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动态》记者李立新：从您近年来出版、发表的论著看，您的研究呈现出一个较广的理论空间，涉及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史、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而据我所知，在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中，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那么，您是如何探讨和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

杨耕：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角度，由此产生了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等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属于历史观范畴，它的研究主题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类型和道路，其基本内容涉及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与经济运动、社会发展与政治形态、社会发展与观念文化、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评价标准，社会发展的类型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等问题。马克思是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真正奠基人，而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探讨都是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

在我看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一是确认实践是社会的本体和人的存在方式，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二是从客体的角度把社会发展区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和再生形态；从主体的角度把社会发展区分为人的依赖形态、人的独立形态和人的自由个性形态；三是从社会需要如何产生和满足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即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维系着社会机体的生存和发展；四是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文取向；五是揭示了历史向世界转变的基础和途径，以及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东方社会的命运；六是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类型，即“内源”发展、“派生”发展和“超越”发展。

李立新：您的见解颇有新意，请您具体谈谈“内源”发展、“派生”发展和“超越”发展的问题。

杨耕：所谓内源发展，是指外部因素和关系对该社会发展的影响极小甚至没有影响，发展主要是由该社会内部的因素和关系决定的。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均属于内源发生型。内源发展型就是马克思所说得社会发展中的“自然形态”。当各个民族处于封闭孤立状态时，社会发展以内源发生模式出现，或者说自然形态是社会发展中的主导类型。

当交往尤其是世界交往出现后，社会发展的派生形态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或常规现象。所谓派生形态，是指某种社会要素和某种社会关系在某个民族那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从其他民族那里“转移来的”，或者是外来民族“带来的”“导入的”。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派生形态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原生形态”，如马克思就认为，“导入”英国的封建关系要比在法国“自然形成”的封建关系较为完备。

“超越”是一种跳跃的发展形式，即某一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跨越了一种甚至几种社会形态。尽管不同民族超越的对象及其途径都是特殊的，但是，只要在同一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只要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民族之间进行交往，那么，在交往相关性的作用下，超越发展现象就会不断发生。事实也是如此，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都被不同的民族不断地超越过。这表明，“超越”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社会发展中的个别或特殊现象，相反，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超越”是一种普遍现象、常规现象。

李立新：您曾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写过不少文章，听说您最近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见解，能否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杨耕：当然可以。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式标志着世界的整体化，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加速化。这一点已为国内众多学者所注意。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资本主义体系，即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属于中心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属于卫星国。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体系中，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交换”，中心国残酷地剥削卫星国；中心国的发展是以卫星国的不发展为代价的，这是一种使卫星国的个人和民族“遭受流血和污秽、穷困与屈辱”才能达到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尤其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得到了深化、具体化和系统化。正因为如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被称为“雄心勃勃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

李立新：据我所知，除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外，您的另一部著作《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一书，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好评。在选择这一课题时，您是如何考虑的？

杨耕：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即“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经常被各种哲学、史学论著引证，但对于这一论断的理论内涵及其真实意义，迄今尚无系统论述的论著；在引证这一论断的论著中，又往往把方法理解为唯物史观的一种功能，而不是把方法视为唯物史观的本质规定。

在我看来，方法犹如一个能聚集光至燃点的特殊透镜，没有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就不可能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所造成的革命变革；反过来说，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方法，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的统一，是唯物史观安身立命之本。把握了这个根本也就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生命线。所以，我的《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从实践反思法、结构分析法、再生产分析法、人与社会双向运动分析法、社会机体分析法、交往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从后思索法、解释学分析法、科学抽象法等方面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这里，基本思路就是：唯物史观的每一个观点同时又是方法。

李立新：如何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每一个观点同时又是方法？

杨耕：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从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推导出来的，社会科学方法有其内在发源地，这就是社会本体论。社会研究方法的“原型”就在实践活动的“格”中。这是其一。

其二，从历史上看，包括历史研究方法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的演变总是同对社会的理解模式联系在一起，社会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社会本体论的工具化、操作化。

其三，社会研究方法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分析的统一。作为知识生产，方法是分析社会的手段，形成关于社会的某种观点；作为知识分析，方法是概念内在关系的分析，是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

我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问题的。例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同时又是方法，即社会有机体分析法。列宁就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就是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这种方法把社会看作是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机体。唯物史观把社会看作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这一观点因此就蕴含着结构分析法、同构分析法、再生产分析法、自然—他律分析法、总体—要素分析法、基础—新层次分析法以及“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分析法。这本身就是一个方法系统。

李立新：那么，您如何看待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基本内容？

杨耕：从当代知识结构来看社会科学方法系统，它们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抽象系统，这是揭示社会“是什么”，并把社会运动规律逻辑地表述出来的方法；二是科学解释系统，这是对“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是对社会系统及其事件、现象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方法；三是科学实证系统，这是对上述的抽象和解释进行检验的方法。只有在具备抽象、解释和实证三大方法系统后，社会科学方法才是具有自身特殊性的科学方法。然而，我们目前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探讨还停留在科学抽象系统上。实际上，这只是社会科学方法的组成部分之一。

李立新：我赞同您的这一见解。您的阐述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这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与当代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问题。我不知道您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个问题？如果您关注到这一问题，那么，您是如何理解唯物史观的方法与当代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的？

杨耕：您的理解是对的，我也注意到这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当代社会科学方法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范式”的并存、对立和交叉。从总体上可以把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划分为八种“范式”：（1）实证主义的范式；（2）解释学的范式；（3）社会唯实论的范式；（4）社会唯名论的范式；（5）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6）社会生物主义的范式；（7）社会活动论或行为科学的范式；（8）唯物史观的范式。

唯物主义历史观方法范式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从实践出发来理解社会，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核心形成了一种“核心发散式”的社会研究方法，这就是从社会的核心、本质、深层结构向外层及其不同侧面、各种关系、各个环节发散。而其他方法范式只是抓住社会的某一侧面、某种关系、某个环节，并把其他侧面、关系、环节归结到这一侧面、关系、环节，本质上属于“局部收敛式”的社会研究方法。当然，从某一方面来研究社会是必要的，因而其他方法范式系统又是局部合理的。

实际上，当代社会科学方法都可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中找到萌芽或源头，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唯物史观抓住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即物质实践及其规律，并从这一根本出发辐射到社会的各个侧面、环节、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思维整体；而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其他流派则从社会的某一侧面、关系、环节出发，并把整个社会归结为这一特定的侧面、关系、环节，因而它们的联系运动，不断地相互否定才构成思维整体。肖前教授对此评价道：“这是对唯物史观方法的科学性极其简要而又十分准确的概括，同时又是对当代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中肯而又切中要害的批判。”

李立新：我赞同肖前教授的这一评价。我想问的另一个问题是，您多次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问题，在您看来，唯物史观的理论生长点是什么？

杨耕：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是历史认识论。这是因为，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具体展开、详加探讨的问题，或者说是以萌芽、胚胎形式包含在唯物史观中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这一问题又是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所突出的问题，即“热点”问题。其三，当代实践以及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思维学等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我正在撰写的《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当代意义》就是力图建构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

李立新：可是，通常认为，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

杨耕：不能这么说。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确没有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但这并不是说转向历史认识论研究本身就是错误的。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面对认识客体，认识对象的这种特殊性给认识历史带来了一系列的特殊困难，并使建构历史认识论具有必要性。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有赖于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分析，历史本体论如果与历史认识论“绝缘”，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

对哲学史、科学史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出，人们认识客体的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在某一时刻不多不少地转变为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批判。换言之，历史哲学的研究重心从历史本体转向历史认识论完全符合认识规律。在我看来，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绝不意味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相反，却意味着它的成熟。

李立新：那么，构成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研究方法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理论基础，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特征是什么？

杨耕：统一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践观。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而认识活动在本质上是实践活动的内化和升华。从根本上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实践本体论。抽去这一点，唯物史观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

李立新：目前，您最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说，理论兴奋点是什么？

杨耕：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深情地祝福着祖国富强、人民幸福，深切地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语）。中国的现代化可谓“九死一生”，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由此引发对民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发展方式的哲学思考，是我们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在我看来，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玄思，它必须关注现实，将理论触角伸到现实的深处。现代化运动是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我们应为之摇旗呐喊、鸣锣开道。关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将是我的《东方的崛起》这部著作。这部著作将以较大的历史跨度再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及其内在逻辑，其意在于：让历史告诉未来。

李立新：您的理论研究确有自己的特色，那么，您追求的理论境界是什么？

杨耕：一言以蔽之，建构理论空间，雕塑思维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