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学术专著《为马克思辩护》的第一版，从2002年1~10月，仅仅10个月，“第一版”就连续印刷三次；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为马克思辩护》的第二版，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二版”又连续印刷三次。就一本哲学专著而言，能够先后印刷六次，销售数量达2万余册，实属不易。读者的厚爱深深地感动了我。当2010年刚刚到来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为马克思辩护》的第三版，这使我不禁想起我的人大岁月。

1986年，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汪老师的学术引导力引导着我真正走进“哲学门”；1988年，我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同时师从陈先达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陈老师的思维穿透力引导着我走向哲学的深处；而我的挚友陈志良教授的“宏大叙事”能力又引导着我走上哲学研究的大舞台。我深深地感谢我的两位导师汪永祥教授、陈先达教授，深深地感谢我的挚友陈志良教授。从他们身上，我不仅看到了哲学家的文采，而且看到了哲学家的风采；不仅学到了文品，而且学到了人品；不仅学会了做“文”，而且学会了做“人”。由此，我想起了《天真汉》中的天真汉对博学老人高尔同的礼赞：“要没有你，我在这里就陷入一片虚无。”

我是读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材走进人大的，尔后又成为人大出版社的作者和总编辑。正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我完成了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的自然转变，从成长走向成熟；也正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我完成了“身份”的急剧转变，被破格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大教会了我如何学习、如何思考、如何工作乃至如何生活。所以，在我“知天命”，开始步入“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的人生阶段时，人大出版社出版《为马克思辩护》的第三版，让我心存感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流连忘返，魂牵梦绕……

同“第二版”相比，“第三版”有较大的变化：删去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新解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特殊性：一种新解读”“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方法”“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原则、内容和意义”“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一种新解读”“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进程和思维逻辑”“西方历史哲学的现代转向及其启示”“社会科学方法的发生、范式及其历史性转换——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的特征及其现代性”九章，以及附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内涵、基础与问题”，增加了“实践的世界观意义：对马克思世界观的一种新解读”“辩证的否定与否定性的辩证法：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一种新解读”“发生、本质、过程：对马克思认识论的一种新解读”“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一种新解读”“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语境与多重逻辑——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五章。此外，对“社会发展中的自然形态、派生形态和超越形态”作了压缩，并同“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一种新解读”合并为一章。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调整，目的仍然是力图用新的科学和哲学研究成果阐释已成为“常识”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展示被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忽视、遗忘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深入探讨、系统论证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充分展开，同时又契合着当代重大问题的观点，使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质和当代意义。

《为马克思辩护》第二版出版后，我的思想、观点仍处在较大的变化之中，但我不想改变《为马克思辩护》的总体逻辑和基本观点。为了使读者了解2005~2009年间我的思想和观点的变化，我选了我的一篇学术自述、一篇访谈、四篇文章作为全书的附录。从中，读者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记得维特根斯坦说过，“探讨哲学的人渴望思想平静。”《为马克思辩护》第三版出版之后，我“渴望思想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