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个世代以来，人类的活动都由本能观念控制着。本系统讲演的目的是分析科学在构成这种观念的背景时的反应。当说明一切后，关于事物的结局，这种背景就会形成某种含糊的哲学形式。这三个世纪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时代，它们围绕着上帝、精神、物质以及用简单位置表示物质而产生的时间与空间等观念发展。哲学总体来说强调精神，因此，在最近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与科学没有接触。然而，由于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其与心理学的联系，哲学便有渐次恢复旧观之势。在最近一个世纪，17世纪所确定的物理学原则的崩溃也帮助了哲学的这次复兴。但是，在这次崩溃之前，科学一直稳稳地停留在物质、空间、时间以及后来的能量概念上。同样，也存在决定空间运动的武断的自然法则。这些法则是通过经验观察获得的，但由于某种模糊的原因被人们当作普遍的。任何在实践中或在理论上漠视这些法则的人，都受到严厉的谴责。纵使人们也许不怀疑科学家相信自己的说法，但在科学家们看来，这个论点也纯属胡扯。因为他们现在的哲学完全不能证明这样一个假定，即对任何目前事态所具有的直接知识能够阐明事态的过去或者未来。

我也提出了另外一种科学哲学，在其中有机体取代了物质。为了这个目的，唯物论中的精神便分解成了机体的机能。心理学领域标志着事物的本质。我们的躯体事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体形式，所以它包括认识。进一步来说，从最具体的意义上来讲，时间与空间便是事件发生的场所。一个有机体是价值的一个确定形态的实现。某种现实价值的出现依赖于对调和各种不同意见的限制。因此，事实上，由于自身的限制，一个事件就是自身的一种价值；但正由于它的这种本性，为了成为它自身，它又需要整个宇宙。

重要性取决于持续。持续就是在时间之中保持价值的达成态。持续的东西是自身固有模式的同一。持续需要有利的环境。整个科学都环绕着持续机体这个问题。

目前科学的一般影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1）关于宇宙的一般概念；（2）技术的应用；（3）知识的专业化；（4）生物学说对于行为动机的影响。关于这些，在前面几讲中我已经努力做了一个概述。在这最后的一讲中，便应谈一谈科学对文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反应。

由科学引入近代思想之中的一般概念不能与笛卡尔所说的哲学状态相分离。我的意思是：作为独立存在的个别实体，肉体和精神两者都由于自身的缘故而存在，完全无须涉及对方。这个看法与从中世纪的道德原则中产生的个体主义非常一致。然而，这样虽然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概念容易被人接受，但它自身的来源却模糊不清。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非常不幸的事。道德原则强调了个别实体的内在价值，这种强调将个体和个体经验的概念放入了思想背景之下。混乱也就从这一点上开始的。每个实体自然发生的个体价值被转化成了它的独立的实体存在，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不是说笛卡尔用明确推理的方式造成了这个逻辑的或更确切地说非逻辑的转化。绝对不是这样。他首先做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自觉经验上，这种经验被当作他自己的独立的心理世界中的事实。流行的这种对整个自我的个体价值的强调，引导着笛卡尔用这种方式思考。他隐晦地把他自身这一实体所固有的自然发生的个体价值变成了饱含**、模态和独立实体的个人世界。

被赋予躯体实体的独立性，使得这种实体完全脱离了价值的领域。它们退化成了一种完全没有价值的机构，只能提示一些外表的机巧性。天国也失去了上帝的荣耀。新教从依赖于一种物质媒介的美学效果那里退缩了，这解释了这种说法。这样退缩回来就会把价值赋予那些本身毫无价值的东西。在笛卡尔以前，这种缩回的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因之，笛卡尔的有关没有内在价值的物质粒子的科学理论，只是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在进入科学思想和笛卡尔哲学中之前就已经流行了——的用词明确的表达。或许这个理论在经院哲学之中已经潜在地存在了，但直到遇见这位16世纪的北欧思想家，它才产生了效果。然而，笛卡尔所装备起来的科学使得这一观点稳定下来，并赋予了其在知识领域中的地位。这一观点对近代世界的道德前提具有极其复杂的影响。它的好的影响源于，其可以作为16世纪非常适于探索的狭窄领域中的、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远古野蛮时代的歇斯底里在欧洲思想上遗留了污点，这个好的影响就是将这些污点普遍清理掉。这些都是好的，而且在18世纪也完全实现了。

但是，到了19世纪，也就是社会进入工业化的时期，这些理论的坏的效果就产生了非常致命的影响。把精神作为独立实体的学说，不仅直接引导出了个人私有的经验世界，而且引导出了个人私有的道德世界。道德直觉被认为只能应用于全部个人私有的心理经验世界。因此，自尊与充分利用自己的个人机会这两个概念，一起构成了那个时期工业家中的领袖人物的现实道德。现在，前三个世代的狭窄的道德面貌还使得西方世界备受折磨。

同样，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得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时，当对新的物质世界的审美性质进行最精微的、最迫切的研究必不可少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了最高峰。在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中，艺术被当作一种儿戏对待。19世纪中叶，在伦敦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一个显著实例。泰晤士河湾曲折地通过城区，其优美绝伦的美被查令十字铁路大桥肆意地损毁了。建造这座大桥时，根本没有考虑审美价值。

由此产生了两个恶果：（1）无视每个机体与其所在环境的真正关系；（2）产生了无视环境的内在价值的习惯，而在任何有关终极目的的思考中，环境的内在价值必须充分估计进去。

专业人才训练法的发现是现代社会所遇到的另一个伟大的事实。这些专业人才在特殊的思想领域中事业化，因而不断地增进了他们各自学科范围内的知识。由于知识专业化的成功，我们有两点必须牢记，正是这两点使得我们的时代不同于古代。第一，现代的进步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一个普通寿命的人会遇见各种新奇的情景，这些在他过去的生活中是找不到对应物的。有专职专责的人，在古老的社会中是一种天赐之福，但在未来的世界中将对公众贻害无穷。第二，就知识领域而言，现代的知识专业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现代化学家可能在动物学方面的知识很弱，而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方面的一般知识就更弱了，并且可能对英文诗的韵律规则毫无所知。而其对古代史的知识则更是一窍不通。当然，我所说的是一般趋势，因为化学家并不比工程师、数学家和古典学家更糟糕。有效的知识是专业知识，再辅以对服务于专业的有益题目具有一定的认识。

这种情形具有它的危险性。它产生出了限于一隅的思想。每个专业都进步了，但仅仅是在各自的一隅里。在思想上限于一隅，在一生中便只会思考既定的某一套抽象概念。此一隅防止人们在荒野上流浪，而抽象概念是从没有人再加以注意的东西之中概括出来的。然而，任何抽象的一隅都不足以包含人生。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禁欲主义就被一种知识禁欲主义——与对完整事实的具体思考相隔离的——代替了。当然，没人仅仅是数学家或仅仅是律师。在自己的专业或业务之外，人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但是，问题点在于真正的思想被局限在一隅之中了。生活的其余部分被一个专业的，其自身不完美的思想范畴浅薄对待了。

专业化的这一方面所导致的危险是巨大的，尤其在我们的民主社会。理性的指导力量被削弱了。知识领袖缺乏平衡。他们看到了这组状况或那种状况，但没有看到全面。协调的任务就留给了那些不是缺乏在某个特定职业中获得成功的力量就是缺乏在某个特定职业中获得成功的特性的人。简而言之，社会的专业化只能履行得更好，更加进步，但总的方面却缺乏前景。细节上的进步只能增加由于协调无力而产生的危险。

无论你怎样来解释社会的含义，对现代生活的这一评论都可以适用于一切环境。不论你是将其适用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机构、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人，它都是成立的。特殊的抽象理论在发展，具体的理解在退化。

不能是国家、城市、地区、机关、家庭，甚至是个人，都是一样。整体沉浸在某一个局部之中。我不想坚持说我们的指导智慧——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不如从前了。或许，我们的这种智慧还稍微增进了一点。但是，如果要避免灾难，新获得的进步就需要更强的指导力量。问题是，19世纪的发现都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的，因此，我们没有指导智慧增长的空间，同时我们也更加需要这种智慧。

智慧是平衡发展的成果。这种个性的平衡发展是教育应该确保达到的目的。对于不久的将来而言，最有用的发现就是能增进这一目的，同时又不妨碍必要的知识专业化。

我对我们传统教育方法的批判是：过于偏重对知识的分析和获得公式化的知识。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注意培养一种习惯，即在发生态价值之间的充分的相互作用中具体理解个别事实的习惯，我们仅仅强调抽象公式，而抽象公式却无视多种价值间的相互作用。

各国都在考虑普通教育和专业化教育的平衡问题。除了我的祖国，我没有掌握任何国家在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不敢妄谈。我知道在我的祖国，实践教育者们对现存的教育实践非常不满。同时，整个教育制度不能适应民主社会的要求这一问题也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我并不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秘诀在于把彻底的专业知识与较浅的普通知识对立起来。平衡彻底的专业知识培训的东西，应该是一种与纯智力分析的知识完全不同的训练。目前我们的教育是深入研究少数抽象概念，然后再较为广泛地稍稍研究其他更多的抽象概念。我们学校的课程简直太死抠书本了。一般训练应当以阐明具体认识为目的，同时应当满足青年人“做”（be doing something）的欲望。甚至在这里可以有一些分析，但只要能阐明不同领域中的思想方法就够了。在伊甸园中，亚当在给动物命名之前就看见动物了，但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体系中，儿童是先知道动物的名字，然后才看见动物。

对于教育的实际困难，不存在简单单一的解决方法。然而，我们可以用一般理论中的某种简单的方式来指导自己。学生应当集中在一个限定的领域里。这种集中必须包括一切实际上的和知识上的必要条件。一般过程都是这样，我个人倾向于促进而不是妨碍这种集中。伴随这种集中过程，还有一些辅助的学习，如科学语言的学习。这种专业训练计划，必须导向一个适合于学生的明确目标。我们无须为这一说法多做解释。当然，这种训练必须具有适合于本身目的的宽度。但设计它时，不需要考虑其他目的，以免变得过于复杂。这种专业训练只能涉及教育的一个方面。它的重心在于知识，它的主要工具是书本。训练的另一方面的重心应在于直觉，且不要脱离对整体环境的分析。它的目标是：在最小程度地损失分析之精华的条件下达到直接的理解。最需要的普遍概念是认识各种价值，这就是审美方面的一种发展。在单纯实践的人之粗鄙的事业化价值与空谈的学者之微弱的事业化价值之间存在另一种东西。这两种人都是缺少某种东西，并且即使把这两种事业化价值加在一起，也得不到所欠缺的东西。我们所希望获得的东西是对一个机体在其固有的环境中所达成的各种生动的价值的认识。你理解了太阳、大气层和地球运转的一切问题，你仍然可能遗漏了太阳落下时的光辉。对事物在其实际环境中的具体达成态的直接认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我们需要的是具体事实，并且需要把它有价值的地方显示出来。

我所说的是艺术和美学教育。然而，但这里所说的艺术含义非常广泛，我甚至不愿用艺术这个名词。艺术是个特别的例子。我们所希望的是培养出审美的习惯。根据我所阐述的形而上学理论，这样做是为了增加个性的深度。对现实的分析说明了两个因素，因为活动引申为个体化的美学价值。同样，发生态价值也是活动个体化的测量尺度。我们必须培养维持客观价值的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将不能获得领悟；没有领悟，同样不能获得创造力。只要接触实际情况，你就不能排除具体活动。没有推动力，敏感性就会变成惰性；没有敏感性，推动力就会变成粗野。我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敏感性”这个术语，因之便包括对本身之外的东西的领悟，也是说，对一件事情中的全部事实的敏感性。因此，我所追求的广义的“艺术”，便是一种选择方法，这种方法把具体的事物安排得能引起人们重视它们所实现的特殊价值。例如，布置好身体和眼睛的位置，以便能看到日落的美景，这便是艺术选择的一个简单实例。艺术的习惯就是享受生动的价值的习惯。

但在这种意义上而言，艺术所顾及的并不止是日落。一个工厂，由于它的机器、工人组成的社区、它对普通大众的社会服务、它对于组织与设计天才的依赖、作为它的股票持有者的财富的泉源的潜力，是展现各种生动价值的一个机体。我们所要训练的就是全面理解这样一个机体的习惯。在亚当·斯密死后（1790）的初期，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弊大于利的观点值得争论。它破除了许多经济学的谬论，并教导人们怎样理解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革命。但是，它又让人们顽固地接受了一套抽象概念，这套抽象概念对现代思潮的影响是极其有害的。它把工业中人的成分一笔勾销了。这仅是现代科学所固有的普遍危机中的一个例子。它的方法程序是排他的、不宽容的，而且确实如此。它注意某套明确的抽象概念，却忽视了其他一切东西，同时它把有关自身内容的一切资料和理论都加以解释。只要这套抽象概念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成功的。然而，不论这种方法怎样成功，它总是有限度的。忽视这些限度就会导致严重的失察。由于能保持有用的方法论，科学的反理性主义具有部分合理性，其有一部分仅是非理性的偏见。现代的专业化就是训练人们的脑筋去遵循方法论。17世纪的历史性革命和更早时期对于自然主义的反应，都是超越中世纪有教养阶层所迷恋的抽象概念的例子。在这些较早的历史时期，人们都具有理性主义的理想，但却没能追求它。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推理的方法需要抽象作用所包括的限制。相应地，真正的理性主义必须经常超越自身——通过重现具体事实的方式，以求得灵感。自我满足的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反理性主义。这是在某套抽象概念上武断地停住了。科学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事物的本质中存在两种原则：变化的原则和守恒的原则。不论我们探讨哪个领域，它们都以一些特殊的形式体现出来。缺少这两个原则，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实在的东西。只有变化没有守恒，便是从无到无的过程。它最后的汇集仅仅能产生一种转瞬即逝的非存在的实体（non-entity）。只有守恒没有变化，就无法守恒。总之，环境处在流变之中，单纯的重复就将使存在失掉新颖性。现存实在的性质是由事物流变中持续的机体构成的。机体的低级形式达到了自我同一，这种自我同一统治着它们的整个物理生命。电子、分子和晶体都属于这种形式。它们展示了实质的和完整的同一性。在出现生命的较高形式中，情形更为复杂。因此，虽然存在复合的持续的模式，但这模式退到了整个事物的深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自我同一比晶体的自我同一更抽象。这种自我同一是精神的生命。它与创造性活动的个体化有关。所以，从环境中获得的不断变化的条件与有生命的人格分开了。人们认为那些条件构成了它的被感知的领域。实际上，知觉领域和感知精神都是一些抽象概念，这些抽象概念在具体情形中构成了连续的身体活动。由于限于感官对象和转瞬即逝的感情，心理领域具有较小的恒定性，仅仅能免于变成单纯变化那一类的非存在的实体；精神是主要的恒定性，它充满在整个领域中，这个领域的持续性就是活的灵魂。但是，如果没有转瞬即逝的经验来充实，灵魂就会枯萎。高级机体的秘密就在于这两个等级的恒定性。在这种方式下，环境的新颖性就被吸收到灵魂的恒定性中去了。不断变化的环境由于自身的多样化，不再是机体持续性的敌人。高级机体的模式退到了个体性的活动低处。这已经成为高级机体对待外界条件的一致方式，并且，如果所处理的外界条件有适当变化，这种方式便会加强。

灵魂的充实就是需要艺术的原因。一个静止的价值（无论如何重要），由于它的持续态过于单调，就变成不可忍耐的了。灵魂大声呼唤，要求解放到变化之中来。它遭受着幽闭禁绝的痛苦。幽默、思虑、玩笑、游戏、睡眠的变化，尤其是艺术的变化，对于灵魂说来都是必需的。伟大的艺术就是为灵魂创造生动的但转瞬即逝的价值而排列环境。人类一度需要有些能使他们全神贯注的东西，需要有些反常的、他们能盯着看的东西。但是，我们无法将生命分开，除非在思想的抽象分析中。因此，伟大的艺术不仅仅是一时的爽快。它为灵魂增添了自我达成的恒定的丰富内容。通过自身所具有的直接享乐，也通过自身所具有的内在存在的法则，伟大的艺术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它的法则和享乐并没有区别，而是由享乐产生的。它使灵魂变成了价值的永恒实现，这种价值超越了它从前的自我。通过艺术本身的历史所展现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艺术的这种变化因素。当一个时代充满了任何一个风格的杰作时，人类就必须寻找出某种新的东西。人类不断地前进着。然而，事物中还是存在一个平衡。在充分达到达成态之前，变化——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产物上——都是最伟大性的破坏。现存的艺术——不断发展着，然而又在远离它的永恒目标——的重要性是不能加以夸大的。

对于文明社会的审美需要，科学的反应到现在为止都是不幸的。它的唯物论基础使人们把事物和价值对立起来。如果从具体的意义来看，这种对立是虚假的。但从一般思想的抽象水平上来看，这种对立是真的。这种错误的强调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概念结合起来了。实际上，商业活动就是按照这些抽象概念进行的。因此，一切有关社会组织的思想都用物质的东西或资本来表明。终极的价值被排斥了。人们对这些价值敬而远之，然后把它转交给神职人员做礼拜用。某种商业竞争的道德信条被制定出来，在某些方面极其高尚，但却完全没有考虑人生价值。工人被当成劳工窝里抽出来的人手。对于上帝提出的问题，人们给出的答复就是该隐的答复：我是看守我兄弟的人吗？他们也犯了该隐的罪。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完成的，其他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过去的半个世纪，英国内部的历史大部分是缓慢而痛苦地消除新时代初期所遗留下来的恶果的努力史。文明也许无法从使用机器后所造成的恶劣气氛中恢复过来了。这种气氛充满了北欧进步民族的整个商业体系。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形，原因部分在于新教徒在审美上的错误，部分在于科学唯物论，部分在于人类天生的贪欲，还有部分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概念。对我这一看法的解释，可以在麦考莱（Macaulay）评论骚塞（Southey）《关于社会的对话》（Colloquies on Society）的那篇文章中找到。这文章写于1830年。现在，麦考莱已经成了当时或历代人物中最受推崇的人之一。他具有天才，是一个心地善良和受人尊敬的改革家。下面是该文章中的一段：

我们被告知：我们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我们祖先的想象。现在社会所处的状况甚至还不如完全毁灭好。这一切都是由纺织工人所住的四壁萧然的长方房子造成的。骚塞先生说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可以把工业与农业的效果加以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站在山顶眺望茅屋和工厂，看看哪个更可爱。

骚塞在他的书中似乎说了不少蠢话，但就这段引文来看，他如果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再回到人间，也是很吃得开的。现在，早期工业制度的恶果成为老生常谈。我所坚持的是：即使那时最贤明的人，在考虑美学在一个民族的生命中的重要性时，也是睁眼瞎子。就是今天，我也不认为我们已经几乎做出了正确的估价。造成这一严重错误的一个有力因素是这样一个科学信条：运动的物质在本质上是具体的实体。因此，美学价值就变成了一个外来的、不相干的附属物。

这种衰败可能性的景象还存在另一方面。在科学与技术飞跃发展的新环境中，未来的文明将是什么？这是现在的热门问题。未来的恶果已经从很多方面诊断出来了，比如宗教信仰的缺失、滥用物力、有利于低等人类的差别出生率所造成的退化、审美创造性的受压制，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危险而可怕的恶果。但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人类历史伊始，人类就一直在丧失自己的宗教信仰，一直在遭受滥用物力的危害，一直在遭受由优秀人物的不孕不育所造成的不幸，一直在目睹艺术周期性的衰败。在埃及国王吐坦卡蒙（Tutankhamen）统治时期，现代主义者与原教旨主义者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宗教斗争。洞窟中的壁画显示出有一个时期具有精美的美学成就，后来这一时期被一个庸俗的时代取代了。在中世纪时代，宗教界领袖、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诗人与作家，以及全部的神职人员，都没有什么创造能力。最后，如果不看民主政治、贵族、君主、将军、军队和商人的表面现象，而看看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一般人使用物力是盲目的、固执的、自私的，甚至往往是恶意的。然而，人类还是进步了。甚至拿人类历史中极其光辉的一小段来看，如果把一个现代人放到古希腊的鼎盛时代，最有可能过得幸福的也许是一个重量级的职业拳击手，而不是来自牛津或德国的希腊学者，这和目前的情形完全一样。诚然，牛津的希腊学者的主要作用就是他能写一篇颂词来替拳击手捧捧场。令一个现代人在目前自己的工作中感到丧气的，莫过于叫他把往日的优越与现在的一般失败相比较。

总之，历史上确实存在衰败的时期，并且现在也和其他时代一样，社会正处在衰败之中，必须找出挽救的办法。专家并不是世界上新出现的东西。但在过去，专家已经形成了不进步的阶层。关键是现在的专家已经和进步分不开了。目前，世界面临着一种无法控制的自组织体系。在这种情形中，危险与好处并存。显然，物力的增长将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机会。如果人类善于处理困局，那么在我们的前面确实存在一个有益于创造的黄金时代。但从伦理上来讲，物力本身是中性的。它同样能向错误的方面发展。现在的问题不是怎样产生伟大的人物，而是怎样产生伟大的社会。伟大的社会将使人知道如何应付这局面。唯物主义哲学强调物质的既定数量，并从此推演出环境的既定特性。因此，它给人类的社会良心带来非常不良的后果。它几乎完全把注意力导向了一个固定环境中的生存竞争。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环境是固定的，在这个环境内生存竞争是存在的。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是非常愚笨的。我们必须承认斗争的存在。问题是：谁将被消灭。作为教育学家，我们对这一点具有清楚的概念，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将产生哪一类的人物，也决定了应向人们灌输哪一类的实际伦理。

然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人们完全把注意力导向了生存竞争这一面，于是就产生了特别严重的灾难。19世纪的口号就是生存竞争、竞争、阶级斗争、国与国之间的商业竞争、武装斗争。生存竞争已经被解注到仇恨的福音中去了。幸而从演化的哲学中所得出的全面的结论是很平衡的。成功的机体改变了它的环境。能改变环境、相互协助的机体就是成功的机体。这一法则以极大的规模在自然界中被体现出来。例如，北美印第安人接受了他们的环境，结果很少的人口也几乎无法在整个大洲上生存。欧洲民族到这个大陆以后，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他们立马协力改变了环境。结果是比印第安人多20倍的人口占据了同一块土地，而这一个大陆还没有住满。同样，还有许多不同的种族联合起来相互协助。种族间的分化体现在最简单的物理实体中，例如电子与正原子核之间的联合，以及整个的生物界之中的联合。巴西森林中的树木依靠着各种不同的、彼此相互依赖的物种之间的联合。一棵树单独生存就要受到变幻无常的环境中的所有不利时机的影响。风可能吹折它，温度的变化可能妨碍树叶的生长，雨水可能冲刷走它的土壤，它的落叶可能被吹走而不能作为肥料。在特殊环境或人工培植下，你可以获得单独生长得很好的树木。但在自然界中，树木一般要联合成树林才能长得茂盛。每一棵树可能在完满生长方面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它们相互协助保持了生存的条件。土壤被保持住了，并且有了树荫；形成肥料所必需的微生物不会被晒死、冻死或冲走。一个树林就是互相倚靠的物种组织起来以后获得的胜利。进一步来说，危害森林的微生物物种也自行消灭了。同样，两性也说明了分化之同样的好处。在世界的历史中，胜利从不会属于那些在暴力方式或防卫武器方面见长的物种。事实上，自然最初所产生的动物都是躲在硬壳里以防卫生命的灾害。在躯体的大小上也曾有过一段尝试。但是，没有体外甲胄的、热血的、敏感而机警的小动物清除了陆地上的这些大怪兽。狮子和老虎也不是获胜的种类。它们惯于使用强力，这使得它们有时不能达到目的。使用强力的主要缺点就是妨碍了协作。每一种机体都需要一个友好合作的环境，这部分是防卫突然的变化，部分是供给需求。强力的福音与社会生活是不相容的。我所谓的强力，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对抗。

同一的福音几乎是同样危险的。人类国家与民族间的差异，对于保持高度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是必要的。动物向上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能够四处走动。这或许是披着甲胄的怪兽处处吃亏的原因。它们不能四处走动。动物走进了新环境，它们必须使自己适应新环境，否则就会死。人类从森林走到了原野，又从原野走到了海岸，从一种气候走进了另一种气候，从一个大陆走进了另一个大陆，从一种生活习惯过渡到另一种生活习惯。当人类不再走的时候，他就不能在生物领域中得到发展了。身体走动仍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精神上的活动，包括思想活动、感情活动和审美经验活动。对于为人类精神的奥德赛提供驱动力和材料来说，必须存在人类社会的多样化。习俗不同的其他国家并不是敌人，它们是天赐之福。人类需要自己的邻居具有足够的相似之处以便互相理解，具有足够的相异之处以便引起注意，具有足够的伟大之处以便引起钦佩。然而，我们不能期望人们具备所有的美德。如果人们具有奇特到能激发人兴趣的地方，我们甚至就应当感到满意。

现代科学使人类有四处走动的必要。它的进步思想和进步技术使得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都有去未有航线的海洋冒险的必要。四处走动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是危险的，故而需要掌握技术以避免灾祸。因此，我们必须希望未来会出现危险。未来的作用就在于有危险，而科学的诸好处之一就在于能使未来不具有危险。统治19世纪的、成功的中产阶级对平静的生活赋予了过多的价值，他们拒绝面对新的工业制度所引起的社会改革的必要，现在他们又拒绝面对新知识所引起的知识革命的必要。中产阶级对世界之未来的悲观，源于他们混淆了文明与安定。不久的将来，安定将比不久的过去少。我们必须承认，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是存在的，这种不稳定与文明是不相容的。但总体说来，伟大的世纪都是不稳定的世纪。

在这一系列讲演中，我力图描绘出思想领域中的一次大冒险，西欧各民族都有份参加了这次冒险，它以群众运动的缓慢速度发展着。半个世纪是它的时间单位。这个故事是一次理智显示的史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经过先前时期的一段长期的准备后，一个民族的理智上的一个特殊方向是如何产生的。产生之后，它的主题是如何逐渐展示出来的。它是如何获得了胜利的，它的影响是如何决定人类行动的源泉的。最后，当它达到胜利的顶点时，它又是如何显露了自身的界限，于是唤起人们再次运用创造性思想的。这一故事的寓意就是理性的力量，即它对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影响。伟大的征服者——从亚历山大到恺撒，从恺撒到拿破仑——都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人的生活。但是，如果与人类习惯、人类精神——由从泰勒斯（Thales）到现代的一系列的思想家所创造的——的整体转变比较起来，这种影响的总体效果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从个体来说，这些思想家是没有力量的，但最后却是世界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