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类型看，现代化可分为“内发”和“外发”两种类型。内发型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其内部因素促成、内部创新所引起的社会变迁；外发型现代化则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从现代化的历史看，外发型现代化获得成功并后来居上的关键就在于，善于把这种外部传导性转化为内部创新性。

无疑，西欧、北美的现代化属于内发型，而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发型。具体地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并不是由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起于对外国资本主义“坚船利炮”刺激和挑战的回应，而且中国的现代工业一开始就是由外国资本主义在华造就的。换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始是集外部刺激引发和外部力量直接促成于一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它是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起步的。

从发展哲学的视角看，现代社会发展是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作用下实现的。内发型现代化和外发型现代化都是如此。

所谓传统，是指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它是围绕人类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感召力的社会力量。从现象上看，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一再出现的东西。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运动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个向度和各种活动中，举凡表现现代社会特征的属性，如商品性、科学性、民主性、理性、个性等等，都包含在现代性的范畴之中。

传统与现代性并非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积淀，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破除传统，一切从头开始，相反，它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同时，传统又不可能自动延伸出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运动的产物，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突破和否定，二者必然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

问题在于，在内发型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是在同一种文明圈内逐步展开的，对传统的变革是渐进式的、推陈出新的自然发生过程；而外发型现代化则是一种由外到内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因此表现为两种异质文明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突发的方式展开的，到处引起历史传承性的断裂。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尤为如此。

传统是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它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可能离开传统而进行，但它又不能在保存原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在科技革命的激**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变迁过程，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是排斥、阻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同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仅要把发达国家较长的现代化历程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追赶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目标，而且要适应发达国家当前发展的趋势，实现后来居上并超越现代化的西方模式。这就使得社会发展的“历时态”在当代中国“共时态”化了。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因此更加尖锐、复杂，冲突更为激烈。

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时指出：“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死人抓住活人”，实际上就是传统影响、制约现实。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传统总是力图规范现实社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要注意批判继承传统，即吸取精华，抛弃糟粕。问题在于，在传统中，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糅合在一起的。实际上，传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如何利用它。

传统是一把“双刃剑”，现代性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是理性。在西方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科技理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带来了经济和财富的巨大增长；而人文理性则使人类改变了社会文化环境，由“人的依赖性”过渡到“人的独立性”。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科技理性逐渐取得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并把人文理性远远地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分裂与对立。现代性因此从内部爆裂了。“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与其提供的机会一样重大”。“必须把现代化看作是同时具有创新和破坏作用的过程，它既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可能使人类付出混乱和痛苦的极大代价。”（布莱克语）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片面反动。当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痛楚”的批判，是“诊断出病症，却开错了药方”。

问题还在于，现代化在历史上与“西化”具有重合性，而且至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现代化运动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又是同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以及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糅合在一起的。

传统与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种种矛盾，如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等矛盾，实际上都是传统与现代性矛盾的展开和表现，我们应以双重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

在外发型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矛盾在文化层面表现为两种异质文明或文化的冲突，难题就在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即本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再创造，离不开当代文化形态的建构。但是，作为一种传导性的社会变迁，中国当代文化形态既不可能像西方现代文化那样“推陈出新”地自然形成，也不可能离开本国传统文化“无中生有”。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惰性，需要对之进行变革；同时，“中国式的现代化”又需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既要引进西方现代文化，变革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要凭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的确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

传统文化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的，而西方文化除了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具有西方民族性以至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它不可能直接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出路在于，通过创造性转换，把西方现代文化因素转化为本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并通过文化涵化过程把西方现代文化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当然，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任务。

传统文化并非一个凝固体，它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种种变异，形成一条“变体链”。但是，这些“变体”之间又保持共同的主题，并同出一源，因而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连接其间。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说，它是一种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严等差、贵秩序”为前提，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修养目标的封建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力图用这种农业社会的精神文化来统摄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并实现科学、民主和现代化，只能是天方夜谭。任何一种学说，无论其生命力如何强大，也难免要与产生它的时代一起“终结”。

后工业社会理论创始人贝尔认为，“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贝尔语）这一观点不无启迪。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我们的先人们面临的并不是“同样的生存困境”。生态危机的出现，使古老的“天人合一”说发生了迷人的微笑。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内核的“天人合一”说不可能解决当今的生态失衡问题，“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也不是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灵丹妙药，如此等等。以儒学为源头的传统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消除“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可能仅仅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民族精神的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