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时，的确强调历史必然性，确立了历史尺度，但马克思并没有否定伦理原则、价值尺度，而是把伦理原则、价值尺度置于历史尺度的基础之上。为此，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相关的观点，即“从纯粹人的感情上来说”和“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价值观与历史观、伦理原则与历史尺度的统一。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是运用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来评价东方社会及其历史命运的。

马克思深切地关注着东方社会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惨命运：“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马克思怀着极大的义愤，从人道主义情怀出发，痛斥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海盗式的掠夺行为，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野蛮本性和极端虚伪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在马克思看来，西方资产阶级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欧洲式的专制”，使东方社会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苦与屈辱”，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东方社会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啻是一场灾难，而且这场灾难同过去所遭受的所有灾难相比，“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也不知道要深重多少倍”，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如同19世纪初的德国那样，东方社会“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东方社会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无疑抱持着深切的人文关怀。马克思深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旧的社会主体的衰落和新的社会主体的崛起。新的社会主体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其不仅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且把其他阶级的利益纳入到自己的利益体系之中并使之从属于自己；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不仅要以同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新的阶级利益的实现为中介，而且要以牺牲同生产力发展不一致的、有碍新的阶级利益实现的其他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这种历史必然性不仅体现在民族或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而且体现在不同民族或国家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在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这是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代价，难以避免，但人们可以“缩短和减轻”这种“分娩的痛苦”。

所以，当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想使俄国的未来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波折”“痛苦”和“致命危机”，同时“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俄国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语）。

可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种“道德愤怒”和伦理原则上。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伦理原则以及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并不是所谓的人的本质及其自我实现的要求，而是与经济条件、历史尺度密切相关，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在提出“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的同时，马克思又提出“从历史观点来看”东方社会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入侵。

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西方社会在当时属于先进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则是落后的社会形态，并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此，“道德义愤”只是马克思“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的，只是马克思看待西方资产阶级侵略东方社会的一个视角。另一个视角仍然是“历史观点”。

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存在于某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如果能以其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就表明这种社会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反之，则不能继续存在。在此，任何道德的愤怒都无济于事，道德尺度应该也必须服从历史尺度。所以，马克思多次提出“从纯经济观点来看”“从历史观点来看”东方社会问题，始终坚守历史尺度，并以此为基础评价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侵略行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西方资产阶级是在“极卑鄙的利益驱使”下入侵东方社会的，在主观上绝不是要使东方社会资本主义化，而是要使东方社会殖民化。但是，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给东方社会“带来”“导入”了新式工业，打破了东方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客观上造就了有利于东方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条件，客观上“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的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正是从历史观点出发，东方社会的“崩溃”，没有使马克思感到惋惜；对古老帝国的“死去”，马克思的态度极为冷峻。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冲突中，东方社会“激于道义”，“维护道德原则”，西方社会则“以发财的原则与之对抗”，以“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结果是东方社会“崩溃”，古老的帝国“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在这里处于对立和离奇的冲突之中，社会进步伴之以民族灾难为代价，古老的东方社会以其惨痛的代价换取了某种社会进步。“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语）。

这里的悲剧不仅是一个美学范畴，而且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用“悲剧”这一范畴显示了东方社会在与西方社会进行“殊死决斗”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及其客观原因，从而说明伦理原则、人文关怀必须以历史尺度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确具有人文关怀的取向，但它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尺度，即建立在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伦理原则和历史尺度相统一的方法，体现了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