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就决定了改革必须依靠人民，改革成果必须由人民共享。如果脱离了这一点，领导改革的共产党必然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改革也必然失败。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这一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做法导致了天壤之别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苏联、东欧共产党之所以丧失执政地位，并不是因为反对派的强大，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日益强大，中国的改革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充满生机，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强支持和坚决拥护。

1.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历来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英雄史观”居于统治地位。它认为，历史是少数杰出人物创造的，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和统治者的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愚昧无知、浑浑噩噩、任凭伟人摆布的工具，是“群氓”和乌合之众。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分析和批判了“英雄史观”的偏见和错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答了这一历史观问题，正确说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人民群众是生产方式的主体，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全部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归根结底，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社会制度的新旧更替，都是通过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的革命来实现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依靠多数人并为多数人服务的事业。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参与下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人民群众同样是主力军。列宁曾经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1]“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22]江泽民在阐述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也曾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23]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参加者和力量源泉。社会主义要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而社会主义改革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改革是为了人民群众，改革要依靠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常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的一句话，当作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具体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24]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之所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在改革中始终信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改革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推进改革和建设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不少，好办法从哪里来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归根结底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践。谁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同广大群众结合在一起，谁就有力量、有智慧、有办法。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25]因此，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要始终注意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经验，从群众的意见中汲取智慧。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老老实实调查研究，老老实实听取群众意见，老老实实改进工作，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

总之，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改革必须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产党如果脱离人民群众，把广大人民群众看作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站在群众之上，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甚至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就必将脱离群众，使党失去立足的根基和依靠的力量，走向灭亡。正如江泽民所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2.领导改革的共产党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从世界范围政党政治发展的经验来看，政党的政治功能就在于解决现代政治发展或政治变迁过程中通常面临的三大政治危机：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合法性危机是指执政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众的普遍支持，亦即政治上出现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整合危机是指政治上的统一性发生严重的问题，地区间和群众间的冲突难以调和，民族团结出现严重困难，国家的统一受到严峻挑战；参与危机是指政治体系或体制不能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吸纳和消化新生的社会力量，民众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无法得到正常的表达，从而引起广泛的不满、抗议和骚乱。而在三种危机中，合法性危机是最大的危机，是其他危机产生的根源。历史经验表明，合法性的流失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最后危及政治的整合和政权的生存。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者。无产阶级政党自执政以来，先后出现过几次重大危机，如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颠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的军事围攻。但真正的合法性危机并非产生在战争时期，而是和平时期。导致合法性危机的诱因更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曾导致无产阶级政党出现第一次合法性危机，这次危机曾导致东欧国家发生一系列动**，也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导致许多共产党员退党。但在这次危机中，由于人们把主要矛头指向了斯大林个人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因此，人们还没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也就是说此时的合法性危机并不太严重。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第二次合法性危机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先是东欧剧变，后是苏联解体，共产党在这些国家丧失了执政地位。据苏联国内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在苏共瓦解前夕，85%以上的人已经不再认为苏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而认为他们是党的官僚和机关干部们的利益代表。正是这次合法性危机导致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垮台。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也曾先后产生过两次危机。第一次危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后，这次危机是由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危机造成的。“**”中全面出现的社会关系危机、社会结构危机和社会秩序危机表明，高度集权的体制遇到了全面和深刻的挑战。正因为高度集权的体制已完全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改革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改革克服了这次危机，也正是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遇到的第二次危机产生于改革开放过程中，这次危机的根源来自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人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怀疑。

江泽民在总结这些执政了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的教训时指出：纵观历史，不少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阶段，其政策主张或多或少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就忘乎所以，骄傲起来，久而久之，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代表群众的利益，最后被群众所抛弃。这些政党垮台的原因尽管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民心的向背绝不是看一个政党的纲领如何，也不是看一个政党的宣传如何。人民群众主要是看实践，看一个政党的实践所带给人民群众的亲身感受和切身利益。江泽民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26]“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7]江泽民还明确告诫我们：“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是在分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原因，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28]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党才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执政地位才得以巩固，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中国才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在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执政党必须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观，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始终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为此，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治国理政、领导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改革为动力，以发展为目的，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归宿；必须通过改革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通过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必须反对严重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行为。

3.改革必须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归宿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便最终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建立初期，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曾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大力发展生产力。但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特别是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这些国家最后都转向以政治为第一要素的道路上去了，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强调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受到漠视，而一些国家则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致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日渐疏远，甚至脱离而敌对。同时，一些国家的改革措施也出现巨大的失误和偏差，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进一步的损害。在风浪来临时，人民群众抛弃了共产党，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成为了历史。

在分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时，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建设没有搞好，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支持党、拥护党，为的是能摆脱压迫和剥削，过上好日子；在和平建设年代，人民群众支持党、拥护党，依然在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共产党只有完成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取信于民。在苏东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严重制约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虽然这些国家开始了改革，而且这些改革也一度带来了经济状况的好转，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冲破旧经济体制的束缚，加上经济发展战略出现失误，直到70—80年代，这些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都陷入困境。于是一些国家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苏联。但是，这不仅使苏联原有的经济困难得不到解决，而且使其进一步激化，社会经济危机全面暴发，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滑。在剧变前后，苏联大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群众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因而，在广大人民群众看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不是使社会之船步入繁荣、稳定、富裕和幸福大海的加速器，反而是使社会陷入涨价、失业、物资短缺和社会风气败坏泥潭的螺旋桨。这使人民群众对改革产生怀疑、反感，最终冷落和抛弃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中国共产党是得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紧贴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所以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改革。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又在改革中进行了许许多多创造性的实践，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经验的源泉。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9]因而，共产党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要千方百计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即使是在改革中难以避免的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调整过程中受到影响，也要尽可能地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把这部分人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改革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社会主义的建设伟业才能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0]这是邓小平在分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原因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一结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和体制

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表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不是一句空话，必须建设相应的落实机制。

第一，要建立合理的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利益表达机制。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弊端就是高度集权，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严重剥夺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而且使人民群众与党的联系日渐疏远，人民群众的疾苦无人问津，人民群众甚至连向党和政府表达自己不满和委屈的渠道也不规范和畅通。人民群众在维护自己利益方面的无能为力，必然会化为不满和怨恨之火，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它必将猛烈喷发，吞噬一切。所以，要避免这样的灾难发生，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疏通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让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利益的声音得到充分的表达，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

第二，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共产党是执政党的情况下，党的每一项决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尤其是高层次的决策，有的甚至关系到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执政党在做决策之前，一定要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比较、鉴别和论证，以选择最佳的决策方案。同时，在决策执行的过程中，也要时时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断补充完善，纠正偏差，防止出现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即使因为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出现了冲突，从而出现必然损害一少部分群众利益的情况，也要细心地做好解释和说服工作，并从各个方面对他们进行补偿和照顾，而不能态度生硬，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工作。只有“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才能顺利推进，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第三，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物质利益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群众产生不同的利益要求也是不可避免的。改革越深入，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同时，要注意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的人的利益要求。关注最大多数人利益，这始终关系共产党执政的全局，关系民族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民族国家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

第四，要建立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采取一定措施，继续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群众得到应该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要使群众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断有所增加，这样才能使群众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更加自觉地为之共同奋斗；另一方面，要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适当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逐步完善分配制度，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抑制不合理收入差距的扩大。总之，既要保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要保证共同富裕的原则得以实现，这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总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既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动改革，又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要把最广大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有前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