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余源培教授、俞吾金教授、吴晓明教授：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感谢复旦大学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演讲。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形成、特征和缺陷”。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思想要塞。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修正还是重建，我们都必须正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存在及其广泛、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必须深入考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形成、特征和缺陷。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初步形成及其标志

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是谁开始正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其体系化的？对马克思主义史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出，以正面的形式，而不是以论战的形式；以系统阐述的形式，而不是以简单罗列的形式来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体系化的，是苏联的德波林和布哈林。需要解释一下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922年成立的，但它的主体是俄国。因此，为了讲述方便，我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到1922年苏联成立时的这一段历史也称为苏联时期。

1921年，德波林以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为蓝本，开始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结构上看，《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建构了以“物质”为理论起点，物质运动的辩证性为理论线索，包括唯物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层次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理论内容看，《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但突出的是辩证唯物主义。

与德波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布哈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1921年，布哈林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在这部著作中，布哈林提出了两个事关历史唯物主义全局的重要观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二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基础”，“包括为数不少的所谓‘一般世界观’的问题”。在这两个重要观点的引导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了以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为理论起点，以社会与自然之间以及社会要素之间的平衡为理论线索，包括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人、人与物、人与观念、生产力与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及其结构、阶级和阶级斗争等观点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三章是“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从理论内容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但突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

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先河，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开始形成。在此之后，苏联出版了一大批正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体系化的著作。例如，1922年出版的沃里夫松的《辩证唯物主义》，1925年出版的萨拉比扬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1922年出版的丘缅涅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5年出版的戈列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林林总总，可谓汗牛充栋。其中，1929年出版的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1931年出版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值得我们的关注。

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它却明确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并开始建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在我看来，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二分结构”化的开篇之作。

如果说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种“二分结构”体系的开篇之作，那么，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化的开篇之作。《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哲学论战“总清算”之后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不仅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且批判了德波林和布哈林的哲学观点；它不仅重申“哲学是党派的哲学”，而且强调并论证了斯大林提出的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同时批判米汀的哲学虚无主义和德波林的“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直接反映了联共（布）党内的斗争，并直接为苏联当时的政治服务和为当时的政策作论证。

深入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可以看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作论证，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基本特征。前者在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初步体现，后者在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中得到初步体现。因此，我认为，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程》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初步形成。

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基本形成和确立

1932、1934年，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出版。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变史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这部著作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应忽视的，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深入研究。

从结构上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分上、下两册共十五章。上册辩证唯物论，包括当作宇宙观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哲学中两条阵线上的斗争，辩证法唯物论发展中的新阶段这样六章；下册历史唯物论，包括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关于社会群和国家的学说，过渡时期之政权与社会斗争，意识形态论，战斗的无神论，社会变革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样九章。其中，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的第五、六章，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第五、七、九章的内容是当时苏联政治形势的产物。去掉这些章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内容和结构同当今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内容和结构是一致的。

我们应当注意，在这种内容和结构的背后是这样一种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法的唯物论，“这是一种完整的、彻底革命的、包括自然界、有机体、思维和人类社会的宇宙观”，这是其一；其二，历史唯物论则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加深和发展哲学的唯物论”；其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具有一致性，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和不可分裂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为一般唯物论根据存在说明意识，历史唯物论根据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影响是空前而深远的，它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基本形成。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我的这一观点。

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体现了联共（布）中央的意志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1931年，在批判德波林的**中，联共（布）中央向苏联哲学界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这就是，编写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奠定世界观的基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就是根据这一政治任务而编写的，它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且直接为当时苏联的政治服务，为当时苏联的政策作论证，体现了联共（布）中央的意志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定位，即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论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特殊的社会位置和历史使命。

二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形成了以列宁、恩格斯的著作为主，以马克思的著作为辅这一文献格局。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文献依据当然应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著作为主。可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文献依据却是列宁的著作多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这就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名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著作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引证马克思的重要哲学著作。由此造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特有的文献格局，即列宁的著作多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教材、权威版本都维持了这一文献格局。

三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制定并巩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刚才我已经说了，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未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把它分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明确地把“物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范畴，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从而建构了一个特色鲜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米丁曾非常得意地自我评价说：“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分法被人接受，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米丁制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不仅“流传下来了”，而且支配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半个世纪之久。无论是斯大林去世后的批判斯大林运动，还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批判赫鲁晓夫运动；无论是1954~1955年对亚历山大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还是后来出版的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包括最具权威性的康斯坦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论是20世纪50~80年代认识论派与本体论派的论争，还是1965、1977年两次唯物辩证法讨论，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

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作论证这一特殊的社会地位；引证的列宁、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这一特殊的文献格局；以“物质”为起点范畴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这一特殊的总体框架，构成了特色鲜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这三个基本特征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得到集中体现。因此，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基本形成。联系到我刚才说的米丁的自我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事实，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种“二分结构”，始作俑者并不是斯大林，而是芬格尔特、莎尔文特、拉祖莫夫斯基，尤其是米丁。

1938年，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该书开宗明义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以此为依据，《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先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唯物主义”。

不需多说就可以看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列宁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列宁是怎么说的？列宁是这样说的，即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般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推广运用”。同时，《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框架又是以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以有所变化的形式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其思维运行的逻辑是从唯物主义自然观“推广应用”出唯物主义历史观。

问题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在自然界中，一切都处在盲目的相互作用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利益纷争和预期目的；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活动的人都具有自觉的意图，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利益纷争和预期目的。一次地震可以毁坏一座城市，可以毁灭众多的人口，一场战争也可以毁坏一座城市，可以毁灭众多的人口，可地震就是地震，在它的背后没有利益纷争，也不存在预期的目的，而战争的背后却是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存在着预期的目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因此，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能“推广应用”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爱尔维修早就“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得到的却是唯心史观。费尔巴哈也是这样。“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语）

更重要的是，《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混淆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神圣家族》的“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这句话当做马克思本人的话加以引用，并把它作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实际上，这是一段明显的误引，即把马克思对霍布斯思想的复述看成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把马克思所批评的观点看成是马克思本人所赞赏的观点。

马克思本人是怎样说的？看看《神圣家族》我们就知道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唯物主义发展到霍布斯那里“变得片面了”，“变得敌视人了”。为什么？这是因为霍布斯认为，“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因此，在霍布斯那里，在机械唯物主义体系中，“抽象的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或基础，而人不过是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

然而，斯大林并没有理解这些，所以，他把霍布斯的观点当做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误引不是偶然的疏忽，它表明，斯大林并没有真正理解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没有真正把握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是在用近代唯物主义的逻辑解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换言之，《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简单相加，并带有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自然观，然后，又以这样一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推广应用”出“历史唯物主义”。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说，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应用”。马克思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前，还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当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时候，他同时就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日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之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言以蔽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不同称谓。

既然如此，为什么《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种“二分结构”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甚至唯一形态呢？在我看来，这是由于斯大林在当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殊地位，由于当时苏联的社会体制造成的。斯大林当时在苏联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说一不二”的地位，使《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锤定音”，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形态、唯一形态，并产生了极其广泛、深入而持久的影响。在我看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不仅巩固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框架，而且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最终确立，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在苏联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下来了。

三、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根本缺陷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总体框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确深化并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看，它曲解了马克思的哲学，忽视了实践的世界观或本体论意义，否定了人的主体地位，颠倒了马克思哲学的总体逻辑。

从逻辑方向看，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是从社会到自然的思维运行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因此，新唯物主义是从社会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存在及其意义的，其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立足点则是自然，其总体框架是从自然到社会的思维运行过程。“既然自然界是这样，那么社会也是这样”，这样一种无中介的直线式推演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总体建构原则。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就是，“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如此等等。这就是说，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自然到社会的逻辑运行过程。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从社会到自然的逻辑方向便被颠倒了。这是其一。

其二，从逻辑坐标看，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坐标就是主体及其发展，其核心就是按照人的发展来“安排周围的世界”。与旧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语）。马克思把“实践”和“主体”联系起来讲是有深意的。实践本来就是客体不能满足主体时，主体改变客体使之适应主体需要的活动，实践本身就体现了主体的主导作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原则界限，就在于马克思哲学强调实践，强调主体的方面，强调按照主体的发展改变世界，合理“安排周围的世界”，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马克思语）。主体及其发展因此成为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坐标。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恰恰颠倒了这一逻辑坐标，它仅仅从客体的角度来考察“对象、现实、感性”，不理解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马克思语），其要害是“见物不见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物质也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换言之，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具有凝重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

其三，从逻辑出发点看，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实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现存世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人是在自己的实践中自我生成、自我发展的，人的思维本质上是实践结构的内化和升华。因此，马克思的哲学是从实践出发反观、反思人与世界关系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为改变现存世界的实践而创立的，本身就是对人类实践活动中各种矛盾关系的一种理论反思。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新唯物主义“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却颠倒了这一逻辑出发点，它不是从人的实践出发，而是从所谓的“物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社会、人及其思维是物质运动的展开，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并从“自然发展规律”推导出“社会发展规律”。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被淡化了，人的主体性、选择性、创造性被忽视了，社会发展规律在人的活动中的生成性不见了，历史规律成了一种处在人的活动之外并超乎人的活动之上的预成的、神秘的“计划”，社会发展因此成为一种“无主体的过程”。

马克思一再声明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是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新唯物主义则是从主体及其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并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感性世界，实践“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里，旧唯物主义采用的是一种还原论的方法，即把人类思维、人类社会、现存世界简单还原为自然界；新唯物主义确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它同时又确认人类思维、人类社会、人类世界对自然界具有不可还原性，人类思维、人类社会、现存人类世界即世界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实践才是人的生存的本体和现存世界的本体。这样，新唯物主义就扬弃了旧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同时也扬弃了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批判并终结旧唯物主义以至整个传统哲学的革命，就是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

但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革命性变革，没有真正理解人们所面对的自然界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不是“几万年间几乎不变的自然”，而是被人类实践改造过的“人化自然”，是被社会中介过的“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历史的自然”。人的实践改变的不仅仅是自然物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物中贯注了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使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进入到自然存在之中，并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属性——社会性或历史性。在现存世界中，自然界意味着什么，自然对人的关系如何，人对自然作用的内容和范围以及采用什么样的形式等等，都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在现存世界中，自然界不仅保持着天然的物质本性，而且被打上了人化的烙印；不仅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具有社会历史性。“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语）。把马克思哲学的自然概念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自然概念区别开来的，正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犯了与费尔巴哈哲学同样的错误，即不理解“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它把自然与社会隔离开来，把自然从历史中抽象出来，孤立地考察“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把二者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运动过程，不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把握问题，根本不理解“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语）。于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地理环境”成了独立于人的活动过程的发展系列，人们所面对的自然仅仅是一种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运动，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

经过这一分离、抽象之后，一种“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自然”便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基石，形成了以自然为基石的本体论。以此为基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从而构建了一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实际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哲学意义，它在形式上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涵上则是向一般唯物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的倒退。

这是一次惊人的理论倒退。这一倒退的实质，就是向以自然为本体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在我看来，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根本缺陷。就其实质而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的唯物主义”。当它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侈谈自然、物质和世界的物质性时，实际上已经悄悄地踏上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

我的演讲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各位耐心地听完我的这个理论深度不够、思想容量不足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