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张劭——一个男人的名字。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一九三四年考入英国雷斯德医学研究院。三年后获该院药物化学及医学治疗博士学位。同年转至美国圣约翰霍普金氏医学研究院任研究员，两年后又获该院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一个月后回英国医学研究院母校任“正大教授”。曾参加过青霉素的发明研制，曾被授予英国皇家医学院终身院士之荣誉，曾是早期太平洋地区医学学会仅有的四名华人会员之一。

一九四九年后，他满怀赤子之心，毅然携妻女回国，任上海生物化学制药总厂总经理兼化验师，从事生物化学、抗衰老药物的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虔诚报效解放初年中国十分落后的医药事业。然一九五四年因过错受到极不公正待遇，遭捕判刑。从此消失于中国医药界，并被彻底遗忘。三十二年的时间使一位国际知名医学科学家变成了老农。直至一九八二年在家乡用锅、盆、瓢、勺等生活用具，在极其简陋的房子内研制成功了植物激素三十烷醇（在那样的情况下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在省内外科技界引起了极大震惊。河南省领导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派员了解情况，在原副省长罗干的亲自批示之下，终于落实政策。而他婉谢了省农科院、化工研究所等部门的聘请，做了一向重视科技人才的春都集团洛阳生化药厂的高级顾问。他以七十岁不堪往昔岁月摧残的弱质之躯，攻关三年，研制成了集治疗、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抗衰老功效于一体的良药“养命宝”。该药获科技发明奖、商业部及省优秀产品奖后不久，老博士悄然而逝……

一

残阳西坠，秃穆的崖头仿佛渐渐渗出血来。无名的季节河不情愿地流着。河边一株枯树上，栖着几只寂寞的乌鸦。它们呆望远处，望着一条曲折蜿蜒的野路的尽头。如果那可以勉强算作一条路，则是不常出岭的岭内人和他们的牲口年复一年从荒地上踏出的。

两个身影踽踽蹒跚在路的尽头……

残阳坠到秃穆的崖头后面去了。原本赭黄色的土崖开始变得黑黦黦的。夜幕迫不及待地降临……

“妈，爷爷家还有多远啊？”

“不远了……”

“总说不远……怎么总也走不到？”

“真的不远了……”

“走不动了……妈，我一步也走不动了……”

“那也得走……”

“爷爷为什么不来接我们呢？”

“快走……”

“……”

“走！”

母亲的口吻，从来没有过的严厉。

蹲在地上的，似乎一步也不肯再往前走的，刚满十一岁的长女哭了。她往起站了几次，才终于站立得住。

“好孩子，别哭。妈也走不动了。可咱们不往前走，又怎么办呢？妈是多想背着你抱着你往前走哦……”

十一岁的长女仰脸看看母亲，不哭了。母亲背着大妹，抱着小妹。不，不能算背，也不能算抱。如果不是三条连接的纱巾，在母亲身上绕了几周，将两个妹妹紧紧地缚在母亲身上，母亲肯定早已背不动她们，抱不动她们了……

“你看，不快走，天就黑了。天黑了你不怕么？”

“怕……”

十一岁的女孩儿环顾四周，黑暗已从八方向她们包抄。整个大地上，只有前面那条河，闪耀着破碎的亮光。她以前从没离开过城市，更确切地说从没离开过繁华的不夜之城大上海。正从八方向她们悄悄包抄过来的，从天到地垂在眼前的那一种厚密无隙的黑暗，使她感到宛如蛰伏着许多恐怖……

“妈也怕哦……”

“妈，咱们快走吧……”

于是她们又往前走。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家庭往前走。

三十里路，从小小的，像贫穷农村里的孩子一样“衣衫褴褛”的洛宁县城，到那个叫吕家坡的陌生的地方，到那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叫聂坟村的陌生的村子，对这习惯了以车代步的母女四人，不啻是一次“长征”。背后的和胸前的两个女儿，早已踏实地酣然入睡了。睡梦中不时发出咿呀呓语。她们梦见了什么呢？

而一步一跛，两步一呻，勉强能跟随在母亲身后的长女，却幻想着那个叫聂坟村的地方，正有美食和软床等待她们的“光临”。那一年张劭博士的夫人大约四十一二岁。而三个女儿的年龄加一起，不及她的年龄的一半。她们还不知道父亲出了什么事。母亲告诉她们，父亲出国了，也许要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回来。她们只知道母亲带她们到爷爷家去，从此将要和她们的爷爷一起生活一个时期。

博士夫人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艺术学院。是一九四九年前中国为数不多的，在大学里接受过钢琴演奏艺术培养的幸运女性之一。这位江南大家闺秀，自从成了博士夫人以后，在国外过的是典型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贵族生活。她和博士各有各自的贴身佣人。而且，由于饮食偏好相差很大，夫妇二人甚至各有各自的厨师。当博士决意放弃在西方的名人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时，她表现出了中国女性促夫之志的传统美德。他们在短短的几天内便遣散仆佣，竟以区区几美元近乎白白赠送的廉价卖掉了两部小汽车。足见他们当初是何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感奋，而归心似箭！

在上海，在不久前，他们拥有花园、洋房、汽车……管家和佣人。而此刻，他们已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三个年龄加起来不足二十岁的女儿和挎在她身上的一个小小的坤包。坤包几乎是空的。只有一小袋巧克力糖（一路不时分给三个女儿，已所剩无几），和证明她们身份的，一路由各地专政部门盖了许多红章的抄件。当家被封时，封查人员目光咄咄地盯着她的脸，斥令她将金耳环和金项链摘下。她默默地，温良而恭顺地服从了。对方接着斥令她将戒指也摘下。她犹犹豫豫地，鼓起最大的勇气说明，那是她和她丈夫的结婚纪念物。可是对方面孔严肃，她也不得不摘了下来。她带着三个女儿被逐出家门。除了她们身上穿的衣服，和那个小坤包，和那一小袋巧克力，未从家中带出任何东西。而那一小袋巧克力，是保姆塞在二女儿衣兜里的。母女四人被有关部门的车送到了上海某一临时住处。不久有关部门通知，她们将被发配洛阳。这是考虑她的丈夫张劭的请求，对她们予以的照顾。因为她那尚未见过面的公公在洛阳。于是她带领三个女儿，开始了从上海至开封至洛阳的千里行程。

那一年河南饥荒遍布。她们每到一地，便和饥民挤在济灾棚里，渴望分吃到一顿济灾饭——高粱面糊糊和高粱面饼子。三个往昔吃惯了细软之食的女儿，吃不惯供灾民们吃的东西，腹胀、便秘、上火发烧，哭哭闹闹要回家，不要去见爷爷了。从不知虱子为何物的三个女儿，已经着上了满身满头发的虱子。到洛阳，她和女儿们，并没能按照地址找到她的公公。当她终于打听清楚，公公已离开洛阳到洛宁县去了的时候，仿佛所到不过是“假西天”一样，一下子瘫软在地许久，无言亦不动，惊得三个女儿惴惴哭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最后博士夫人只好带领三个女儿向有关专政部门去“报到”，实则是企图找到能收纳母子四人栖身一夜的地方。她原本打算安定下来再去报到的，却连这一希望的泡影也破灭了。在有关专政部门的传达室里，她们获准度过了一夜。那时从洛阳到洛宁还没有专线公共汽车，一位负责接待她们的善良的女同志，替她们联系好了一辆马车，将她们载到了小小的洛宁县。在洛宁县内，她和女儿们也没能见到博士的父亲。博士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这一点，当年决定了父子俩的命运几乎类似。公公那时已回到村里种地去了……

三十里路，三十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也不可能有任何交通工具代步的野路——只有走。

二

三十里路，对于带着三个稚齿女儿，连日来被程途消损得疲惫不堪的这一位从未走过山径野路的母亲来说，仿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那么远。她倒并不自惜一向的娇贵之躯，但是她太心疼她的三个女儿。小女儿正发着高烧，她必须走。她明白，如果自己连走这三十里路的勇气都不具备的话，那么今后她将很可能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妈，我饿……”大女儿的声音怯怯地从她身后传来。“……”做母亲的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幸亏，在被逐出家门的时候，她和她的两个女儿，各系着一条纱巾……

“妈，如果给我一点儿吃的，一点点儿，我还能跟你走老远老远……”大女儿怯怯的声音里充满乞求。

做母亲的站住了，不禁回头看了看长女。长女虽已不再发出哭泣之声，但却仍在默默流泪不止。这个小姐姐，一路多次将吃的东西让给两个幼小的妹妹……母亲忽然觉得，这仅仅十一岁的长女，似乎已在几天内长大了。母亲内心里倏感无比的怆然愀然。

她的一只手探进了小坤包，摸到了几颗巧克力。可是掏出来的时候，却是一颗。因为她同时又想到了另外两个女儿。

长女羞惭地接过了那一颗巧克力。在这一种时候，在这一种地方，十一岁的长女那一种仿佛已深谙命运含意的、大人般的羞惭模样，令做母亲的心为之顿碎。做母亲的眼眶湿了。

“孩子，你脚上是不是打泡了？”

“嗯……”

“那你为什么不说呵？”

“我怕说了，你也没办法，还心疼我，还难过……”

母亲的眼泪一涌而出。

她自己的双脚，也已经打了泡。而在这条布满了尖锐石砾的沿河滩路上，脱去鞋是寸步难行的。“妈，你别心疼我。别难过。就有一点点磨，我能忍。真的……”“好女儿，咬着牙忍吧。你看，咱们已经快走到河边了。过了河，前面就是土路了。就可以光着脚走了……”然而她们终于走到河边的时候，却发现河上没桥。天已完全黑了。母女二人手紧拉着手，试探地往河里走了几步，又不得不退回岸上。她不知那条河究竟有多深，她不敢牵连三个女儿和自己一同冒生死之险。她茫然地，彻底失去了主张地怔坐在河边，呆望着彼岸黑黦黦的土岭。聂坟村，聂坟村，你究竟藏匿在哪一座毗连的高岭的哪一层褶皱里呢？

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三个女儿一齐伴着母亲哭了起来……

乌鸦们被惊怒了。发出一片哇哇的暴躁……

三十八年后，我在张邵博士外孙女让妮（他长女之女儿）的陪同下，从洛阳出发到洛宁，去博士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村子凭吊他。斯时博士已长眠泉下。我们乘坐的是新型吉普车，车底很高，却还是在半路上撞了底盘，撞裂了油管，滴油不止。让妮也不停地说着：“快到了，就快到了！”像她的外婆当年对她的母亲所说的那样。司机也不停地嘟哝着问：“怎么总说到，总也不到啊？”像她的母亲当年问她的外婆那样。依然是那一条路。依然是岭内庄户人出岭的唯一的路。由它现在的状况我完全想象得出它三十八年前的状况。同时也恍然明白了，一位三冕博士为什么竟如同被活埋了似的，而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人，变成了一个始终也没能精通农活的老农。依然是那一条河。不过因为旱季它已干涸。干涸了的那一条河依然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河上依然没有桥。让妮在河滩奔来奔去，却始终找不到我们的吉普车能够开上彼岸的地方。我奇怪地问：“让妮，你不是和你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么？路你应该认得的呀！”她说：“我也没出过岭几次啊！”她是博士的三个女儿及所有外孙外孙女中唯一获得了城市户口的人。这一幸运，是洛阳生化制药厂为她争取到的，而这一幸运，曾在她的同辈人和长辈人中，造成了种种不快的摩擦和哀哀怨怨。当博士被聘为药厂高级技术顾问后，他的多少下一代，也希望他能将自己带出大岭之后的农村哦！而博士当时说：“我们夫妻已经七十多岁了。谁也照顾不了谁了。为了我能在有生之年研制出倾注了我多年夙愿的‘养命宝’，我需要一个人照顾。让妮陪伴我们生活了多年，她不容易。一个被划为‘地主分子’的外公，对直接受自己牵连的下一代是心怀内疚的。再说我也不愿给药厂添更大的麻烦了。所以我只能带走让妮一人。至于你们大家，今后就只有靠你们自己各自的命运了！……”

我们不得不弃车前行。遁路登岭，去了让妮家生活的那个村子。也去了博士生活过的那个村子。让妮的父亲已经去世。让妮的二姨已经去世。让妮的三姨父据说从小智力受损，家中生活依然很苦。一位三冕博士和他的受过高等艺术教育的妻子，在中国的这一片闭塞偏僻的土地上，遗留下了两个残缺不全的家庭和一个虽然完整但是也和残缺不全差不多的家庭。都属于我们这个国家期待着脱贫的农村家庭。还遗留下了许多第三代人。博士的第三代人中能有幸读到中学的也寥寥无几。他们将几乎命中注定地加入中国文盲或半文盲的队伍。他的后人们将世世代代地繁衍下去。但是，他们中还能奇迹般地再出一位三冕博士吗？不，哪怕再出一名大学生……

据说，博士生前曾惆怅地对他的三女儿说：“你连小学文化程度都不到，不但误了自己，也误了对子女们的教育。以后可怎么办啊？”

孰料一句话触到了三女儿心灵的疼处。她哭了，哭得非常非常伤心。

她说：“这是我自己愿意的么？当年你一人犯了过错，可我们有什么罪？要不是因为受你的牵连，我们怎么会一辈子扎根在这里？我和两个姐姐又怎么会才十六岁就不得不嫁了人？我二姐活着的时候又怎么会得了忧郁症？”

一番话说得老博士良久发愣。三女儿走后，他像个孩子似的，面壁长哭……

出了两个村子，让妮又带我去了洛宁县城，终于在让妮的一位伯父家，见着了让妮的母亲。她是我的主要采访对象，也几乎是当年之事唯一的见证人。因为她的大妹已不在，而小妹当年尚不懂事。在三十八年前那一个夜晚，在同样拦住了我们去路的那一条河边，母女四人哭了很久很久。博士的长女已经四十九岁了，大过了她母亲当年的年龄。她回忆时表情很凝重。坐在我们对面的是让妮的伯父和让妮的一个堂弟两个堂妹。让妮自己也在一旁听。年轻的一代对这些往事似乎心存着许多的困惑和不解，然而他们并不插问。毕竟那些，不过是往事。他们的表情告诉我，他们确信如此这般的往事，将肯定不再可能发生，当然也不再可能降临到他们头上……

我问我的被采访者：“当时，也就是你们被拦在河边的那一个夜晚，你们的母亲……是否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她说：“我不知道。母亲当时心里的想法，我怎么会知道呢？”

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想不会的。我的母亲虽然是在富贵环境中生活惯了的女人，可性格很坚强，要不她也活不到我父亲落实政策的一天。”

告别时，让妮的母亲说，她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洛宁县城内开一个小杂货铺，扑奔出一条较好的生路，以图有能力在经济方面周济两个妹妹的家庭。

她说：“幸亏我在上海读完了小学。我现在就算是我父母的后代人中的大知识分子了。今天，没有起码的文化，想干什么都难啊……”

三

当“反右”斗争开始，张劭已在铁道兵某部工程队接受改造两年多了。因为有一技之长，又是一位一身三冕的医学博士，便被分配在医务处。

他仍是权威。这是连他自己也没办法的事。官兵们的疑难病症，由他做出诊断结论，似乎才是正确的结论。尽管他的身份是一名劳改犯。他的同行和病患者，一律对他直呼其名——张劭。

最初的日子里他很不习惯。一听到有人直呼其名，就以为自己说了什么错话，做了什么错事，或违反了什么劳改条例，心中立刻忐忑不安，垂手肃立，等待训斥。像张劭这种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献身于医学事业的人，只要仍允许他为人看病和治病，他便会觉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没改变，他还是他。

工程队发生了痢疾大传染，而且医药短缺，他带头上山采草药，熬汤药，治愈和减轻了许多官兵的病情，控制住了传染病流行，确保了工程的按期完成。有天他为了采到某一种草药，翻越了几座大山，离开劳改地很远很远，至夜未归。人们以为他潜逃了，于是搜捕。在一条山沟发现了他，背着满满一篓子草药，摔伤了腿，卧在地上动弹不得。监管队长对他大吼：“你他妈的怎么不请示就离队？！”他说忘了，他常常忘了自己是一名劳改犯。在特殊情况之下，又忘了，似乎更情有可原。搜捕他的人们不禁都笑了……

当然，他不是一个遗忘症者，也不是一个毫无亲情需要的怪人。他时常想家。无数个夜晚，他也曾偷偷地默默地哭泣过。他的枕头不知被泪水湿过多少次……

他因自己的过错悔恨不已。他的过错说来情节明明白白——介绍香港某药厂采买人员在大陆收购“麻醉剂原料”——就是大烟。当时国家也在从民间进行收购，用于医药方面。香港某药厂经理是他同行中的友人，给他多次写信请求他务必帮忙，因在大陆收购价格便宜许多。那一家香港药厂和他任总经理的上海生物化学制药总厂有着良好的业务关系。他书生气地认为这忙帮了似乎也没什么。自己不是帮助大烟馆之类罪孽门道收购，而是帮一家颇有声誉的药厂收购。何况在他看来，大烟乃是“麻醉剂原料”，只要是用于医疗，在香港和大陆，不都是起作用于救死扶伤吗？在国外生活了十四五年的博士，那时刚刚回国不过短短几年，还未结识几位医学同行以外的人，还未对医院大门以外的世界形成起码的概念。对于解放初期的种种的政府法令和法律，基本上还是一个“法盲”。没有受贿行为，仅仅是出于难却的友情，介绍了一种买卖关系而已。但是因此触犯了法律。因此成了劳改犯……如果申述，如果请求赦免，至少可以判得轻些。但是他不申诉，不请求赦免。他的性格和他的自尊，决定了像他这一类人，只能采取那一种态度。

后来铁道兵部队的一位首长前来慰问官兵和视察工程，表扬了他。进一步了解清楚他的案情后，还说要向有关方面反映反映，争取给他减刑。但是“反右”斗争恰好开始了，监管他的人们认为，像他这一类人，像他这一类性格的人，即使减刑了，提前释放出去了，也保不定会说些什么“右派言论”，十之八九有可能会接着被打成“右派”。在接受改造的日子里，他不是还说了不少对苏联的医学理论和教科书公然提出质疑的、大不敬的话吗？仅仅因为这一条，也会被定为“反苏”性质，将他打成一个穿劳改服的“右派分子”。出于对他的爱护，监管人决定他还是老老实实地继续接受改造，直至服刑期满的好。他也认为这样好，反正还有三年多就刑满了。他甚至暗暗庆幸，如果不是身在劳改队里，“右派”的帽子他只怕是在劫难逃注定了总要戴上的。那样的结果未必会比自己现在的命运强多少……

终于他盼到了刑满释放那一天，可是关于给他定一个什么结论的问题，却成了使他自己和监改人员双方尴尬，双方犯难的事。因为当时“地富反坏右”的阶级划分法已经提出。在那五个字里，他自己最不能忍受的，是“坏”字。他据理力争，强调自己一没偷过二没抢过，更没**过，身上连一星半点儿流氓习气不曾沾染。监改负责人也认为他的庄严声明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若将他定为“反”或“右”，对方又不忍。人家清楚那究竟将对他意味着什么。人家不愿坑害他。而且那样做从根本上也完全不符合事实——他是出于爱国才回国，无党无派，对政治一向敬而远之，何“反”之有呢？“反右”的全过程他在接受劳动改造，劳改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再说人家当初决定不争取给他减刑，不就是出于好心，暗保他平安无事，不至于被打成“右派”么？那么只剩下了“地”和“富”两个字，究竟定哪一个。反正总得给他定上一个字。人家倒有心给他定为“富”，却又怕定得轻了，使自己落个在“阶级政策”方面“右”的罪名。他确确实实使人家感到了左右为难。他看出这一点。他怀着几分虔诚的感激，主动对人家说：“我知道，按惯例，凡是判过刑的人，几乎都是要定为坏分子的，您不把我定为坏分子，已经算是对我很照顾了。我张劭走到哪儿，这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我也知道，地富反坏右，排起来‘富’虽在第二，‘坏’虽在第四，但‘富’比‘坏’要轻得多，‘坏’比‘富’要重得多。这方面的知识，我如今脑中也多少装进一些了。本该定我‘坏’，而您从轻定我为‘富’，您就该犯错误了。都是有妻儿老小的人，我怎么也不能让您因我犯错误啊。监改您也别为难了，您就把我定成‘地主分子’吧！这么定，和‘坏分子’也差不多是对等的……”

难得他如此这般的通情达理。于是他成了“地主分子张劭”。

几天后，张劭回到了他的故乡。自从一九三三年到西方去求学，整整二十七年来他第一次回到故乡。二十七年前故乡送走的是一名踌躇满志的学子。二十七年后故乡重新容纳的是一名年近五十岁的“地主分子”。尽管故乡人和族人们曾因他成了博士而自豪过，可是如今却没有因他又成了“地主分子”而诧异。虽然他们都十分清楚这个张劭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分子”，但又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地主分子”了。政府说他是了，他怎么可以实际上不是呢？只有他的老父亲百思不得其解，连连愣怔地自言自语：“主啊，主啊，你怎么会是地主分子呢？那么我是什么呢？”

妻子和女儿们自是欢欣异常的，妻子并不在乎这些，他仍是她的好丈夫呵！只要他回到她身边来，回到她的生活中来了，她就够感天谢天，心满意足的了。而女儿们则更不在乎他已然是什么人了。她们需要的是父亲。一名是“地主分子”的父亲，或者反过来说是一名“地主分子”的女儿们，这一点的严峻性，当她们渐渐长大了，不得不嫁人了的时候，才被咄咄逼人地昭示给她们看，才被咄咄逼人地昭示给她们的父母看……

夫妻团圆、父女们团圆的最初的欢欣，很快就被最现实的眼前的生存问题扫**得一干二净。故乡是一个穷村。很穷的故乡不得不（既然是政府的决定）容纳他一家五口，但是却没有供他们居住的地方。他当年曾往家中寄过美元，但是他成了罪犯后，家人不敢保留，都烧了。即使不烧，也不能用以购物——当年中国拒绝美元。

四

他放牛，看场院。要将一个已经近五十岁的、完全知识分子化了的男人，重新变成一个对什么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很内行的农民，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而只有那样的农民，从早干到黑，才有可能挣到“满十分”。而一个挣“满十分”的农民，一天也不过才算挣了一两毛钱，刚够买一斤半口粮的钱。那样的令人羡慕的农民，全村并没有几人。他一心想成为，又谈何容易！他这个农家子弟，二十几年不事稼穑的双手，重新干起农活来，既拙且笨，远不如他摆弄医疗器械那么灵活。所以他也只有放牛，只有看场院的份儿。这在农村是较轻松的活儿，是半大孩子和老人们干的。按劳取酬，他每天只能挣到五六分。靠他挣的五六分，是养活不了包括自己在内一家五口的。而他的妻子，在学会变成一个农妇方面，一点儿也不比他聪明。她那双弹惯了钢琴的手，使用任何农具时都好像是在用一双假手。他们成为全村最不能自食其力的一户。后来博士夫人终究算是学会了纺棉花。

这一家五口，在饥一顿饱一顿的情况之下，麻木地打发着穷困潦倒的日子。他们和全村人，和全国人一样，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个年头或是第二个年头，做父母的嫁出了长女。严格地讲，她出嫁的时候还没到法定的结婚年龄。这既确保了她自己不至于饿死，也为家庭节省了一份口粮。一个“地主”的女儿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人愿娶，那已经意味着是一种慈善行为了。做父母的，对比女儿年长十余岁的未来的女婿，实际上完全不可能有什么“审议”的资格和权利。女儿自己也是……

他迅速地苍老了。看去很像一个农民了。村里的孩子们，已开始背地里叫他“老地主”了。

有时候，连他自己主观上，也丧失了对自己的清醒明白的认识。仿佛自己确实是“地主”。仿佛自己剥削过每一户村人。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变得如同哑巴。

我在采访时问让妮的母亲：“你父亲那时和你谈过什么心里话没有？”

她说谈过，但只谈过一次，而且就是几句话而已。

我又问谈的是什么内容？

她说：“后悔呗。后悔将在国外积攒的一大笔钱，带回国投资办医院了。后悔没直接从国外带着那一大笔钱回家乡，在村里办个小纺织厂什么的。我们这儿出棉花。他说自己当年如果那样，村里的一些人家，就不至于过得这么穷苦了。回想起自己曾过的那些好日子，他感到害羞。他说人在连饭都吃不上，衣都穿不上的情况之下，命如草芥，还哪儿来的钱买药看病啊！……”

她说这是她父亲跟她说得最多的一次……

三年自然灾害熬过之年，她的大妹也不得不出嫁了。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有些地方不止三年。聂坟村便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紧接着“文革”又开始了。她的小妹在“文革”中出嫁。她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永不嫁人，或者无条件嫁人。两种选择都注定了她没法不成为“成分”的祭品。父母替她选择了后者，她服从了父母。因为以她结婚时的年龄，还不可能对两种不同的选择做出独立的思考。而现实也不允许她选择前者。一个不嫁人的女子在农村将注定被视为一个怪物。

嫁了三个女儿，对博士夫妇来说，如同做了三次大手术。嫁是嫁得再简单也不过，来个人领走或来辆牛车拉走就是了。可嫁之前的内疚和之后的孤独，像老鼠不停地噬咬着他们的心一样……

他们的身体都已变得病弱不堪。长女不得不送来长孙女让妮陪伴他们，照料他们。而让妮当时也不过七八岁。但是春季里毕竟可以替他们四处去挖野菜。冬季里毕竟可以替他们到山上拾把茅草做饭、取暖。

作为“地主分子”，唯一的“好”处便是被剥夺了某些权利。诸如聆听传达“最新指示”的权利等等。但是他很在乎这样的权利，渴望某一天也被恩准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他是渴望听人说话，和人说话，渴望了解知道中国每天都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即将发生些什么事情。无论那对他个人的命运，值得乐观或恰恰相反……

他实际上仿佛生活在一个广阔的无人区。他对别人是完全多余的。活着也罢，死了也罢，都没有什么意义。他死了，第二天便会有另一个人，接过牛鞭，而且可能比他放牧得更好。

每晚，老夫妻在昏暗的灯光下相对无言，除了“吃饭吧”“熄灯吧”“睡觉吧”之类最简单的话，没有什么另外的话题值得一说。

有一天队干部动员大家捐款买化肥。如果不及时解决化肥问题，歉收将成定局，而那也就意味着全村都将面临挨饿。

动员的结果——全村所凑的钱，还不够买一袋化肥的。农民哪有不知道化肥对庄稼的作用的？但是他们没钱可凑。

他鼓起最大的勇气，当晚去找村干部们。

他说——让我们全村来做化肥吧。这方面我懂，做起来也不是难事。最重要的是，就地取材，不必花一分钱。他保证，如果听从他的指导，做出的化肥，将是一等的。不但能满足本村需要，还可雪中送炭于邻村……

他说得很令人振奋，起码很令自己振奋。他还极其认真地向队干部们讲解化肥元素的构成。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他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将他的知识贡献出一点点了。尽管那不过是他头脑之中所拥有的全部知识的百分之一二而已。尽管那不过是他头脑中所拥有的最低层次的知识而已。作为知识分子，拥有知识而无权贡献，对他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一种痛苦。他渴望能获得一次机会，借以减轻内心的痛苦。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准备奉献自己所有一切，做任何力所能及的工作……

然而，待他终于无话可说时，队干部们却面面相觑。并且，各自叹息。那种叹息既是为他而发出的，也是为他们自己而发出的。他们说，他们是绝对相信他一定能够指导大家做出化肥的。不用他那么急切地自我推荐，他们也是相信的。但是，他们不能同意他的想法。尽管他们都承认，他的想法是很好的想法。但是他们绝对不能给予他一次为集体贡献知识的机会。甚至，也绝对不能向上级请示。即使请示了也将白请示。除了受到上级的批评，不会有另外一种结果。而若不请示便擅自同意，那他们犯的错误将更大更严重。

让一名“地主分子”指导贫下中农做化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吗？

凑不起钱来买化肥，不买就是了。庄稼将减产，减产就是了，挨饿，勒紧裤腰带忍着就是了，但是——政治错误却犯不得。阶级路线错误却犯不得。这一点是大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他们对他说完，又各自叹息。

他还想再说什么，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以他的表情告诉他们——他理解了，完全理解了。不是理解了遭拒的原因本身，而是理解了队干部的难处。如当年在究竟将他定为“坏分子”还是“地主分子”的问题上，理解了他的监改队长的难处一样……

正是从那一天开始，一种十分强烈的愿望成了他作为人精神方面的支撑点——要活下去。要活得寿命长些再长些。要活到那一天，亲眼看到一切不公正、一切谬误和荒唐得到纠正。不活到那一天他将死不瞑目。

这——便是张劭博士后来研制“养命宝”的最初动机。正是从那一天开始，他一有余闲，便入迷地采集中草药。

然而，在那样的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之下，他要实现自己的执着愿望近乎纸上谈兵！

五

他没料到周围的群众会暗中给予他那么多鼓励、协助和支持、信赖。庄稼人也需要医生和药，正如农作物需要化肥。政治虽然不能容忍一名“地主分子”（而且是一名“老地主”）带头制造的化肥施在社会主义的农田里，农民们却挺信服一名曾是医学博士的人按照他丰富的宝贵的医学学识和经验给他们开的药方和免费赠送给他们的中草药。它们在他的搭配下对他们的各种疾病产生奇异的疗效。在求医治病方面，唯有医学的权威性，是永远也不可能被真正踏倒的……

“赤脚医生”心甘情愿与他配合……

村里的干部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持着可贵的缄默。有的还对他说：“如果谁给你们送点儿什么表示感谢，你们就收下。队里没法儿出面解决你们的任何实际困难，原因不说你也明白。但是民不举的事儿，我们也保证不究！”

“老地主”——老博士，深深被感动了。

他最初那一种纯粹个人的求康求活的愿望，于是升华为一种替更多人无偿服务的虔诚。在他的故乡，他的才智被埋没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开始被人们认识到了价值。在他的故乡，他完全失落了自我之后，终于又寻找到了另一种自我。

他曾对他的夫人说：“李时珍毕其一生心血，为中国人留下了一部《本草纲目》。我张劭少怀从医之志，通晓中西，求学于欧美，三获博士之冕，却运命乖张，怀抱百愿而仅奉世于一二，实在是心有不甘志有不达啊。此生已无他愿，倘能留一良药于世，便死而无憾了！”

越接近晚年，博士越需要一种信仰。现实拒斥于他，便将他推向了宗教的涅槃。

他还曾对他的夫人说：“普度众生的佛家宗旨，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其实渊于同一种精神啊！那么就让我彻底忘了自己曾是一位饮誉西洋的医学科学家，虔虔诚诚地做一名非法的乡村赤脚医生吧。劳苦大众就是佛就是基督啊，就让我把全部的爱心在狭小的范围内竭力奉献吧……”

“四人帮”粉碎后，“右派”平反，“走资派”平反，许多人的冤假错案平反，他却似乎无“反”可平，无“名”可正。

直至一九八二年，他以每月微薄的工资，以“临时工”的名义，被借调到洛宁县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小化肥厂，并在那里的一间颓陋的“化验室”内，研制出了三十烷醇，才终于引起河南省内外新闻界和有关科技单位的讶然和关注……

那时，他全部的几件衣物，是补丁摞补丁的、当年从劳改队穿回的劳改服。比较起来，从一九五四年遭捕，至一九八二年重新“曝光”，二十八年间，他能吃得饱穿得暖的一段日子，倒是在劳改队接受劳改的几年。

他又恢复了知识分子可以读书可以看报的本能和权利，而每则中国中年知识分子早夭的报道，常令他感同失亲，欷歔而泣。

他每每对人言：“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真可怜。四十至五十，本当壮年。可于他们，何壮之有？好比通体龟裂的瓷器，其实是早已预碎了啊！人各有责，人唯一命，强其命方能使尽其责。知识分子首先能各尽其才各尽其责了，科技才能搞上去，‘四化’才大有希望。我要加紧研制良药，为抢救中国的知识分子尽我之责吧！”

他是他研制的“养命宝”的第一批服用者之一。半年后，他那满头白发中竟有黑发环颅如染。人们替他感到高兴地说：“老博士，看来您返老还童了，必定长寿啊！”他亦十分自喜地说：“那，我就能争取到时间，进一步研制出‘抗癌一号’啦！”他的二女儿却不幸病故了。接着他的夫人也弃他而去。这双重的严酷的情感打击，一下子将他从精神上摧垮了……

诚如他所言，他自己的身心，又何尝不像一件瓷器，早已在命运的挤压之下，通体龟裂，预碎难锔了呢？学贯中西，饮誉欧美的这位三冕医学博士，不久也与世长辞。医学科学家，一生仅留下了一种药——“养命宝”……总算是圆了他的医学梦。圆了他唯一的人生夙愿。正是——“遍地关山行不得，为谁辛苦为谁啼？”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惜哉张劭！嗟乎张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