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大学的学科设置和这位从特里尔来的高级中学学生之前所学的东西非常接近，因此对他没有产生什么吸引力。卡尔·马克思在这儿的两学期首先参与到学生集体生活中去，有一次甚至因为夜间酗酒喧嚷而被关禁闭一天一夜，他还与一个“普鲁士人”决斗——只轻微受伤——以此来“表现”自己。他的主要事情是写下无数献给他的恋人燕妮和可敬的父亲的诗篇。几年后他销毁了这些作品中的多数。保留下来的作品只在推动马克思个人心理研究方面值得重视。给马克思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施勒格尔（A.W.Schlegel）关于荷马（Homer）和普洛佩提乌斯（Properz）的哀歌的一些讲座。最后马克思对自己在波恩虚度的一年非常不满，于1836年冬季学期前往柏林，认真学习法学。

他在柏林开始那些年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首先是，他于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一封著名的信。在信中，他报告了自己浓厚的读书兴趣，以及严格依据罗马法学传统制定“法学体系”的诸多尝试。有关罗马法学传统的知识，他大概是从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的讲座了解到的。当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体系”时，他认识到“全部努力都是错误的”。他“再次明白，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最后，一位医生劝这位过度疲劳的学生到施特拉劳（Stralow）——柏林附近——去休养。在休养期间，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1]。由于黑格尔，也可能首先由于黑格尔的弟子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马克思现在“向现实本身”去寻找“观念”，而不再是由观念演绎出现实。

青年黑格尔派

由于对黑格尔著作的全面了解，马克思很快被吸收到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圈子里。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在咖啡馆和私人住所集会，以“博士俱乐部”而著称。在这里，马克思把阿道夫·鲁滕堡（Adolph Rutenberg）、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Karl Friedrich K?ppen）尤其是神学家和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看作是自己重要的朋友。科本于1840年出版了《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一书，在书中，他抨击了当时普鲁士在理想主义的、得到启蒙了的国王统治下的充满幻想的、反动的政策。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后来还引起了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对历史哲学的思考。鲁滕堡成为政论家，同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建立起联系，卢格的《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1811～1843）是青年黑格尔派或左派黑格尔分子的重要思想基地。

布鲁诺·鲍威尔是神学编外讲师，他——在马克思的协助下——撰写了讽刺著作《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这部著作于1841年出版。这本匿名著作是一位虔信派教徒对无神论的和反动的黑格尔分子的愤怒的攻击。作品掩饰得很成功，以致无论是朋友还是敌手一开始都没有识破它。一位虔信派评论家激动地欢迎这位新战友，左派黑格尔分子阿尔诺德·卢格感到愤怒！自然，匿名身份不能一直保持下去。这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将黑格尔的著作看作虔信派胆小怕事者的攻击对象来证明对黑格尔激进而进步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鲍威尔将黑格尔表现为革命的和无神论的思想家的企图，是争取控制舆论的一种手段。如果能够将黑格尔本人作为战友争取过来，这对于左派黑格尔分子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利益。“人们认识到上帝不存在，在宗教中我总是只与自身相关，而当从宗教上去谈我时，我与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上帝相关。在黑格尔看来，这是理性和宗教的调和。”

鲍威尔断言——由此为后来马克思的论述指明了道路——“表象的上帝仅仅是表象的人，即由人自身而来的被安置于天上的人”。据说，黑格尔不仅想推翻宗教，而且想推翻现存的政治关系。无论如何，左派黑格尔分子认为从黑格尔哲学得出革命的结论是合理的。不过，阿尔诺德·卢格批判黑格尔说，从他的哲学中得出的结论不够明确和激进。鲍威尔认为，只有果断的思想家对一切现存东西所进行的批判才会是改变社会状况的手段。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可能会带来一种转折，就此，18世纪启蒙哲学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联是即将出现的这一转折的样本。

最初，布鲁诺·鲍威尔无疑希望他的影响能够由于在波恩的神学（！）教职得到加强。他计划——与马克思等人一起——创办一份题为《无神论档案》的杂志，希望波恩的两个神学派别（天主教和新教）相互之间的容忍和竞争能够为他创办这份杂志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间。他鼓励他的朋友马克思最终完成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哲学博士论文，以便作为讲师同样待在波恩。不过，1841年秋鲍威尔被撤销职位，他不得不于1842年5月终止在波恩的教学活动。马克思在大学求职的希望也因此落空。爱德华·甘斯于1839年逝世，政府任命顽固保守的国家法专家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担任该教职。这样马克思也就不考虑在柏林获取博士学位。1841年，马克思将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递交耶拿大学，十天后，“在不在场的情况下（in absentia）”，耶拿大学就授予他博士学位。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看作是无神论的和启蒙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罗马思想家的研究卓有成效，尤其是他认为，面对死亡时，人自身是有限的，而理性是“冷静”的。他在博士论文的准备材料（收入附录）中，详细讨论了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对个体死亡的态度。这里，他批判地深入研究了普卢塔克（Plutarch）。普卢塔克认为“这种有限性的意识使人变得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引起］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但是要知道，表现为暂时的正是这一单一的存在，而不是生活。如果这一单一的存在认为自己已从这种因循守旧的一般生活中被取消，那么它还会因为它的苟且偷生将永远延续下去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充实吗？……还是相反地仍然处在它的无生命的僵化状态中？”[2]马克思认为，希望妻子和儿女继续生活于彼岸，这种对他们生存的执著绝不是爱的表达。因为爱首先是对妻子和儿女的幸福生活的愿望，而不是对任何一种——也许是痛苦的生存的愿望。这在根本上只是关系到自己本身的存在，只是“对自己本身的经验存在的意识而已”——而不关系到他人，不是对他人的爱。“因此，这是骗人的虚构……”[3]

马克思在注释卢克莱修（Lukrez）的教育诗《物性论》时指出，“可以说，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中，死亡是不朽的本原。原子、虚空、偶然、任意、化合都包含着死亡”[4]。对自身有限性的承认、对永恒原子的认识以及对复仇众神的恐惧的克服是马克思充满感激地从古希腊罗马作家那里得来的教导。马克思的这本早期著作尽管还完全受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鲁诺·鲍威尔的影响，但人们从中已经可以看出后来唯物主义的萌芽，以及对人的存在受自然束缚的强调的萌芽。而且对古希腊哲学的高度评价是马克思一生所坚持的：“由于这种异常的客观的素朴性，希腊人将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因为这种素朴性把每一事物可以说是毫无掩饰地、在其本性的净光中亮出来——尽管这光还是晦暗的。”[5]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87～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 同上书，87页。

[4] 同上书，129页。

[5] 同上书，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