这两项研究为例）第二步，根据研究条件，确定分析语料的搜索来源或范围，即从哪些资料库中搜索和收集需要分析的语料。由于研究者的精力、时间及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研究者不可能对所有的文献材料进行分析，尤其是古籍。所以，研究者只能抽取其中一种或者几种文库、词典、典籍为研究样本。以前的研究者较少使用内容分析法，可能原因之一在于从浩瀚的古代典籍中或者厚厚的词典中搜集相关的词条过于浪费时间与精力。但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各种古代和现代的字典、词典以及各种古代典籍、文本等都有了电子版本，也建立了各种电子文库，如中国基本古籍库、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瀚堂字源数据库、瀚堂典藏数据库等，而且互联网上也开始出现了众多内容分析法的专门研究网站，还提供了不少可以免费下载的内容分析软件等，这些都为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提供了方便。例如，程翠萍和黄希庭使用计算机从“汉籍检索系统”和“中国基本古籍库”中的830部古籍中检索了“勇”，赵彩花和黄希庭等采用计算机从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全部的3476种书籍中检索了关键词“自强”。第三步，根据研究需要，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筛查和简化。一是删除古今意思迥异或者无关的语料，如程翠萍和黄希庭在检索到的“勇”的语料中，删除了语义为姓名、注音用语、官衔名、士兵的语料以及重复和不以“勇”为主题的表述；二是删除古籍中两字连用却不成词或者无意义的语料，如赵彩花和黄希庭等对检索到的4747个含有“自”与“强”连用却不成词的153个语句进行删除，得到含“自强”的语句4594条；三是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删除与本研究无关的语料。赵彩花和黄希庭等的研究以“个我”“小我”和“大我”为维度研究自强，因而去除了“自强”行为施动者为物、集体、国家等的语句。经过这些标准化的整理后，研究者将保留下来的语料形成正式的语料库。第四步，内容分析。通过小组讨论和专家分析法，对正式语料库中的语料逐条进行内容分析，并按其语义或者根据已确定的理论维度、归类标准将这些语料进行归类，把每条语料分配到最能说明目的的类别框架中去，且对其出现的频次加以统计，各类别之间应相互独立。这也是整个步骤实施中的难点。第五步，通过逻辑分析提炼出各类目的内容特征，形成研究结论。例如，程翠萍和黄希庭从内容分析得出，中国古籍中关于“勇”的论述主要包含内涵、分类和功能三个方面。赵彩花和黄希庭等对“大我”维度的自强语句材料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大我”维度的自强人格包含“进德修业”“盛德大业”和“天德圣业”三个方面，具有明显的“德”“业”双修的特征。

除了古代的经史子籍、辞书、文库等可以作为内容分析语料的素材来源外，杨中芳在《如何研究中国人》中还强调，对研究素材的选择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这个内容是否能让我们更贴切地理解中国人的行为。[41]因此，她强调采用在当地自然产生的素材来理解中国人的行为。这些素材可以是中国人特有的，可以是传统的，可以是神话、民俗、文学、绘画、音乐等。其他如中国的历史及小说材料，像《资治通鉴》《红楼梦》等，皆为社会行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在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相关主题的研究中，各种民俗性的文本或资料也都是运用内容分析方法的良好素材。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积淀的谚语、俗语和格言等也是了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重要途径。黄囇莉在《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的研究中，从中国人的日用语言或谚语格言中探索中国人的和谐/冲突观，以此来探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其对“和谐”与“冲突”的研究步骤如下。第一步，从辞典中搜集与“和”字或“冲”字相联结的词汇，并加以分类，以便从字义上探索“和”字或“冲”字的含义，并进一步与从意识形态中探索得到的中国人的和谐/冲突观进行比较。第二步，解析“和”字的语言家族，如“合”“同”“统”等字词的字义、含义及其与“和”字的相似或相异之处。同时，解析“冲”字的语言家族，如“冲”“矛盾”“争”“讼”等字词的字义、含义及其与“和”字的相似或相异之处，并进一步与从意识形态中探索得到的中国人的和谐/冲突观进行比较。第三步，从有关谚语（包括格言、家训、社会教育读物）的书籍中摘取与“和谐”或“冲突”相关的谚语与格言，且根据从意识形态中探索得到的中国人的和谐观（辩证式、调和式、统制式）与冲突观（失合式、失调式、失序式）、和谐的功能（理想人格的境界、有情有理的人间世、交相利的媒介）与冲突的负功能（道德上占劣势、情理上失据、高昂的代价）等将它们加以分类，借以了解大传统（意识形态）与小传统（谚语格言）之间在和谐/冲突观及其功能上的呼应情形。[42]

从研究步骤上看，内容分析法与上述语义分析法具有相似之处，不一样的是语义分析法是针对某一个汉字而言，主要是对该汉字的字形及其演化历程进行追根溯源，从中挖掘与揭示该汉字本身所蕴藏的心理学意义；而内容分析法则主要从众多类似的语料中分析归纳出该主题在文化系统中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在总结和提炼之后进一步得到研究结论。在心理学的质性研究中，文本内容的分析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内容分析法能够科学、系统地对原始资料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细致地对比、探讨、分析文本的观点和理论，从而对研究的内容做出判断和审查。而且，这种方法还兼具定量性的优势，可以从量化的角度来系统化、结构性地分析数量庞大的内容，对心理学的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分析，从计量和统计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文本内容，这样不仅能够极大地提升研究对象的数量，而且还能够对明显内容下的潜藏信息进行挖掘探索。从事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应该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典籍文献或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特别是典型的中国式心理与行为方式中，去发现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主题，以及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即使与现代外国心理学研究成果相比也毫不逊色的心理学思想，从而为中国的心理学教学或科研提供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材料。因此，内容分析法也是中国文化心理学中一种科学且高效的研究方法。

（三）自我报告法

为了获得被试的一些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经验数据（有时这些经验是内部的心理状态，如信仰、态度、感觉等；也有些经验虽是外部行为，但如犯罪活动之类的行为通常是不适合目击的），就有必要采用自我报告法。自我报告法（self-report measures）是先让被试通过写或说的方式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然后研究者设计可信的方法量化这些自我报告，进而据此研究被试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种方法。自我报告法主要包括问卷法与访谈法。

问卷法指研究者采用预先拟定好的问题表，由被试自行填写答案来搜集资料，以此来分析、推测群体心理或行为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43]问卷调查是一种询问的技术，通过口头或书面提问，了解和收集被试心理特征和行为的数据资料。问卷调查不是观察和实验，大半是询问他人对某件事的态度和观点，但它也可以包括这些问题，如知识、行为、个人体验、环境以及统计学变量，如职业、学历、年龄、性别等。其研究步骤一般是：先确定研究者的调查目的和内容，再围绕研究内容分解出需要调查的维度或方面，最后根据维度细化出询问的题目，并以此建构一个调查表（即问卷）。问卷的编制与测试是问卷法实施成败的关键，如若使用的调查问卷的设计存在偏差，则由此得到的研究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问卷法的优点是能够发现人们对现实情景的反应，特别是能较快地收集现场人们心理状态的信息，也有利于主试对取样者进行较好的处理。例如，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对比中西文化中人们在思想、信念与价值观上的差异。如林语堂曾形容“面子”“命运”和“人情”为统治中国的三女神。其中，“‘人情’和‘面子’是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两个核心概念”[44]，也是颇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不只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好面子，重人情，国人也如此承认。通过问卷法，测试者就可以较好地调查和了解当代中国人对诸如“人情”“面子”与“关系”等的态度及其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变化等。这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行为有着重要作用。而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处理通过问卷法获得数据的能力也有了飞速发展，可以通过一些高级数据统计处理方法，探讨这些概念之间的动力关系，如探讨中间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变量间的中介效应或调节作用，从而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背后的原因与意义。

访谈法指研究者根据预先拟定好的问题向被试提问，在一问一答中收集资料，分析和推测被试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访谈法采取“主试问，被试说，然后主试记录被试的反应”的方法。经过深入面谈，主试可以获悉被试在某一方面或多个方面的详细信息，如被试的需要、价值观与人格特点等；并且，访谈者不仅可以听其言，还可观其举止表情。访谈法不像问卷法那么标准化，并且访谈是交互式的，访谈者可以根据回答者说的内容变换问题。一般人认为访谈法简单，其实不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最难”的方法。因为，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主试与被试之间的交互作用问题。这种交互作用本身就是某种人际关系现象，需要对此进行特殊的研究。因此，交谈的相互作用、沟通的每个过程都可能带有主观性，从而影响信息的可靠程度。所以，用访谈法进行研究的主试，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训练，以免对调查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好的访谈者除了对社交中发现的信息敏感外，对社交过程也是十分敏感的。训练访谈者与回答者建立和善的、积极的社交关系，鼓励回答者信任访谈者，并与访谈者分享个人信息非常重要。同时，依张登浩的观点，在整理访谈资料时，研究者要做到：

第一，逐字逐句地整理；第二，阅读原始材料（如“投降”一词，在不同被试的言语中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寻找词语中及词语背后的准确意义，切忌“对号入座”；第三，条目的抽取：每一个有意义的最小单位；第四，同类项合并——归类；第五，条目的删减，即妥善删除一些“个性化”（对别人来说没有意义、不具代表性）的表达方式；第六，适当的改写，即尽量使用访谈者的原话；第七，进入问卷。[45]

调查可以是书面的，即问卷调查；也可以是口头的，被试说，主试记，亦即访谈法，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最好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在问卷调查的同时，调查者辅以观察法或访谈法，能够得到更多、更详细的数据信息。尽管在社会心理学调查研究中，研究者依赖各种各样的自我报告法，但自我报告法也有其局限性。杨中芳和赵志裕曾指出，由于中国人的“社会指向性”高，很担心自己在别人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也很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表露自己真正的看法及行为。在一个研究环境中（不管是实验室或是自然观察的情况），中国被试者很容易将研究者（或主试）看成一个“陌生人”，并将研究环境当成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最保险及安全的行为准则是遵守“社会赞许”的法则。例如，尽量说些客套话，不说伤害和得罪别人的话，不做积极或偏激的反应（尤其是在7点或5点计分的量表中，多数被试喜欢选择靠近中点的项目）。同时，中国受试者也会考虑在回答问题时，以不损害自己面子又不伤害主试者的面子为反应基准。“这都说明过分依赖问卷法，事实上是很危险的。”[46]当然，在指出了自我报告法的这些缺陷后，研究者只要能够妥善处理，尽量避免这些缺点，还是可以通过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来证实或证伪中国人的某一心理与行为规律的。

（四）实验法

实验法（experimental methods）是指根据一定目的，运用必要的手段，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观察研究事物的实践活动。[47]在实验中，假若要确定因果关系，将涉及三类变量。一是“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它指由实验者操纵的变量。自变量的大小、范围或取值是由实验者决定的，不依赖任何其他条件。自变量被认为是引起行为差异的可能原因。二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这类变量的实验结果揭示自变量对行为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往往是通过诸如测验分数之类的操作成绩来表现的。三是“无关变量”（extraneous variable）。这是实验者希望排除的一些条件，以使实验结果不受其影响。在心理实验中，研究者一般都会操作一个自变量来观察其在因变量上产生的效果。这意味着研究者可以积极干预被试的活动，创设某种条件使某种心理现象得以产生并重复出现。这是它与观察法的不同之处。实验法的目的在于明确一种强烈的因果关系，即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在实验中，实验组（experimental group）被试接受自变量条件；控制组（control group）被试接受除自变量条件以外的所有其他条件。[48]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可以运用实验法，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并经过严格的实验程序，运用实验获得的结果来证实或证伪中国人的某一心理与行为规律。

根据实验情境的不同，实验法可以分为实验室实验法和自然实验法两种。但由于复杂的社会情境难以在实验室中模拟与操控，许多社会心理现象无法在实验室中进行有效的创设、控制与操纵。而在自然情境中，一些心理现象与行为又难以实时地观测到或是有效地被记录下来，且对其引起的某种心理及行为现象的干扰因素难以掌控。因此，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为考察个体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情境中的行为决策与反应，研究者常常会通过设置一定的虚拟的故事情境，采用故事情境实验法来探究被试的心理活动规律。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像“人情”“面子”“关系”等概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内隐性和不可控性，内涵深远细致，微妙异常，且涉及社会和个人的规范、品德和潜意识等。“在研究涉及人的行为规范和品德时，如果采用直接研究的方法，那么，被试的反应就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反应的真实性就会降低。”[49]加上研究的条件、人力、物力等外在因素的限制，对这些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实难以典型的实验室研究或现场研究的方式进行。因此，创设一种与真实的社会情境相类似的故事情境进行实验研究便成为最佳选择之一。

情境实验法是指研究者根据理论假设，通过操纵自变量的不同水平编制或设置一定的问题情境，考察被试在不同问题情境中做出的行为选择或反应，进而证实或证伪其理论假设的一种方法。编写故事情境是研究设计的关键环节，必须对故事情境中包含的条件进行有效的、细致的操控。一般而言，编写故事情境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几点：①设计的情境必须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的故事、事件，即能够让被试从阅读材料中想象到真实情境的发生，并能够有效启动被试做出情感或态度反应；②故事情境中必须包含自变量的不同水平并进行细致的操控，即要使各自变量的同一水平区间在统计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不同水平区间必须存在显著差异，以保证实验材料的信度和效度；③故事情境最后必须包含需要被试做出行为或态度倾向的选择，即实验所要考察的因变量，有时可以压力迫选，典型的例子如“机车故事”。

情境实验法具有标准实验研究的内核，其构想和设计方式皆属典型的多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因此，它可以研究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其亦具有问卷呈现的特点。在具体实施实验时，其形式一般是简单的纸笔测验，因此，它也具有节省人力、时间和物力，样本大，匿名性强，操作灵活简便等特点。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可以综合利用假设情境和行为实验等手段，探讨“关系”“人情”“面子”等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主题以及一些道德决策困境等问题，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社会心理现象研究提供实证证据。例如，杨中芳提出，在研究“面子”“人情”及“关系”时，有的人的“社会交往单位”是“家庭”，有的人是“个人”。个别中国人的“社会倾向性”是否会影响到他采用“家庭”还是“个人”作为交往的单位呢？又如，在研究中国人助人的行为时，对中国人界定的“自家人”及“陌生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的助人行为是分化的。一旦我们把某人划定为“自家人”，我们就有义务也会觉得义不容辞地去帮助那个人。那么，是否“差序格局”性越强的人，对“自家人”及“陌生人”的分野越显著？使得中国人在“差序格局”上产生程度差异的因素是什么？[50]在研究这些社会心理问题时，研究者可以适当地采用故事情境实验法。以杨中芳提出的中国人的“差序格局式助人行为”问题为例，封周奇、白学军和陈叶梓在《人际关系对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的研究中就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较好的研究样例。为了考察人际关系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以机车道德两难困境为材料，操纵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两个自变量，编制在火车计划路线与非计划路线上的亲人—亲人、亲人—陌生人、陌生人—亲人和陌生人—陌生人四种含有不同人际关系的道德情境，让被试以“主人公”的身份在情境中做出决策。其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受到道德情境中人际关系的影响，该研究支持了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51]

在社会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的研究中，已有很多研究者仿照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法和柯尔伯格的两难故事法的研究范式，编制问题情境，进行情境实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研究在后文探讨中国人的人际和谐心理与行为时，也尝试设置了不同的问题情境，以探究中国人做出和谐行为倾向时的影响因素，借以揭示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的运作机制。

（五）内隐联想测验

社会心理学中的双重态度模型理论认为，人们对同一态度对象同时存在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外显态度可以运用上述自我报告法等进行研究。但正如上述所言，尤其是涉及被试一些隐秘性的态度或看法时，自我报告法经常会受到社会赞许以及被试自我保护意识等的影响，往往难以得到被试内在的真实想法。因此，要真实地反映出个体对某一事物或观点的态度看法，则需要运用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Association Test，IAT）是由格林沃尔德（Greenwald）在1998年提出的。内隐联想测验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一种计算机化的分类任务来测量两类词（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紧密程度，继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测量。[52]

现以格林沃尔德的花—虫内隐联想测验为例。内隐联想测验的基本实验程序分为七步。第一步，呈现概念词（concept words）的样例，要求被试尽快地进行辨别归类，由系统记录反应时。在花—虫内隐联想测验中，概念词为“花”或“虫”，样例为某种花或虫的图像。第二步，对属性词（attributive words）样例进行归类反应。在该例中，属性词为褒义词或贬义词，褒义词的样例如漂亮、芬芳等，贬义词样例如恶心、讨厌等。第三步，联合任务一，要求被试对概念词与属性词的联合做出反应。由于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有两种可能的关系：相容的（compatible）和不相容的，所以，通常在内隐联想测验实验中设置两个联合任务——相容联合任务和不相容联合任务。所谓相容，是指二者的联系与被试内隐的态度一致，如相对于虫，被试对花的态度更为积极，那么，花和褒义词的关系为相容，虫和褒义词的关系为不相容。不过，在实施内隐联想测验之前，被试无法知道哪个联合是相容的，所以在这里仅称为联合任务一和联合任务二。对于该例来说，在联合任务一中，要求被试在花的图像和褒义词共同出现时，按左键；虫的图像和贬义词共同出现时，按右键。第四步，对联合任务一进行测试。第五步，为了配合联合任务二的实施，交换左右键反应的内容，再次要求被试对概念词样例进行反应。第六步，联合任务二，和联合任务一的反应内容正好相反。第七步，对联合任务二进行测试。

由于内隐联想测验是基于反应时范式的，所以，在实验过程中只要求记录被试的反应时，相容和不相容联合测试反应时均值相减即为求得的内隐联想测验效应。依据唐德斯减数法的原理，反应时的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加工过程，反应时越长，心理加工过程越复杂。在社会认知研究中，由于所呈现的刺激多具有复杂的社会意义，其必然引起被试心理的复杂反应。这些刺激可能与被试内在需要或内隐态度相一致，也可能与之矛盾。刺激所暗含的社会意义不同，被试的加工过程的复杂程度就会不同，从而反应时的长短也会不同。在相容任务中，概念词和属性词的关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一致或二者联系较紧密，此时辨别任务更多依赖自动化加工，所以相对容易，因而反应速度快，反应时短；在不相容任务中，概念词和属性词的关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不一致或二者缺乏紧密联系，这往往导致被试的认知冲突，此时辨别任务更多依赖复杂的意识加工，相对较难，因而反应速度慢、反应时长。所以，两种联合任务的反应时之差可以作为概念词和属性词的关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相对一致性的指标，即上述内隐联想测验效应。[53]

由于生活在某一文化情境中的个体，长期浸染在该文化氛围中，从而会对该文化中的一些观点和行为形成一些根深蒂固的、刻板的观念或印象，但由于社会印象管理等的需要，个体在外显层面难以自觉或不愿表露出这些态度上的偏见。这时，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往往比外显的自我报告方法更能取得实际的效果。例如，“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对两性的职责范围所做出的明确划分，也是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分工模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这一传统模式发生了较大改变，更多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参与各种工作，也有更多男性开始与女性一道分担家庭事务，人们对“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逐渐淡薄或者在外显态度上不再持有这种刻板的观念。问卷调查也表明，这种态度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内隐联想测验和刻板解释偏差测量表明，“男主外，女主内”的内隐刻板印象在中国研究生群体中还是存在的。[54]

在本研究之前，我们也采用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对中国大学生内隐的尚“和”态度进行了研究。[55]现简要报告如下。我们采用内隐联想测验的变式—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方法，对深受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影响而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当代大学生是否还崇尚“和”的内隐态度进行研究。以12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其中以“迁就”“合作”“迎合”“随和”“谦虚”等表示“和”的词为目标词，以“自我”和“非我”等表示“我”的词为属性词。结果表明：①大学生对“和”目标词和“自我”属性词联结的平均反应时（M=732.78，SD=109.87）小于“和”目标词和“非我”属性词联结的平均反应时（M=835.74，SD=132.91），IAT效应值（尚“和”相容反应时-尚“和”不相容反应时）M=-102.96，SD=124.47，且IAT效应显著（t=-5.965，p＜0.001）；②男大学生被试对于“和”目标词和“自我”属性词联结的平均反应时小于女大学生对“和”目标词和“自我”属性词联结的平均反应时，但IAT效应差异不显著（t=-0.409，p＞0.05）。结论是，①当代大学生群体中仍然存在内隐的尚“和”态度，大学生在内隐层面继承了“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并表现出自动化的特征；②内隐尚“和”态度在大学生群体中不存在性别差异；③SC-IAT测验可以应用于单一对象的内隐尚“和”态度研究。

与自我报告法相比，内隐联想测验至少具有两大优点：一是较少受到社会赞许、期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能够更有效地测量人们能意识到的但是却不想报告的心理。比如，对残疾人的偏见，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对地域的偏见和对女性的偏见等；二是能够更有效地测量人们无法报告，处于意识之外的内隐心理，比如，无意识中的自杀意念等。而且，综合已有相关研究也表明，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在研究中国人的内隐态度中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56]因此，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恰当地使用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能更好地帮助中国人了解自我，认识自我，同时，也能为探究中国人的内隐心理机制发挥独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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