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马克思的《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为依据，以哲学基本问题及其科学解答为基本线索，以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为基本原则，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

具体地说，《社会学大纲》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第一篇唯物辩证法：第一章 当作人类的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第二章 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第四章 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第二篇 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第一章 历史唯物论序说；第二章 布尔乔亚社会学及历史哲学批判。第三篇 社会的经济构造：第一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二章 经济构造之历史的形态。第四篇 社会的政治建筑：第一章 阶级；第二章 国家。第五篇 社会的意识形态：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一般概念；第二章 意识形态的发展。

可以看出，《社会学大纲》在体系安排上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影响，李达本人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文版的翻译者之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教科书是他撰写《社会学大纲》的参照系。从总体上看，《社会学大纲》仍然实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并认为“历史唯物论是把辩证唯物论运用于社会的认识理论”，“所谓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关联，这句话的本来的意义，就是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应用并扩张于历史的领域。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在整体结构和理论体系上，《社会学大纲》没有超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但是，我注意到，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相比，《社会学大纲》不仅具有列宁、恩格斯的“元素”，而且具有更多的马克思的“元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阐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观点。《社会学大纲》高度评价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它为“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奠定了基础，其中，根本契机是把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实践概念“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出来，引入于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正是基于对实践的正确理解，马克思“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达到唯物辩证法这一“统一的世界观”。

《社会学大纲》明确提出“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这一命题，并认为“辩证法的唯物论，以劳动的概念为媒介，由自然认识的领域扩张于历史认识的领域，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实践唯物论，把实践当做历史的——社会的范畴，解释为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活动，并把它作为认识论的契机，所以能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上去理解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史，因而克服观念论哲学的抽象性与思辨性，而到达于唯物辩证法”；“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

同时，《社会学大纲》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一方面，自然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和“扩张”；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辨证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的“综合”和“统一”，而二者统一的基础则是科学的实践观。正是基于对实践意义的正确理解，马克思发现了“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媒介”，发现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在把唯物辩证法从历史领域“贯彻于”自然领域的同时，又把唯物论从自然领域“扩张于”历史领域，从而“建立彻底的唯物论、统一的世界观”。

显然，《社会学大纲》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关联的理解有明显的逻辑矛盾，而且没有把科学的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贯彻始终。但是，《社会学大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意识到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存在着内在联系，意识到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史上革命变革的契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安排上，《社会学大纲》力图用劳动——实践范畴连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这表明，《社会学大纲》接受的既有“打上了俄罗斯印记的列宁主义与斯大林模式”，又有“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既受到当时苏联哲学论战，如“辩证法派”与“机械论派”、米丁与德波林论战的影响，又有对当时国内哲学论战，如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总结；既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重要影响，又凝聚着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独创性。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而李达在这样的艰难岁月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力图为中国人民提供“精神武器”，体现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社会学大纲》可谓艰难中的创造。

《社会学大纲》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写作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毛泽东后来高度评价《社会学大纲》，认为“《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可能忽略或没有看到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所以误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看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实际上，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才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但是，无论是对西方哲学史的分析，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考察，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把握的广度，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阐述的深度，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界定的准确性，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的完整性，《社会学大纲》都比《社会哲学概论》以至同一时期的马克思哲学教科书高出一筹。应该说，《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以自己的表述方式撰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透彻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代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