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成都不久，四川图书审查委员会在省府大礼堂开四周年纪念会，语罕也接到请帖，遂和邓季惺一同参加。

在那里，语罕碰见张群、潘公展、胡次威等人。开会时，审查委员会主任陈克成一定要语罕讲话。辞不获已，语罕勉强上台，劈头就严正声明：“我现在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

“关于审查图书问题，我是无条件地站在作家们的立场说话的。我以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本是不成问题的；但在抗战严重关头，问题自然有些不同；不过检查的尺度应该尽可能地放宽，切莫因噎废食，致阻碍文化的进步。”

“但在著作家一方面，也应该顾虑到这一层，一言之出，一文之布，皆应经过审慎的考量，负政治和道德上的责任。切不可幸灾乐祸，徒唱高调，以为攻击异党的武器。”

“至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或国民党）的任何作家更应自尊尊人，恪守政党的道德；就是要把真面目给人看，不要粉饰太平，更不要造谣。造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使一个党或个人在群众中丧失政治信用，无异自杀云云。”【注释1】

对于民主问题，语罕首先认定一个政党要把国家领上真正的民主政治的道路，那他自己就必须先民主，就是党员在党内——最高领袖之下，都有绝对的批评自由，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绝对无诤”或“神圣不可侵犯”，这样才可以推己及人。语罕提出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

（一）民主政治必须由民主政党来领导；

（二）这个政党必须彻头彻尾服从大多数民众的公意——舆论，而不是强奸民意所制造出来的舆论；

（三）每一个真正的（不只是招牌的）民主政党，就是说，它内部压根儿就是民主的。若果党内没有民主，它便没有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可能。【注释2】

1945年7月8日，语罕借丘吉尔和戈培尔的话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民主做了一个具体的解答：“听凭你自己愿意听的任何声音，听凭你自己愿意看的任何东西，听凭自己思想你愿意思想的，听凭你自己信任你愿意信任的。”

“我一再提出这个口号自然不是专为国民党而发，但国民党若真不愿自甘暴弃，若真不愿徒然迷信外来之援助的武力，若真要医治党内的腐化——官僚资本与资本官僚——若真要不见弃于国民，那只有先从党的自身做起，先使党内彻底的民主化，才可谈到其他问题。”

“国民党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自己为潮流所逼，也在谈民主，但若人家一谈民主，或要求民主，便要被他们骂作‘共产党的外围’，或‘共产党的尾巴’。这种态度最要不得，反过来一推：岂不是如果要求民主就非做共产党不行么？岂不是只有共产党才愿意民主么？这不是从反面逼人倾向共产党么？”【注释3】

语罕对于战争的胜利与日本的必败丝毫未尝置疑，在7月11日的《罕庐座谈》便断定：“日本的士气必然摧毁。”【注释4】

8月14日，成都《新民报》接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语罕恐怕国人激于八年来艰苦抗战的情绪，完全走向“报复”的路子，遂写了一篇《哀矜勿喜》的社评：“我们对于日本大多数人民（士、农、工、商）应寄与相当之同情……当五三、五四日本军阀指挥下的空军所给与我们的惨痛，至今犹有余悸。因而想到日本人民此次所受的痛苦，其伤心惨目之状更有甚于我们十倍百倍者。”【注释5】

8月16日，正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天，《新民报》头版发表《奋战八年胜利日蒋主席广播词》以及《蒋主席电毛泽东请来渝共商国是》。第4版“雄辩”专栏开始连载语罕的《九死一生记》。

从1927年起到抗战胜利19年间，语罕因政治的关系而数次濒于死亡，每次又因些微原因而得救。语罕曾在茶余酒后，把这些遭遇告诉张慧剑作为谈资，张慧剑屡屡鼓励语罕把它写出来给大家看。

趁抗战胜利的时机，语罕开始创作《九死一生记》。“写这些故事的动机很简单，可以说，只是由文人的积习而已。不打算歌颂谁；也不打算攻击谁，泯却恩怨，只道事实。工拙在所弗计也。”【注释6】

【注释1】高语罕：《入蜀前后》（11），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12期。

【注释2】高语罕：《入蜀前后》（11），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12期。

【注释3】高语罕：《入蜀前后》（11），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12期。

【注释4】高语罕：《入蜀前后》（11），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12期。

【注释5】高语罕：《入蜀前后》（11），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12期。

【注释6】高语罕：《入蜀前后》（11），载上海《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