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梁蓬：把马克思的哲学界定为现代哲学，这是研究“马克思哲学当代意义”的前提之一，也是您的一个基本论点。但据我所知，这与学界通常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

杨耕：的确如此。西方学术界通常是把马克思哲学划入近代哲学，归为传统哲学范畴；而国内学术界通常认为，马克思哲学既与近代西方哲学根本不同，又与现代西方哲学根本对立。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无论是从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看，还是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看，马克思的哲学都属于现代哲学范畴，是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从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看，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化运动发展到第一个高峰期的产物，而且马克思哲学对现代社会存在的诸种问题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和深刻的批判。可以说，马克思哲学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自我反思的产物。

从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理论主题看，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人类世界”，并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终结了传统哲学。从内容而不是从表现形式看，就总体而不是就个别派别而言，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运行都是以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主题转换为方向的。

梁蓬：从您的论述中，能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没有本质的不同？

杨耕：不能。仅就学理而言，现代西方哲学的其它派别都是从人类世界的某一侧面、某个环节、某种关系出发，并把人类世界归结为这一侧面、环节、关系，因而它们都没有从根本上、整体上把握人类世界；马克思哲学则抓住了人类世界的根本——人类实践，并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由此出发向人类世界的基本方面、基本环节、基本关系发散出去，形成一个思维整体，提供了一个“整体社会的视界”。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作为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关注的不是“抽象的物质”，更不是以经院哲学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和拜物教的批判，揭示出被物的自然属性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揭示出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通过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梁蓬：我注意到，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主义时代，现代主义即将寿终正寝，因此，马克思哲学即使是现代哲学也已“过时”。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杨耕：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从认识论看，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不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实质，不理解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是“重写现代性”，“后现代”意味着“现代”的“新生状态”，而且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这种“重写”工作在现代化本身中已经进行相当长的时间了。“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式在“重写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但马克思的哲学的确具有后现代意蕴。

哲学是时代的产物，但不是时代的“囚徒”。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能够塑造新的时代精神，引导社会发展，从而超越时代。一种仅仅适应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马克思的哲学产生于现代，但由于它深刻地把握了人类世界的根本，由于它所关注的问题，以及一些以萌芽或胚胎形式存在的观点契合着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因而又超越了现代，具有内在的当代意义。我同意并赞赏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杰姆逊的观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