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读完了它。读得很认真。有些段落读两遍。有些句子或划了红线。我如此认真地读这一本美国人写的，译成中文只八万字的变形三十二开的畅销书，由于受到两方面影响——媒介的宣传和读过这一本书的人们的推荐。
通常，我是一个不容易受媒介宣传影响的人。我知道，这一种宣传，背后往往是一次精心的纯粹商业营销性质的策划。它出版前，曾在某报连载。我读了几章，既没被故事所吸引，也没觉文字闪烁特殊的魅力，便未再读下去。
相对而言，我较容易受读过某一本书的人们的口头推荐之影响。道理是那么的简单——一个人如果阅读旨趣不俗，读一本书，之后推荐给朋友，一定有些值得推荐的方面。在出版业，我还未闻有“连锁直销”的手段被运用。那么一个人推荐某一本书给朋友读，除了希望共同分享阅读的愉悦，和自己的金钱利益是不发生丝毫关系的。何况每每不是怂恿你去买，而是主动将自己买了的书借给你，只希望你无偿地读。和媒介的宣传相比，当然是无私可言的。
于是我手中竟有了三本，都是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的。其中一位朋友告诉我：“我妻子一边看一边哭！”我说：“是吗？”——不禁地有些“友邦惊诧”。并问：“你呢？”他耸耸肩：“我又不是女人，没她那么容易受感动。”——随即补充，“是她催促我快给你送这本书来。不是我对你有这份儿热忱。”另一位朋友送书来时说：“你认真看看，看看美国女人的性观念！”送第三本书来的朋友年长我不少，五十多岁了。他说：“唉，当儿女的，都像这本书里的儿女们那么理解父母多好！”——欲走不走的，似乎还有满肚子话要往外倾诉。见我正写作，最后留下一句话是——“读了这本书，更他妈使人感到压抑了！”
我知道他在闹离婚。离婚后想和一个比自己小十七八岁的女人再婚。而他的儿女们威胁他：“老东西如果胆敢颠覆我们这个好端端的家庭，非打残废你不可！”
他的处境好比幻想黄连变甘蔗，却两头儿都苦。
当晚，见中央电视台某节目的某位女主持人，深情地说：“我把活的生命给了我的家庭，我把剩下的遗体给罗伯特·金凯——《廊桥遗梦》女主人公的这一句话，将使我们长久地感慨万千……”
于是电视屏幕上出现了那一句话的字幕。
背景是池水，两只鸭结伴而游。我看得很清楚，的确是两只鸭，非是两只天鹅，也非是一对鸳鸯。但似乎是野鸭，不是家鸭。因为它们将身体完全潜在清澈的水波下游。家鸭一般没这能耐……
那节目片段做得不错，很浪漫，很柔情，很有意境和意味儿。尽管象征男女主人公的是两只野鸭，而非是两只天鹅，或一对鸳鸯。我却觉得是两只野鸭似乎更好，更对头。若是两只天鹅，未免格调太高贵。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农妇的婚外恋，象征高贵了反而就显得矫情了不是？一对鸳鸯呢，象征又未免太中国化也太甜腻了……
我就是从那一天晚上，开始细读《廊桥遗梦》……
一个老故事，一本畅销书
爱是文学艺术中老得不能再老的主题，却永远的老而不死。真真是一个“老不死的东西”。我想这大概由于读者们总是一代一代老得很快，总是一代一代相继死去的原因吧？好比服装，对于这一代人过时了，对于下一代也许恰恰又流行，又时髦。这一代人悄悄退出服装消费者群体，下一代人又成长起来了。丢弃了童装，集结为新的一批成人服装消费群体。所以除了饮食业，服装业最为经久不衰。各个国家都是这样。如果一个服装设计者，不经款式的改造，一厢情愿地便将十八、十七世纪，甚至更老世纪的服装向当代人兜售，那么大多数当代人一定不太买他的账。酒是“跨世纪”的最好，服装往往是刚上市的最畅销。“名牌”而老，实际上买了穿着已不再是内心里的喜欢，仅仅是某种可以示人的骄傲。对于当代人，服装的魅力是传统中有当代性，没有就会使当代人敬而远之。对于当代人，小说的魅力也许恰恰反过来，恰恰需要在当代性中有传统。没有当代人也是会敬而远之的。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拗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所以“当代”一词之于当代人，细细想来，必然是一个含糊的、暧昧的、定义不甚明确的词。
《少年维特之烦恼》不能不算是一个好的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尤其是经典。与《廊桥遗梦》相比起码毫不逊色。还有中国的《红楼梦》《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是大多数当代人绝对地再不打算为它们唏嘘落泪了。尽管爱是一个“老不死”的主题，但是关于爱的小说、戏剧、诗和歌，也像它的读者、观众和听众一样，一批又一批地老了、旧了、死了。没死的，也不过象征性地“活”在文学史中、戏剧史中、老唱片店里。当代人不但要读关于爱的故事，更要读当代人创作的，尤其要读当代人反映当代人的。在这一点上，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前世纪的文学大师们，永远竞争不过后来的当代的小说家们。如果后者们水准并不太低的话，哪怕他们永远成不了大师。
这便是《廊桥遗梦》在美国畅销的前提吧？也是在中国畅销的前提吧？何况，《廊桥遗梦》讲了一个够水准的爱情故事，一对儿当代美国男女的爱情故事，一个既迎合当代人的当代**观念又兼顾当代人对传统家庭观念依依不舍之心理的爱情故事。
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味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
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相当谨慎又相当自信地把握了当代美国人的这一种心理分寸。这乃是《廊桥遗梦》在美国畅销的第二个前提。我认为他的社会心理分析和判断方面的能力，显然高出他写小说方面的才华。而他的分析和判断在美国首先应验了，其次在中国也应验了。
为中年男女讲的爱情故事
中国的爱情故事，十之八九是为青年男女们讲的，也十之八九讲的是青年男女的爱情。《红楼梦》中的男女主人公们，甚至可以说是些少男少女。曾经在大陆很畅销了一阵子的台湾女作家琼瑶的系列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几乎皆属青春偶像型。所以搬上银幕或拍成电视连续剧，男主角个个是“白马王子”，女主角个个是“靓女俏妹”。中国文学、戏剧和电影、电视剧中，为中国中年男女讲的爱情故事实在太少了。这和中国的国情似乎有极大的关系。像五十二岁的罗伯特那把年纪，在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差不多开始做爷爷了。而五十年代的中国男人，到了五十二岁，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低劣，大多数也都老得没精气神儿了。四十五岁的中国女人，一般当然要比同年纪的男人还要老些，该被尊称为“大婶”了。由“大婶”而“大娘”，其间最长也只不过有十年，最短才五六年的“过渡阶段”。一旦被叫“大娘”，女人也就不大好进入文学、戏剧或电影、电视剧中充当爱情的有魅力的主角了。中国的小说家戏剧家电影家们又是很“势利眼”的，即或在结构爱情结束时仁慈地考虑到了她们的存在，也不过只将她们搅进去做“陪衬人物”。的确，又老，又穷，精神上根本浪漫不起来，婚外恋的可能性究竟会有多少呢？反映了，又会有多少浪漫色彩呢？既难浪漫，小说家戏剧家电影家们也就不自设难题自找麻烦了。不识好歹地“迎着困难”上，也将被视为“反映老年婚姻问题”一类，搞得自己不尴不尬的。更不要说很容易被指斥曰“颠覆传统道德”、“有伤风化”、“有损老年人形象”云云了……
近年，情形似乎有了很大变化。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了，五十多岁的男人不再个个都像小老头儿了。四十多岁的女人也普遍都非常在意地减肥、健美，想方设法使自己年轻化了。事实上，她们也真比五六十年代的女人们年轻得多。人既年轻，心也就俏少。半老不老的女人们的内心里，其实是和少女们一样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只不过不喜欢读爱情一方主角是少女的小说罢了。少女们从爱情小说中间接品咂爱情滋味儿。供她们读，以她们为主角，或者以几年以前的她们为主角的爱情小说多得的是，一批一批地在印刷厂赶印着。她们每天读都读不过来。她们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后边连着对美好婚姻的幻想。但是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的就是婚外恋。因为她们和他们，大抵都是已婚者。尤其她们，恰似《廊桥遗梦》的女主角弗朗西斯卡是做了妻子的女人一样。这样的女人们的内心里，要么不再幻想爱情，要么幻想婚外恋。一旦幻想产生，除了是婚外恋，还能是别种样的什么爱情呢？即使结果是离婚再婚，那“第一章”，也必从婚外恋开始。正如《廊桥遗梦》这篇小说从婚外恋开始。
如果在三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中国女人们之间进行一次最广泛的社会调查，如果她们发誓一定说真话绝不说假话，那么答案可能是这样——起码半数以上的她们，内心里曾产生过婚外恋幻想。有的经常产生，有的偶尔产生，有的受到外界诱因才产生……诸如读《廊桥遗梦》这样的缠绵悱恻的爱情小说，或看过类似的电影电视剧之后。有的不必受到什么外界诱因也会产生，比如独自陷于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在她们中，尤以四十至四十五岁的女人们幻想的时候经常些。因为三十多岁的女人们，是不甘仅仅耽于幻想的。几次的幻想之后，便会积累为主动的行为了。而四十至四十五岁的女人们，由于家庭、子女、年龄和机会的难望难求等等的原因，则不甚容易采取主动行为。即使婚外恋真的发生，她们也每每是被动的角色。她们中又尤以有文化的女人为主，却不以文化的高低为限。对于婚外浪漫恋情的幻想，一个只有小学三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女人绝不比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稍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初级教育给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而思想是幻想的“天敌”，正如瓢虫是蚜虫的天敌。婚外恋幻想是中产阶层妇女传统的意识游戏之一。中国在七十年代以前至一九四九年，不但消灭了资产阶级而且改造了中产阶级。所以几乎没有严格意义的中产阶层妇女可言。只有劳动妇女、家庭妇女、知识妇女，统称为“革命妇女”。“革命妇女”的意思便是头脑之中仅只产生“革命幻想”和“革命思想”的女人。情爱幻想和情爱思想是不允许在头脑中有一席之地的。它实际上被逼迫到了生理本能的“牢房”中去。偶或的被女人们自己暗自优待，溜到心理空间“放放风”。倘若一个女人的头脑中经常产生情爱幻想，并且由此产生与“革命幻想”、“革命思想”相悖的情爱思想，尤其是既不但自己头脑中产生了，竟还暴露于人宣布于人传播于人，那么便是个“意识不良”的女人了。倘若有已婚的女人胆敢言自己头脑中存在过婚外恋幻想，那么她肯定将被公认为是一个坏女人无疑了。
我在知青的年代里，我那个连队，有一名女知青午休时静躺不眠，身旁的亲密女友问她为什么睡不着？是不是想家了？她说不是。经再三的关心的诘问，才以实相告。曰想男人，曰这时候，身旁若躺的是一个男人，可以偎在男人怀里，不管是丈夫不是丈夫，多惬意多幸福多美妙多美好哇！女友将她这种“丑恶”思想向连里汇报了。于是召开全连批判会，批判了三天。男女知青，人人踊跃发言。可谓慷慨激昂，口诛笔伐。团“政治思想工作组”，向各连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简报”。“简报”上措辞严厉地提出警诫——“思想政治工作不狠抓了得吗？一旦放松能行吗？”
当年我也是一个口诛笔伐者。当年我真觉得那名女知青的思想意识“丑恶”极了。这件事当年还上了《兵团战士报》，“专栏批判文章”中，还评出了那一年度的“优秀批判文章”一二三等奖……
当年的“革命样板戏”《海港》和《龙江颂》也最能从文艺的被扭曲了的性质方面说明问题。《龙江颂》中的第一号“女英雄人物”江水英没丈夫、没儿女，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情人”。但她家门上，毕竟还挂一块匾，上写“光荣军属”四个大字。到了《海港》中的方海珍那儿，不但无丈夫、无儿女，连“光荣军属”的一块匾也没有了。舞台上的电影中的方海珍，年龄看去应在四十余岁，比《廊桥遗梦》中的弗朗西斯卡的年龄只小不大。方海珍也罢、江水英也罢，头脑之中仅有“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丝毫的女人意识。生活内容中只有工作，只有教导他人的责任，没有丝毫的情爱内容。如果说她们身上也重笔彩墨地体现着爱和情，那也仅仅是爱国之爱，爱职责之爱、同志之情、阶级之情。一言以蔽之，她们仿佛都是被完全抽掉了男女情爱**本能的中性人，而非实实在在的女人。
另一“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乃六十年代初全国现代戏剧会演中的获奖剧目。原剧中的女党代表柯湘，与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民武装首领乌豆之间，本是有着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标基础”上的爱情关系的。然而连建立在这一“革命基础”上的“革命的爱情”关系，在“革命文艺”中，也是被禁止的。因而后来改编成的“样板戏”中，爱情关系被理所当然地一斧砍掉了。我作为知青时，曾被抽调到黑龙江省出版社培训，与当年的文编室主任肖沉老师去黑龙江省边陲小镇虎林县城组稿，在林场的职工食堂里，发现了原剧的作者。对方当年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林场接受劳动改造。最主要的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名，乃因在该剧被改编为“革命样板戏”的过程中，他书生气十足地坚持原作的“创作权益”，反对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关系一斧砍掉。当然也就是反对将他创作的剧目进行“革命性”的改编。也当然就是反对“杰出的文艺旗手”江青同志。我当时见了他，真仿佛见了崇拜已久的文艺前辈。尽管他当年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不过四十多岁。我在他面前诚惶诚恐，口口声声尊称他为“老师”，还傻兮兮地问他电影字幕上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惊得他面色顿变，连连说：“我写的是毒草！是大毒草！你千万别把大毒草和‘革命样板戏’往一块儿扯。别人听到了你将吃不消，我更吃不消！”饭没吃完，捧着饭碗逃之夭夭。
肖沉老师当即生气地批评我：“你这年轻人！月球上来的呀？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跟对方是好朋友。以后数日，他到处寻找对方，想和对方私下聊聊，问对方需要一些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不，对方竟然失踪了，找不到了。离开虎林的前一天，终于知道对方在哪儿了，匆匆带我赶去，对方却不肯见他。
我有些生气，说不过就写了一部戏，落到这种人下人的地步，干吗还那么大的架子？比孔明还难见！
肖沉老师长叹道：“你懂什么！他是怕连累我啊！”
我说：“有那么严重吗？”
他说：“一位省级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室的主任，组稿到了一个地方，苦苦地非要见一名因反对‘文艺旗手’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这样的事想定成什么政治性质就可以定成什么政治性质。我如果不是相信你这个年轻人的为人，才不向你介绍他呢！他不肯见我，也是由于你！我了解你，相信你。他丝毫不了解你，怎么能不对你存有戒心。”
到了“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情爱主题在文学艺术中依然是一个“禁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大概是第一篇反映婚外恋主题的小说。它的问世在全国引起沸沸扬扬的反响，酿成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至于全国妇联当年也参与进了这场是是非非的纷争之中。
而今天，经历了只不过仅仅十年的演进，中国文学艺术之中的爱、情欲和性，却已经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却已经只不过成了一种“佐料”。因而便有了这样一句带有总结意味儿的话语：“戏不够，爱来凑。”这样一句总结性的话语，其实包含着显明的批评成分。批评来自于读者，来自于观众，来自于小说评论家和影视批评家。连小说家和编剧家们自己，也相互以此话语自嘲和打趣起来。似乎无奈，又似乎心安理得，又似乎天经地义。爱、情欲和性，尤其在小说和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于低俗、猥亵、丑陋、自然主义（下流的自然主义）。越来越不圣洁了，甚至谈不上起码的庄重了。仿佛原先由于某种锦缎价格昂贵虽心向往之却根本不敢问津，甚至经过布店都绕道而行，忽一日暴发了，闯入大小布店成匹地买。既不但买了做衣服，还做裤衩做背心，做鞋垫做袜子，做床单做台布。而新鲜了几天就索性做抹布做拖布了。几乎凡叫小说的书里都有爱都有情欲都有性，就是缺少了关于爱的思想关于情欲的诗意关于性的美感。而且，一个现象是，在许许多多的书中，**的主角们，年龄分明的越来越小。由三十多岁而二十多岁而少男少女。后者的爱情故事，在西方是被归于“青春小说”或“青春电影”的。而在中国却似乎成了“主流”爱情故事，既轻佻又浅薄。恰恰是在我们的某些“青春小说”和“青春电影”里，爱被表现得随意、随便，朝三暮四如同游戏。这也许非常符合现实，但失落了文学艺术对现实的“意见”。而这一种“意见”，原本是文学艺术的本质之一。
爱的主题并不一定只能或只许开出美的花朵，在现实中往往也能滋生出极丑和极恶。这样的文学名著是不少的。比如巴尔扎克的《贝姨》《搅水女人》，左拉的《娜娜》。但是这些名著中的批判意识显而易见。正如左拉在着手创作《娜娜》之前宣言的——坚定不移地揭示生活中的丑恶和溃疡。《娜娜》这部书中谈不上有爱，充斥其间的只不过是一幕幕变态的情欲和动物般的性冲动。它是我看过的西方古典小说中最“肮脏”的一部，但是却从来也没动摇过我对左拉在法国文学史上文学地位的特殊存在。而中国的当代作家中，有相当一批人，巴不得一部接一部写出的全是《金瓶梅》，似乎觉得《红楼梦》那种写法早已过时了。《金瓶梅》当然也有了不起的价值，如果将其中的情欲和性的部分删除，它也就不是《金瓶梅》了。我当然读过《金瓶梅》，它在每段**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写之后，总是“有诗为证”。而那些“诗”，几乎全部的拙劣到了极点。后来就干脆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同样的字、词、句，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不时插入同一条广告。我们的现当代评论家，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一代接一代地也几乎全部都在重复同样的论调，强说它是一部“谴责小说”“暴露小说”“批评现实主义小说”。仿佛中国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正是从兰陵笑笑生那儿继承来的。从《金瓶梅》中男女们的结局看，似乎的确一个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有的下场极惨。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谴责”、就是“暴露”、就是“批判”。最多只能说是对追求声色犬马生活的世人们的“告诫”罢了。往最高了评价也不过就是一部带有点儿“劝世”色彩的小说。那“谴责”那“暴露”那“批判”，实在是我们自己读出来的，实在是我们自己强加给笑笑生的。倒是他对西门庆一夫多妻的**的羡慕心理，以及对他和女人们**时那种五花八门的，每每依靠药物依靠器具的八级工匠似的操作方式的欣赏，愉娱，在字里行间简直就掩饰不住。据我看来，笑笑生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间接**癖的男人。他从他的写作中也获得着间接的性心理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种快感，于笑笑生显然的形同**。后人将“批判”和“谴责”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意味着一种暧昧。倒是在日本和在西方对它的评价更坦率些。日本认为它是中国的第一部“性官能小说”。日本当代某些专写“性官能小说”的人面对《金瓶梅》往往惭愧不已。他们中许多人都丝毫也不害羞地承认，他们对性进行官能刺激的描写和发挥和满足读者官能快感的想象，从中国的《金瓶梅》中获益匪浅。而据我所知，在西方，《金瓶梅》是被当作中国的第一部“最伟大的”“极端自然主义的”“空前绝后”的“性小说”的。这才评论到了点子上。《金瓶梅》和《娜娜》是有本质区别的。笑笑生和左拉也是有本质区别的。**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官能的壳。这壳里已几乎毫无人欲的灵魂。
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美国人的《廊桥遗梦》漂洋过海，用中国的方块字印成书出现在中国。它在中国的畅销顺理成章。
“在一个日益麻木不仁的世界上，我们的知觉都已生了硬痂，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茧壳中。伟大的**和肉麻的温情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我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往往倾向于对前者的可能性嗤之以鼻，给真挚的深情贴上故作多情的标签……”
“在当今这个千金之诺随意打破，爱情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的世界上……这个不寻常的故事还是值得讲出来的。我当时就相信这一点。现在更加坚信不疑……”
以上两段话，是沃勒在“开篇”中说的。也就是他在开始讲他的一个关于当代男女的爱情故事之前，对爱所发表的极具当代性的“意见”。他的“意见”包含有明显的沮丧和批判。
我对“肉麻的温情”五个字相当困惑。反复咀嚼，几经思考之后，困惑依然存在，丝毫未减。由我想来，温情乃是爱的相当重要的“元素”。是的。似乎只有用“元素”这个词，才能接近我对温情之于爱情的重要性的表达。没有温情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没有氧的空气根本不是空气一样。“肉麻的温情”也是温情。我根本无法想象，在**中，温情既是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什么样的温情是“肉麻”的？什么样的温情才不是？正如沃勒自己“无法确定”——“伟大的**和肉麻的温情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如果我用我的困惑向他鞠躬请教，他一定更加“无法确定”——“肉麻的温情”和“不肉麻的温情”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即使在他的爱情故事里，温情既不但存在，用他自己轻蔑又不屑的话来说——也相当“肉麻”。且不论那个“颇有才气的女导演”——“毫无例外地，每次他们做过爱，躺在一起时，她总对他说：‘你是最好的，罗伯特，没人比得上你，连相近的也没有。’”沃勒极其欣赏的女主人公弗朗西斯卡在和罗伯特**后，也说：“我现在并不是在草地上坐在你身旁，而是在你的身体内，属于你，心甘情愿当一个囚徒。”
我们谁能分清弗朗西斯卡和那个“颇有才气的女导演”，谁当时的温情“肉麻”，谁当时的温情不“肉麻”呢？沃勒就能清清楚楚地分得开来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吗？
爱着的男女之间的温情都是有几分“肉麻”的。只不过“肉麻”的程度不同罢了。这一点一切爱过的男女——痴爱也罢，逢场作戏也罢，都是心中有数的，而且都有切身体会的。是否沃勒过分偏执地崇尚**的原始冲动又过分偏执地贬斥**的温情“元素”呢？
他的《廊桥遗梦》给我的印象，似乎证明着他是一个相当理性的，相当谨慎的，力求不使读者感到偏执，力求不使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因偏执而遭到读者排斥引起读者逆反的作家。那么，我不禁猜想，问题也许出在了翻译方面。在“肉麻的温情”这五个字中，要么是“肉麻”两个字不甚准确，要么是“温情”两个字稍欠适当吧？
其实我更想指出的是——沃勒这个美国佬以上两段话，当然是对当代美国人说的。他落笔之前，肯定没想到中国人会做何想法。肯定不会像我们的某些小说家或影视编剧家，预先揣摩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接受心理。
然而他对爱情的极具当代性的“意见”，却既不但在美国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也在中国获得了普遍的知音。
我们从他的“开篇”的字里行间，既看得出他对所讲的爱情故事的价值满怀信心，也同样看得出他是多么的并不自信。他“当时就相信这一点，现在更加坚信不疑”的同时，又有点儿近乎“推销”地说：“不过，如果你在读下去的时候能如诗人柯尔律治所说，暂时收起你的不信，那么我敢肯定你会感受到与我同样的体验。”
《廊桥遗梦》是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在自信与不自信兼而有之的创作心态下的产物。
我们理解他的自信，因为他在对**的观念作极具当代性的呼唤美好的“发言”。
我们理解他的不自信，因为他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千金之诺随意打破，爱情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日益麻木不仁”往往“给真挚的深情贴上故作多情的标签”的令人沮丧的世界。
世界分明比沃勒先生认为的要稍好一些。否则他的这一本讲述爱情故事的小册子，不会仅仅在美国就发行到一千余万册。尽管我对这个数字颇持怀疑态度。一千余万，相当于在美国的十个大城市各发行到百万以上。但是《廊桥遗梦》在美国十分畅销，则是毫无疑问的了。
沃勒先生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他的这一本讲述爱情故事的小册子，在中国也引起广泛的兴趣了。这一份儿喜悦和收获显然是他不曾预期的。
这位美国佬值得为自己干一大杯！
专讲给女人听的爱情故事
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小说之后，我已经变得不大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感动了。《廊桥遗梦》这个故事本身也没太感动我。它使我联想到我们中国的《白蛇传》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后者在张扬爱的浪漫和咏叹爱的执着方面，实在不是《廊桥遗梦》所能媲美的。谈到“伟大”，无论故事本身想象魅力的伟大，还是男女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力（用沃勒的话叫作“**”）的伟大，都远远地超过《廊桥遗梦》，简直不能同日而语。相爱男女的灵魂化为彩蝶这一种浪漫想象，从小就使我折服之极。而《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这一女性形象，我认为在人类艺术创造史上，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蛇是多么可怕的东西！蛇而为精，一向意味着邪恶与凶残。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蛇精蛇怪一再伴着毒辣之神出现。只有在我们中国的《白蛇传》中，成为爱、美、善、刚勇、柔情忠贞、视死如归的化身。白娘子那种为对爱宁人负我，我绝不负人，那种为爱不惜赴汤蹈火，不惜以千年修炼之身相殉，那种虽被镇在塔下却爱心不悔的痴，真真是人间天上爱的绝唱！真真令世世代代的男人们永远地自愧弗如啊！只不过《白蛇传》也罢，《梁山伯与祝英台》也罢，都因其神话性和传奇性，冲淡了当代性，不再能令我们当代人感动了。
是的，最感动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必是发生在当代的爱情故事。
“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句话早已被证明过时。
当代人看“三国”既不会掉眼泪也一点儿不替古人担忧。
当代人看《秦香莲》也不再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动感情了。
可是哪怕极平庸的当代爱情故事，也会至少吸引当代人中的一部分。
这种感动就像嫉妒一样。当代人不会嫉妒古人，不会嫉妒神话中的人和传说中的人，但一定会要深深地嫉妒他或她周围的人。
我在上大学时，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上海市的郊区，一对男女青年自幼暗暗相爱，因其中一方的家庭出身是富农，而另一方的父亲是村党支部书记，他们的爱情当然不被现实所允许。于是他们双双留下遗嘱，服毒死于野外，当夜大雪。南方很少下那么大的雪。当年我的上海同学们，都言那是近三十年内不曾有过的南方冬景。大雪将那一对男女青年的尸体整整覆盖了九天。而据说，按照当地的习俗，一对新人婚后的九天内是不应受到任何贺客滋扰的。这当然是巧合。但有一点人人都说千真万确——他们身上共盖着一张旧年画。年画上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女青年从小喜欢的一张年画，“破四旧”时期私藏着保存了下来……
大约在九月份，朱时茂派他的下属将我接到他的公司，让我看一则报上剪下来的通讯报道。不是什么连载小说之类。而是实事——“文革”前一年，一个农村少女，暗恋上了县剧团的一名男演员。一次看他演出，在他卸妆后偷走了他的戏靴，当然地引起了非议，也使他大为恼火。她父母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做？她说她爱上他了，今后非他不嫁，而她才十六岁。以后县剧团再到附近演戏，她父亲便捆了她的手脚，将她锁在仓房，她磨断绳子，撬断窗棂，又光着脚板跑出十几里去看他演戏。她感动了她的一位婶婶。后者有次领着她去见他，央求他给她一张照片。他没有照片给她，给了她一张毛笔画的拙劣的海报，签上了他的名字，海报上是似他非他的一个戏装男人。他二十六七岁，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在他眼里，她不过是一个情感有点儿偏执的小女孩儿。后来就“文革”了。他被游斗了。一次游斗到她那个村，她发了疯似的要救他，冲入人群，与游斗者们撕打，咬伤了他们许多人的手。她没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从此被关进了牛棚。一天夜里，她偷偷跑到县里去看他，没见着。看守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当然不许他们见。但是调戏她说，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给他一次，他将想办法早点儿“解放”她所爱的人。她当夜给了。不久她又去县里探望她爱的人，又没见着。为所爱之人，又将自己的身子给了“造反派”一次。而这一切，她爱之人一无所知。东窗事发，“丑闻”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没脸见人了，于是将她跨省远嫁到安徽某农村。丈夫是个白痴。十余年转眼过去。“文革”后，她所爱的人成了县剧团团长。一次又率团到那个村去演出，村中有人将她的遭遇告诉了他。他闻言震惊，追问她的下落，然而她父母已死，婶婶也死了。村中人只知她远嫁安徽，嫁给一个白痴。他当时正要结婚，于是解除婚约，剧团团长也不当了，十余次下安徽，足迹遍布安徽全省农村，终于在同情者们的帮助下，寻访到了她的下落。他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前去找她，要带走她，要给她后半生幸福。而她得到妇联方面的预先通知，从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见他。他只见着了她的傻丈夫，一个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对傻儿子，双胞胎。三个傻子靠她一个女人养活，家里穷得可以想象。他还看见一样东西——他当年签了名送她的那张海报，用塑料薄膜罩在自制的粗陋的相框里，挂在倾斜的土墙上。她一定希望有一个她认为配得上那海报的相框，却分明是买不起。他怅然地离开了她的家。半路上他的车陷在一个水坑里，正巧有一农妇背着柴从山上下来，他请她帮忙。那憔悴又黑瘦的农妇，便默默用自己的柴垫他的车轮。那农妇便是当年爱他的少女，他当然是万万想不到也认不出她来的，而她却知道眼前正是自己永爱不泯的男人。但是她一句话都没说。她当时又能说什么呢？看着他的车轮碾着她的柴转出水坑，她只不过重新收集起弄得又是泥又是水的柴，重新背起罢了。他是那么过意不去，给了她一百元钱作为酬谢。那一百元钱当然是她的生活所非常需要的，但是她竟没接，她默默对他鞠了一躬，背着柴捆，压得腰弯下去，一步一蹒跚地走了……
他们之间这一段相见的情形，是记者分头采访了他们双方才使世人知道的。
当地妇联有意成全他们，表示要代为她办理一切离婚事宜。
她说：“那我的两个儿子怎么办？他们虽然傻，但是还没傻到不认我这个娘的地步。我抛弃了他们，他们一定会终生悲伤的。”
他给她写信，表示愿意为她的两个儿子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她没给他回信。通过当地妇联转告他——他才五十来岁，重新组建一个幸福家庭还来得及。娶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对于他已不可能有爱可享。再被两个并非他的血脉的傻儿子拖累，他的后半生也将苦不堪言，这对他太不公平。他不忘她，她已知足了……
他便无奈了。
不久他因悲郁而患了癌症，希望自己死后埋在她家对面的山坡上，希望单位能破例保留他的抚恤金并转在她名下……
朱时茂请我去打算将此事改编为电影剧本，当时我和他都极为那一篇报道所感动。但是后来电影局有关同志转告了一个意见——太悲伤了，涉及“文革”，不要搞了。
于是我们作罢。
我早已变得听话了。
我若不听话将会受到的只不过是对我的“印象损失”。
朱时茂不听话将会受到经济方面的严重损失。
而经济损失有时是比“印象损失”大得多的更不可掉以轻心的损失。
我们当时居然还考虑到拍成影片后的国际市场发行问题。理念得像地道的专门做买卖赚钱的商人。
美国人却从来不会在写小说和拍电影的时候想到中国人。但是他们的电影把我们的电影业冲得稀里哗啦。我丝毫也不怀疑，将要拍成或已经拍成的电影《廊桥遗梦》，一旦在国内上映，将使我们的观众趋之若鹜。而翻译小说一旦印上“美国最畅销”一行字，在中国若不畅销便为咄咄怪事了。这一国与国的文学沟通现象，真是深含耐人寻味之处。
爱情小说既读得多了，我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那便是一切的爱情小说，包括神话中的爱情故事和民间的爱情故事，都是有“性别”的。有的可归为“男性”类。有的可归为“女性”类。有的可归为“中性类”。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中性”类的爱情故事。而《白蛇传》，则是“男性”类的爱情故事。这故事通过许仙这男人，去感受千年蛇精白娘子。这故事明显不是为女子们讲述的，而是为男人们讲述的。尽管它赚取了女人们的眼泪，但是真正深入的是男人们的心。哪一个男人不曾幻想和一条白娘子那样的大蛇精发生一段恋情呢？可是许仙却不会进入多少女人们的梦里。白娘子世世代代满足着一切中国男人们的爱情幻想，以至于叫白淑贞的女人，如果容貌姣好，常常比姓别的姓叫别的名字的漂亮女人被更多的男人追求。我有一位“知青战友”的妻子就叫白淑贞，秀外慧中。他曾对我说：“如果我老婆是蛇精变的就好了，那我就更觉得自己是现世许仙了。”我说：“这也是没准儿的事，你可记着千万别陪她喝黄酒，万一她真是蛇精变的，现了原形，把你吓死过去，我们这些朋友可没能耐替你去盗仙草。”他说：“把我吓死过去？得了吧您那！那我更爱她了！夏天夜里搂着睡觉，凉快着呐！保证不长热痱子！”
《简·爱》则可归为“女性”爱情小说，这不仅因为作者是女人，不仅因为主人公“简”是女人，更因为夏洛蒂小姐通过“简”，将罗切斯特这样一个男人，“引荐”给女人们认识。她们可能并不爱他，但是却可以经由他望到许多男人内心里关于爱的意识宇宙。十之八九的女人读《简·爱》时虽然肯定会被“简”对爱的执着所感动，但是大多都并不愿意碰到另一个罗切斯特也学“简”。《简·爱》成为名著，在于主人公“简”爱上了一个后来几乎一无所有的男人。自己做不到根本不打算效仿的事，有一个女人做了，而且义无反顾，这会使许多女人感到难以理解。难以理解是女人们在那个世纪风靡一时地读那一本书的“热点”。我曾听到一位知识女性当着我的面教导她的女儿：“你给我明白点啊！别学‘简’，傻兮兮地看上一个又瞎又老又穷的男人！”她的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的女儿说：“妈妈你别把我当白痴！夏洛蒂自己就算不上漂亮，所以她才让同样不漂亮的‘简’最终和又瞎又老又满脸烧伤又穷的男人结合！除了终身不嫁，这是‘简’唯一的选择。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能找到个丈夫就不错了！我心理没毛病，干吗学她？我看《简·爱》，只不过为了要交毕业论文！”
《廊桥遗梦》也是一本“女性”化的爱情小说。与《简·爱》同“性”而有别处在于，经由一个叫弗朗西斯卡的，美国的，已婚的，有丈夫有一儿一女的中年女人，将一个叫罗伯特的，五十二岁了仍精力旺盛的，相貌堂堂的，流浪汉型的，牛仔气质的单身男人“引荐”给一切美国的中年女人。而沃勒先生是照着她们准都会喜爱他的诸多特点去刻画他的。好比当代动画师们，摸清了当代孩子们喜爱的人物特点设计动画英雄一样。
婚外恋是一切中产阶级中年女人们最经常的幻想游戏。这几乎是她们世袭的意识特权。这一特权绝对地不属于处在社会物质生活底层的中年女人们。
说到中产阶级中年女人们普遍的婚外恋幻想，对于一个男人是有点儿难以启齿的话题。比中产阶级中年女人们自己往往会更难以启齿。我此时所面临的尴尬正是这样。我绝对地没有对于中产阶级中年女人们的敌意和挖苦。恰恰相反，我经常怀着一个男人的温厚的心意，像关注我周围一切的新生事物一样关注她们的滋生和存在。是的，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在近十年里，很滋生起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妇女。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中产阶层正在中国悄悄形成着。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绩，证明着中国“脱贫”的人多了起来。而且，不必谦虚，我也是这个正在悄悄形成着的阶层中的一员。只不过我的情感的尾巴梢还搭在我所出身的那个阶层中。只不过我很不心甘情愿很不乐意被这个阶层的某些特征所熏陶所同化。只不过我不是这个阶层的一名妇女。只不过，我对它的某些阶层特征，一向地总有那么点儿克服不了的厌恶。真的，我有时讨厌一个中产阶层特征显明的女人，甚于讨厌柳絮。在春季里，在柳树生长出嫩绿的新叶之前，柳絮飘飞漫舞，落在人的身上和头发上，是很不快的事。尤其落满人家的纱窗，那纱窗若不彻底刷洗，就透气不畅，起不到纱窗的作用了。中产阶层的显明的特征，再加上显明的“中国特色”，你如果稍有社会学常识，那么你想象一下吧，会使女人变得多么酸呢？柳絮落满纱窗的情形，常使我联想到人的大脑沟纹里积满灰尘的情形。我再强调一遍，我对中产阶层的妇女们绝无敌意。只不过有时候有点儿厌恶。但那是完全可以忍受的一种厌恶。正如我从来也不曾对柳絮咬牙切齿。说到底，我厌恶她们的主要一点恐怕仅仅是——她们成了中产阶层女人以后的沾沾自喜和成不了资产阶层女人的那种嘟嘟哝哝，以及对于劳动者妇女背负的沉重装出视而不见的模样。她们往往还暧昧地说几句有违社会良心社会公道的话。她们往往以为又生产出了一种新的系列化妆品社会便又美好多了……
现在，她们的中产阶层的异国同“性”姐妹，风姿绰约的美国女人弗朗西斯卡，向她们“引荐”了自己的一位婚外老情人罗伯特，于是他几乎便也成了她们婚外恋幻想中的性偶像。如果她们是诚实的，她们则就不得不承认——她们的被感动的眼泪中，包含有失意和自怨自艾的成分：
美国女人那么美妙的经历，中国女人为什么没有机会？
弗朗西斯卡那么美妙的经历，我为什么没有机会？
中国的罗伯特你在哪儿？你究竟在哪儿？你正在从哪一条大路上向我走来吗？在某一个早晨或某一个傍晚，你会像美国的罗伯特奇迹般地出现在弗朗西斯卡面前一样，也奇迹般地，既风尘仆仆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我面前吗？……
于是她们首先被自己的幻想、企望和期待感动得哭了……
而我，正是在这一点上，多少有点儿同情并理解她们。
因为，她们乃是中国许许多多的，最乏幸福可言的家庭中的主妇。她们中的大多数，当年嫁给她们的丈夫，比弗朗西斯卡当年为了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为了得到一张教师执照而嫁给理查德要更“现实主义”得多。甚至，相比而言，弗朗西斯卡要比她们幸运得多。因为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嫁的毕竟不是一个“次一等”的男人。而中国的没有婚外情人的弗朗西斯卡们，当年可能仅仅因为不得不结婚必须结婚了，就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仓促无奈而嫁给了某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可能恰恰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次一等”的男人，包括在性能力方面。即使他们后来“抓住机遇”先富起来，成了经济学概念中的中产阶层男人甚至“大款”，并“提携”她们成了中产阶层的女人甚至“大款”的老婆，他们也依然无可救药地还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次一等”的男人。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正在悄悄形成，但一个事实是，其质量也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么高。她们中许多人和她们的男人的婚姻关系，比弗朗西斯卡和理查德更像“经营上的合伙人”。哪怕她们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优秀的，那许多方面的优秀，后来也很快被质量很差的中产阶层男人的俗劣抵消了。她们像美国女人弗朗西斯卡一样——“一部分觉得这样挺好”，“但是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这个人，更确切地说，她们身上的另外一个女人，每每幻想“让人（当然是男人）抱起来带走，让一种强大的力量层层剥光”，每每幻想“和一个一半是人，一半是别的什么的生命长时间地**”。
美国作家沃勒先生，用一张特别的“国际通行邮票”——他的《廊桥遗梦》这一本薄薄的小书，为她们寄来了那样一个“生命”。名字叫罗伯特，和沃勒先生自己同名。
他“是一只动物，是一只优美、坚强、雄性的动物”，一只“仿佛骑着彗星的尾巴来到地球上的动物”。
他是沃勒先生按照美国中年女人对男人的口味儿“创造”的。
在目前极其崇尚“洋货”的中国，竟是那么理所当然地也大大吊起了，首先吊起了中国中产阶层中年女性的口味儿。
“他身子瘦、高、硬，行动就像草一样自如而有风度”，“他狭长脸，高颧骨，头发从前额垂下，衬出一双蓝眼睛，好像永远不停地在寻找下一幅拍照对象”。
他有艺术气质，有“最后一个”老牛仔似的外表，是摄影家，还是作家，能与女人谈文学，谈诗，自己也能不伦不类地写上那么几行。是那种“既是诗人同时又是勇猛而热情奔放的情人”的家伙。最重要的还有两点——他能和女人“连续**几个小时以上”，能使“多年以前已经失去了性欲亢奋”的女人，比如弗朗西斯卡，感觉到在和他**时，他“力气真大，简直吓人”。足以促使她完完全全地处于被“他这种奇妙的力气”的主宰之境；并且他是单身汉，没妻子没儿女没家庭，不至于使和他发生了性关系的女人受到另外任何一个女人的指责抗议。如果他识趣，某个女人和他的性关系便只不过是一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男女隐私。而他正是一个非常识趣的男人。
这样的一个男人有资格做国际式的大情人。
沃勒先生“创造”他时，真是为他的女读者们将一切可能引起不快的细枝末节都周周到到地考虑全面了。
这是典型的美国佬讲的爱情故事。
中国作家如若写出这样的小说，一定会使中国的读者们嗤之以鼻大倒胃口的。
所以，我听说我的国内同行们，也有人跃跃欲试要写一篇什么中国式的《廊桥遗梦》时，我真想好心地劝他们趁早打消此念。何必非步美国佬之后尘不可呢？中国作家当然应讲出够水准的，不负中国读者厚望的当代的爱情故事。但恐怕只能以非是《廊桥遗梦》这类未免过于甜腻的爱情故事为好。
它太他妈的“中产阶层”味十足了。
当然，我们看弗朗西斯卡是中产阶层中年妇女，而她头脑中一定并没有什么“中产阶层”意识。她只不过是美国的一户普通农家的主妇。在沃勒先生和罗伯特眼中，她只不过是一个“农妇”，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学过“比较文学”的农妇。这样的农妇在美国几乎遍地都是，而在全中国扳着指头也能数过来，只需扳着一只手的指头就能数过来。
中国的中产阶层女人们，头脑中的“新兴”阶层意识是相当强相当敏感的。正因为她们是“新兴”阶层的女人，她们随时随地都要刻意地显示这一点。这也是她们多少有点儿令人反感的地方。
《廊桥遗梦》这一美国式的当代爱情故事，带有似乎那么纯朴的泥土气息，好比刚从地垄拔出来的萝卜。
可是由弗朗西斯卡的中国姐妹们看来，却好比是一幅镶在金框子里的画。那无形的金框子是当代美国本身。她们是多么想纵身一跃，扑进那像框里，当一回弗朗西斯卡，过足一把婚外恋的瘾啊！但是这对于她们，是比获得一份美国绿卡还难上加难的……
在这种阅读心理下，她们的被感动其实是大打折扣的。
性的快感，爱的质量
在我所读过的爱情小说听过的爱情故事中，《廊桥遗梦》是最纯粹的。
我用“纯粹”一词，意在阐明，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爱情小说和爱情故事，非爱情因素皆对爱情的发生、进展和结局，起着“不可抗拒”的主宰作用。主人公们所面对的，往往是强大无比的家庭势力、宗教势力，乃至整个社会势力。所以那些爱情小说和爱情故事本身，反映出的往往更是社会问题。而且往往不可能不是悲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学史中，不朽的大多数是爱情悲剧的原因。
莎翁的《奥赛罗》是个例外。尽管男主人公是黑人，女主人公是美貌绝伦的白人的名门小姐。但是种族的优劣，以及它所可能对爱情形成的危害，并没有被莎翁移植到故事中任其滋长。莎翁所着眼的是男人的嫉妒心理。正是这种男人的有时比女人还愚昧的嫉妒心理，导致男主人公亲手扼死了自己所心爱的无辜的妻子……
我们《聊斋》中的《马骥漂海》也是个例外。书生马骥，在海上漂至罗刹仙岛，与岛上的仙族公主结为伉俪，过着其乐无穷的幸福生活。可他家中有老父母，有贤妻，有爱儿娇女，终于某一天他开始思乡，思亲，厌茶厌饭，难寐难安。于是他又被送回到了人间俗世。
爱情在这个故事里，也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人所面临的仅仅是自己的心理能否平衡。书生马骥对人间俗世那个家庭的义务感、责任感，是与弗朗西斯卡完全相同的。
故事中龙女对马骥说：“此势之不能两全者也！”，“人生聚散，百年犹旦暮耳，何用作儿女哀泣？此后妾为君贞，君为妾义，两地同心，即伉俪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谓之偕老乎？”
这一番肺腑之言，译为白话，与弗朗西斯卡对罗伯特说的，几乎如出一口。
一片农场，一幢农舍，丈夫和儿女都外出了，只留守着中年的、漂亮的，从形体、形象，到气质，都足以引起男人性冲动，自己却“久未体验过性欲亢奋”的弗朗西斯卡——在这种半封闭的环境里，在四天有限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时日内，突然光临了一个“只见了几秒之后”，“就有某种吸引她的地方”的男人，世纪末女人们久违了的牛仔式的风度卓尔不群的男人，于是一切障碍问题及顾虑都被排除了。“事态”的进展简单得仅仅只剩下了这么一条——他能否使她感到他身上“某种吸引她的地方”更强烈？能否使“某种”展示为“多种”？以及她自己乐意到什么程度？主动到什么程度？……
于是爱在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之间，呈现为一种“爱你没商量”的爱。纯粹而又纯粹的爱。迅速膨胀极度膨胀却除了情欲的燃烧和性欲的冲动和快感不包含任何“杂质”的爱……
《廊桥遗梦》是我所读过的最纯粹的爱情小说，也是我所读过的最简单最肤浅的爱情小说。它在美国的畅销显然与它是最纯粹最简单最肤浅的爱情小说有关。在中国的畅销也显然是。
最纯粹最简单最肤浅的东西，往往使很全面很复杂很深刻的东西处于尴尬之境。时代正在向使一切事物皆朝纯粹简单和肤浅的方面发展。正如电脑研制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乃是为了使我们的头脑变得越来越粗陋越来越简单。如果托尔斯泰和霍桑和司汤达活在当代，我们就会很不幸地将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没有《红字》，没有《红与黑》可读了。
**的“伟力”在《廊桥遗梦》中，是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之间爱的源发点。罗伯特有足够的那种“伟力”，而弗朗西斯卡盼的就是被那种“伟力”所完全地长时间地占有的快感。
在我读过的爱情小说听过的爱情故事看过的爱情影视中，十之八九都以情为爱的具有持久韧性的纽带和牢固基础。《梁山伯与祝英台》尤其如此。“梁祝”之爱在丝毫没有性内容介入的情况下，就被“不可抗力”的外界因素所摧毁了。没有性内容介入，而将爱表达得那么回肠**气，构筑在那么浪漫的高度的极致，使我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是人类文学成就中的一枝奇葩，一个奇迹。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并非是抑性而溢情的。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恰恰是既恣肆张扬情的浓馥，又淋漓大胆地表现性之快感的。虽文言，但“写实”之风蔚为传统。比如《西厢记》。董解元《西厢记》中，对**的“诗化”描写，一点儿也不比今人差劲儿。且看张生初占莺莺的情形——“青春年少，一对风流种，恰似娇鸾配雏凤。把腰儿抱定，拥入书斋”。“灯下偎香恣怜宠。拍惜了一顿，鸣咂了多时，抱紧着歆，孩儿不动。更有甚功夫脱衣裳，便得着个胸前，先把奶儿抚弄。”如果说这还并非“**”描写本身，那么再且看——“窄弓弓罗袜儿翻，红馥馥地花心，我可曾惯？百般搁撋就十分闪，忍痛处，修眉敛；意就人，娇声战；涴香汗，流粉面。红妆皱也娇娇羞，腰肢困也微微喘，郎抱莺娘送舌香……”
打住。再多抄录几近于趁机“播黄”了。难怪《红楼梦》中贾父见宝玉读《西厢记》大动肝火，喟叹“不肖之子”了！《西厢记》中的“诗化”**“写真”，到了《金瓶梅》里，则就更加直截了当。官能操练，几近于**大全手册了。明末清初的水印版本《白雪遗音》所收录的民歌野调，绝大部分不但是所谓“色情”的，而且有些简直就是**裸的**唱词。
但是，在中国人的爱情观念中，却是相当忌讳直言性美满的。仿佛只消情深，爱便有了质量保证。于是足可终生厮守，白头偕老了。故在中国人的语汇中，才有句话叫“有情人终成眷属”。以前，男女办结婚登记，主办人往往会很负责任地问一句：“双方感情有基础了吗？这可是终身大事呀！”男女离婚，倘闹到法院，审理员首先要调查清楚——感情是否已经真的破裂？
在西方人的爱情观念中，性则往往是摆在第一位的。**美满，才是幸福夫妻关系的大前提。我们不知道安娜·卡列尼娜决心要与她的丈夫离婚而不惜做花花公子渥伦斯基的情妇，除了对方风流倜傥的外表，是否也有着她的丈夫性疲软的因素。托翁在他的这一部名著中，一笔也没涉及这一点。《安娜·卡列尼娜》这部法苏合拍的电视连续剧，十年前在中国的电视中播放时，竟使普遍的中国女性从家庭妇女到不少知识女性，观后议论纷纷，大摇其头。不解那么有身份，有地位，受人尊重又好脾气，对妻子忍让到极点的“模范丈夫”，安娜为什么还非要变心？不是“太烧包”了吗？于是不得不在报上辟专栏，请几位评论家正确“引导”广大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向她们分析为什么应该同情安娜·卡列尼娜而不应同情她的丈夫。
但是我们有足够充分的根据，明白弗朗西斯卡爱上罗伯特，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她的丈夫理查德在婚后一直对夫妻**持忽略态度。他非是性无能者。这一点他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位残疾了的、完全丧失性能力的贵族丈夫是不同的。弗朗西斯卡与康斯丹司婚后的性压抑程度，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前者只不过缺少性快感，后者却是伴着一具行尸走肉，完全没有**可言。
在《廊桥遗梦》中，“理查德对**的兴趣不太经常，大约两个月有一次，不过很快就结束了，是最简单的，不动感情。”然而，这就足够了。弗朗西斯卡投入罗伯特的怀抱，完全不需要比这一条理由更充分的理由了。事实上也是这样。弗朗西斯卡一经如此，顷刻便被**的泡沫所浸没所溶解了。
于是沃勒先生不但扮演了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的“月下老”的角色，而且向读者们大唱起**至上的赞歌来，而且是那种对原始冲动的**的赞歌。
“必须传宗接代。这方式只是轻轻说出了这一需要，岂有他哉？力量是无穷的，而设计的图案精美绝伦。这方式坚定不移，目标明确。弗朗西斯卡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不自知，她是在自己的细胞层面上感觉到这一点的……”
“**是一种细致的感情，本身是一种艺术形式——弗朗西斯卡认为是的……”“而罗伯特头脑中有某种东西能对这一切心领神会。这点她能肯定……”于是在这赞歌中，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初轮**便“连续一小时，可能更长些”。“那豹子一遍又一遍掠过她的身体，却又像草原长风一遍又一遍吹过，而她在他身上辗转翻腾……”“她走上楼去，两腿由于整夜绕在他身上而有点儿发软……”“两人所有的时间都待在一起，不是聊天，就是**……”任何事情，无论它与我们的生活的关系多么密不可分，无论它在我们的生命意义中占有多么至关重要的位置，以及它对我们的人性需求给予多么美好的享乐，当它一旦被夸张到至高无上的程度，它的本质也就被扭曲了。那夸张了的它的“断想”，也就同时显得幼稚可笑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廊桥遗梦》中那些喋喋不休的，作者情不自禁所从旁大发的关于**的启蒙式的议论和说教，以及从男女主人公的头脑里抽丝出来的意识，未免哗众取宠且又华而不实。
诚然，我们对弗朗西斯卡因丈夫在夫妻**方面的惰态，而于婚后感到的性缺憾性压抑深表同情。
诚然，我们也对她极其幸运地遇到了自己一见钟情又善于**的男人而替她由衷地感到幸运。
诚然，我们也对他们彼此火山喷发般的****既理解又赞叹。饥渴之人，一旦有机会“暴食狂饮”，可算是一种上帝赐予的补偿。而我们世人对补偿式的赐予，总是表现得嫌少没够的。何况那机会太难祈求，仅仅四天。且被他们在双方必要的彼此试探中浪费掉了一天。
但我们——不，我这一个挑剔的读者，还是觉得书中那些关于**的议论和说教，那些从男女主人公头脑里抽出来的性意识，是太哗众取宠华而不实。
我想，这世界上恐怕很难推选出几个男人，即不但和弗朗西斯卡一样对**“本身是一种艺术”达到一拍即合的共识，而且有信心在这一点上做她的合格的丈夫。想来想去，西门庆似乎差不多少。但又一想，**在西门庆那儿，也不过就是“技术”，还远谈不到“艺术”的水平。何况那西门庆的**“技术”，有时操作起来必得依赖一些“器具”。
我又联想到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梅洛斯。他曾给予康司丹斯多少美好的**享乐啊！但**在他看来，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只不过就是不受精神的制约和干扰，由着冲动**本身。如此看来，他又不太符合弗朗西斯卡的性偶标准。何况他原本是一名磁盘工，尽管在**时的力度与罗伯特相比毫不逊色，身上却没有后者那一种悲剧性格，也缺少艺术家型男人的浪漫气质。
在《廊桥遗梦》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间，在康司丹斯和弗朗西斯卡之间，作为爱情小说，哪一部更有价值些呢？作为女人，哪一个对**的向往和追求更自然一些呢？
在罗伯特·沃勒和劳伦斯之间，一致的地方在哪里呢？不一致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廊桥遗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部纯粹的爱情小说。只就爱情论爱情，不论别的。这样的一部小说，古今中外是并不多见的。仅仅这一点，就构成了它的较特别的意义。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价值，在当代正不可救药地消弭着。首先是其中的“阶级憎恶”的思想，正失去着当时的激烈的意义。即使其中张扬**的叛逆精神，也已丧失着当时咄咄逼人的气概。在这一点上，《廊桥遗梦》只不过又极其温和地重复了它（因为已经没有了七十年前被劳伦斯斥骂为“虚伪的卫道家”们，沃勒也就没有了死对头们），却大受当代人青睐。仿佛在沃勒之前，不曾有过一位劳伦斯。在文学的老生常谈中，有时重复本身即意义。有时另一种“包装”即价值。这是一个文学躲闪不开的悖论。
康司丹斯义无反顾地永远离开了克列富特庄园，追求她的矿工情人去了。
弗朗西斯卡却依然留在农场，依然做她的农妇。相夫教子，完成着她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
她们的去和留是同样合情合理的。
康司丹斯当年反叛了她所属的那个阶级，和它的一切虚伪道德。
弗朗西斯卡皈依了当代人对“家庭”的传统观念，使自己成了一个“好女人”的当代“样板”。这种皈依，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在一个家似乎可以任意摧毁的当代，弗朗西斯卡似乎是一个独树一帜的女性。
康司丹斯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勇敢选择，具有女性个体的积极意义。弗朗西斯卡的选择，则顺应了社会的暗示。前者将被女人所叹服，后者将被社会所叹服。前者征服女人，后者征服男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不乏深刻，但毫无感人之处。《廊桥遗梦》中，毫无深刻，但不乏感人之处。它感动我们的，不是十四年前的男女婚外恋，而是罗伯特的恪守诺言，以及他对弗朗西斯卡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专情。这一种专情，确乎足以使当代男人们无地自容，也确乎足以令任何一个当代女人涌泉相报……
七十年前的劳伦斯，因了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使自己陷于在社会中“横着身子站”的境地。左边他受到“卫道士”们的猛烈抨击，右边他受到青年们的无情嘲讽。故使他在一九二九年的再版序言中愤愤叹息：“进步的青年们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肉体当一种玩具看待……这些青年哪里管什么**不**，他们只当作一种酒喝……”
他们说：“这本书只表现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儿的爱情罢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老劳伦斯在序言中和他一向偏袒的青年们理论起来。
他说：“也许一个对**还有点儿自然的敬畏和适当的惧怕的十四岁男孩的心理，比之拿爱情当酒喝的青年们的心理还要健全呢！这些青年，只知目空一切，只知玩着**的玩具！”
……
七十年后，美国佬沃勒先生，用他的《廊桥遗梦》，继承劳伦斯的社会责任感，将后者在自己序言中的愤慨转化为一种情愫，讲出了一个虽不深刻，虽有些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絮叨，但的确颇为动人的爱情故事，纯粹的爱情故事。而且，他讲这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的良苦用心，几乎被社会最大限度地理解了。尤其是被青年们理解，至少在他的书中是这样……
因为弗朗西斯卡的女儿在读了母亲的遗书后，不禁地这样说：“哦，迈可，迈可，想想他们两人这么多年来这样要死要活的渴望，她为了我们和爸爸放弃了他，而他为了尊重她对我们的感情远远离去。迈可，我想到这简直没法处之泰然。我们这样随便对待我们的婚姻，而一场非凡的恋爱却是因了我们得到这么一个结局……”
如果说弗朗西斯卡感动一切做了丈夫的男人，罗伯特感动一切与男人有婚外恋经历的女人或幻想有此经历的女人，那么卡洛琳的最后一句话感动的是全社会……
尤其那话出自一个最早掀起过“性解放运动”的国家的女青年之口，理所当然地更加会使那一个国家的全社会大受感动……沃勒很温和地做到了劳伦斯在七十年前很激烈地想做而终究自己没做到的事。
**泛滥：但愿不要兑现的预言
我认为，《廊桥遗梦》好比是一个气象气球，它飘到中国上空，使我们经由它的出现，足以观测到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气象”。“气象”二字所指，当然是爱情观念和家庭观念。如若劳伦斯依然活着，他将会震惊地看到，使他当年痛心疾首斥以厉言的那类青年，七十年后在中国竟比比皆是。
如若罗伯特·沃勒到中国来与他们和她们坦率交谈，将会震惊地明白——他的《廊桥遗梦》却是在与他的愿望相反的方面感动中国的“新生代”，以及新生的中产阶层男女们。
说不定他们会问他：“美国到处都可碰上弗朗西斯卡那样的女人吗？我不会像罗伯特那么不识趣，想要把她从她的家庭中拐走。我只要在她的丈夫不在家时，和她有四天的**缘分就够了！”
说不定她们会问他：“美国到处有罗伯特那样的单身汉吗？是不是摄影家无所谓。首要是单身汉就行！不是单身汉将会把好事搅得拖泥带水。而且，我不希望他为我专情地委屈自己十四年，那太过分了！在我丈夫和儿女不在家时，他及时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感激不尽了！”
在人类家庭和爱情的矛盾日益显现之际，在西方人力图从矛盾中寻找到可能缓解的药方的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家庭和爱情的矛盾，将在下一个世纪像地球上的能源污染一般空前严重。而且绝不是《廊桥遗梦》之类药方所能缓解的……
正如劳伦斯在七十年前激烈地所指斥的那样——“在这般卫道的老顽固们中间，在这般摩登的青年们中间（还要加上一些质量极差的新兴中产阶层和质量更差的新兴资产阶层），我还能再做什么？——固守着你们的腐败吧！固守着你们的追逐肮脏东西和时髦**的腐败吧！”
“腐败”在中国已不只是一个政治词。
它已开始蔓延到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今天是精神。
明天是性和爱。
《廊桥遗梦》，是在中国人之性和爱的准则大塌陷前，从美国飘来的一只好看的风筝。
我们其实正站在即将出现的塌陷巨坑的边沿上，望着那风筝，头脑中祷告着腐败的逻辑和“真理”，期待着在堕落中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