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述各个城市的做法在我国城中村改造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从改造的主体和操作方式来看，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1．政府主导型

山西晋城的土地储备模式、深圳规划控制模式和杭州的撤村建居模式均属于这种类型。改造工作从村居规划到土地征用、从村民转制到居委会设立，均由政府组织、政府协调、政府推动，一般设立专门的村居改造办公室负责。政府主导型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前后一致，相对公平公正，加上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强力推动，村居改造速度快，社会效果明显，遗留问题较少。但改造资金需要政府投入，村民安置压力较大。对位置相对偏僻、市场化程度较低，村集体经济力量较小，村庄环境质量差，群众改造愿望强烈，拆迁对抗性弱的村庄，一般宜采用该方式。

2．市场主导型

珠海的城中村改造模式即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政府在改造工作中处于政策制定和监督者的角色，城中村改造的资金筹措、房屋拆迁安置、房屋开发建设均由开发商进行，政府承担的压力不大，改造的社会效果和环境效果也比较理想。缺点是对改造中钉子户的处理缺乏响应的法律支持，城中村相互之间拆迁补偿政策的不一致也容易引发群众攀比，村民与开发商的利益博弈也常常延缓项目周期。该方式适合于区位优势明显、土地升值潜力较大的城中村。

3．村集体主导型

广州的城中村改造即属于这种类型。由村集体主导进行城中村改造，农民的利益有所保证，由于村民自己决策，自行改造，村民参与热情高，避免了改造中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诸多矛盾。但从实践来看，“一村一策”的改造模式缺少政府推动，改造工作常停滞不前，土地二元制的矛盾无法彻底解决。村集体一般城市意识差，政府规划在执行中往往走样，城中村改造质量、效果不甚理想，有时造成很大的浪费。另外，资金筹措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该方式比较适合村集体经济发达，村班子威信较高的城中村，例如猎德村。

总之，城中村改造是一项难度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风险性较高的系统工程，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利用制度、集体资产处理、村民自建住宅政策、投融资体制等多方面问题改革，需要城市管理者认真对待，慎重决策。虽然各个模式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是政府作为制度的拟订者、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在城中村改造中的统筹或协调作用仍然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