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写的是凤子。凤子原名封季壬，委实不多之姓，很“男士”，也很古气的名。她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参加话剧演出，一九三二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三四年成为“复旦剧社”的主要成员。
她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第一个“四凤”扮演者，并在曹禺亲自导演的《雷雨》中扮演过“金子”。她还在一九三九年的电影《白云故乡》中扮演过角色，还曾是抗战胜利后的《新民报》的记者和文学期刊《人世间》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不再活跃于舞台和银幕上，先后成为《北京文艺》《说说唱唱》《剧本》三种期刊孜孜不倦的编辑……
凤子现在已经离开了人世间。
前不久，舒乙先生和她的外甥女姚珠珠女士为凤子编辑出版了厚厚的书《凤子——在舞台上在人世间》，我有幸获得舒乙先生和姚珠珠女士共同签名的一本。
对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甚或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哪怕是文艺这个“界”里的人，凤子该是一个多么陌生的名字啊！连我知道凤子这个名字，也只不过是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以后的事情，而那恰是中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记得某日北京电影制片厂组织观看刚拍成的电影《原野》，来了许多戏剧界、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前辈，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老厂长汪洋亲自迎接。我作为编导室一名年轻的编辑，奉命参与接待。忽而一阵**，本已落座之人，几乎全体起身，年长者们皆将温暖的目光望向同一个方向，而还算不上是老者但也绝对不年轻的些个名人，已将一位七十余岁气质文雅、微笑盈盈的女性团团围住，问好之声不绝于耳……于是我第一次听到“凤子”这个名字。过后不免心生困惑——她究竟哪一方面成就斐然，该受到大家那么真诚的友爱对待呢？
我向北影编导室的同事们打听，除了她是中国话剧史上主演“四凤”的第一人，其他情况，同事们也都说不大上来。
我更困惑，遂翻中国戏剧史和电影史，关于“凤子”的记载，最不能忽视的，也不过就是“第一人”而已。我没有找到解惑的答案。此后二十几年，“凤子”这个化名当初在我心中引起的好奇，渐无痕迹。……如今面对那厚厚的书，我当年的困惑又浮生起来。为什么在一九四九年，在“第一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期间，周恩来为凤子往纪念册上题词留念时，竟然写下了“凤子妹”三个字？当年的周恩来几乎年长凤子二十岁呀！
为什么疾恶如仇、秉性高傲的吴祖光，在凤子逝后所写的怀念她的文章居然以《追思凤子贤姐》为题？好一个“贤”字，出于吴祖光笔下，其亲其敬，深矣！沉矣！
为什么复旦中文系当年备受学子们尊崇的赵景深教授，竟在凤子的纪念册上写下这样一行谦虚之至的话——“你是我的光荣的学生，我希望将来能做你的光荣的老师！”
读罢全书，终于解惑，并且自然而然地形成些感想——在文艺这个“界”里，凤子毕竟非是任何一方面的“大家”，她只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员，即使研究文艺之史的人，从字里行间偶尔发现了她的名字，那些记载对于文艺之史而言，也只不过细则可有粗则可略罢了；对于凤子本人，也只不过是早期经历罢了。
但一个普通的文艺从业者，她若将自己的一生都无怨无悔地耗尽在文艺这个“界”里了，她会由而是一个优秀的人吗？回答是肯定的。凤子以她的一生告诉我们——不但可以是一个优秀的人，而且可以是一个连不普通的人和很不普通的人也都特别尊敬的，而且可以是一个在其死后，令一切和她的一生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关系的人（亲人也罢，友人也罢，同事也罢，和自己一样普通的人也罢，不普通和很不普通的人也罢），经常怀念而每怀念之，便会心生温暖，倍觉亲爱。
在“十年动乱”中，连凤子也不能幸免于难。她被关押、隔离七年之久，后又被遣往干校“劳改”两年。那时的凤子，在一点上有些像江姐，那便是她的口唇，也成为文艺界许许多多人的安全线。威胁不消说是有的，利诱不消说也是有的。想早一点儿与家人团聚吗？那么赶紧写出揭发检举别人的“材料”吧！——当年，哪一个被打入另册的人，没经历过如此这般的人格考验呢？凤子本人虽然普通，但她和文艺界著名人士们的交往太广泛了，太密切了。
凤子这一个女子，九年中没有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如果她对自己的人格要求稍有动摇，那么许多人的命运势必雪上加霜，甚而坠入绝境。凤子有“士”之节。
后来人们对于凤子的尊敬，显然也包含着人们对于一位女性身上所体现出的“义”与“节”的敬意。在大节方面，在她那一代文艺人士心目中，凤子无疑是称得上“大写的人”的吧？
凤子何以普通而又优秀，在书中，舒乙先生的一篇文章《最伟大的龙套》，已说得很全面，此不赘言。坦率地讲，我对于“最伟大”三个字是有修辞学上的排斥心理的，但却认为，那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对凤子的评价的真挚。最主要的是，结合全书内容来沉思凤子其人（虽然我和她从未有过接触），我觉得舒乙先生的评价既不但是热情洋溢的，想必也是相当客观的。从三十年代起，凤子始终是文艺这个界中的好人；也是这个“界”中许多好人的俊友。
一个普通的人何以却能优秀呢？
也不赘言。因为收在书中的吴祖光先生的那一篇题为《追思贤姐凤子》的文章中，对普通与优秀的关系做出了极好的诠释。
他在文中说：“美丽的凤子具有善良、谦虚、热诚、勤奋的一切美德，这一切好品格也来自她的高度文化水平。”
而我的感想那也是——凤子的“高度文化水平”，想必和学历是没太大关系的（复旦乃著名人文学府，大约和复旦的精神是不无关系的），但是和“文化天下”的“文化”二字或有传承关系吧？
我的感想还是——美德或曰“好品格”之对于普通的人，是与天才之对于艺术家同样值得世人心悦诚服的。在当下言当下，应说“更值得”。
我于是联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某日闲阅《读者》，读到一篇短文是《他在这里吗》，那是一篇叩问普通人的普通之人生意义的小散文。它的开篇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找一个人。
每推开一扇门，我总会细心留意寻找，问问周围的人：他在这里吗？
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你来帮我一起找他……
因了这一篇小散文对于普通的人之普通的人生意义的真诚肯定，我将它的题目确定为我们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大三学子们的期中考试文题之一，希望看到我的学生们也能由那一文题而生发出对普通人之人生意义的积极思考。
依我的眼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已深患了一种疾病——我们的文化长久以来太热衷于对不普通的人很不普通的人的人生价值的羡慕式宣扬，似乎在暗示绝大多数普通的人们，倘若不能快速地变得不普通很不普通起来，人生就完蛋了。
但社会的不二法则永远是——普通之人注定了是绝大多数。凤子是既普通又优秀的。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其实也能。人们怀念凤子，说到底，是怀念她的人格魅力。伊人如风。人格魅力是不需要集资、投资和苦心经营的。只要谁的人生愿意朝那样一个方向走，便一定会具有。这是凤子的人生告诉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