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人们对哲学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哲学是一种纯概念的运动，与现实无关，是一种玄学甚至是诡辩，没有任何用处；二是认为生活中处处有哲学，哲学大有用处，上至指导科学、引导人生，下至实际工作、做工种田。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因素，但又把这种合理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

哲学的确是一种概念运动，是符号、逻辑、概念群的深层运转。我并不否认这种至深至“玄”的思辨，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思辨也就没有哲学。学哲学有难度，难就难在这种思辨、这种概念群的深层运转上。但是，作为一种概念运动，哲学决不是与现实无关的玄学。在我看来，哲学之所以给人们一种艰涩隐晦、枯燥乏味、与现实无关的印象，是由于哲学的论证方式造成的。与艺术给人一种具体的形象不同，哲学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运动，这种抽象的概念运动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云山雾罩”的感觉。

但是，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这种抽象概念运动背后的现实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可谓艰涩隐晦，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形式上是一种典型的抽象概念运动。可是，就在这玄而又玄的概念运动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恩格斯语），由此，我们可以透视出德国资产阶级的“杀机”。“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抽象的哲学命题蕴含着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这一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德国古典哲学同法国启蒙哲学一样，都是政治变革的先导。差别只是在于，法国启蒙哲学是法国资产阶级哲学，是18世纪法国政治变革的先导，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资产阶级哲学，是19世纪德国政治变革的先导。

由此可以看出，哲学的论证方式是抽象的，哲学的问题却是现实的。无论哲学家多么“清高”，如何“超凡入圣”，他们都不能不食人间烟火，都不能不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并属于特定的阶级或阶层，都是在特定的现实中提出特定的问题、特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哲学家不是沙漠里的“高僧”，哲学话语也不是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从根本上说，哲学总是以抽象的概念运动反映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人的现实活动，总是以抽象的概念运动并透过一定的知识内容来反映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所以，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一种信念。

哲学既要从“人间”升入“天国”，进入抽象的概念的领域，又要由“天国”降到“人间”，走出纯概念的“阴影王国”；哲学既要适应现实，又要超越现实。一句话，哲学既要引导人们“入世”，又要引导人们“出世”。这就注定哲学思维极其艰辛，谁选择了哲学并想站在这一领域的制高点上，谁就必须在精神乃至物质生活上选择一条苦行僧的道路。借用莎士比亚的话，那就是，“光荣的路是狭窄的”。

哲学离不开人们的生活，离开了生活和科学的哲学话语只能是“假（话）”、“大（话）”、“空（话）”。不过，我们应当注意，生活中处处有哲学问题，但哲学并不研究生活中的“处处”问题，否则，科学岂不是“多余的话”；生活中处处有哲学问题，但并不是人人都有哲学思想，个个都是哲学家，否则，哲学家岂不成了“多余的人”。这就像生活中处处有数量问题、物理运动、化合分解，但并不是人人都懂数学、物理学和化学，个个都是科学家一样。知道水到一百度变成气体，到零度变成固体，这是生活常识，从中引出质量互变规律以及防微杜渐，这才是哲学思想。知道物理学中有正电与负电、力学中有作用与反作用、化学中有化合与分解、数学中有微分与积分……这是科学知识，从中引出对立统一规律以及“凡物莫不有对”，这才是哲学思想，如此等等。

同任何科学一样，哲学不可能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相反，它必然是有所能、有所不能。我们只能要求哲学做它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哲学做它做不到的事。两级相通。哲学“万能”论往往导致哲学“无用”论。在我看来，哲学的“用处”就在于，从总体上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把握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引导人生。无论哲学是把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转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关注的仍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显示的仍是人的自我形象。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实际上构成了哲学的主旋律：哲学应该竭尽全力去探索人本身的奥秘。如果哲学不重视人，人也就不会重视哲学。

可问题在于，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必然渗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饮食男女本身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爱情悲剧却是一种社会现象。爱情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主题，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决不是因为它是两个生物人之间的私情，而是因为它的社会内涵。“闺中少妇不知愁”所表达的感情与“爱你没商量”所蕴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就是因为它着力刻画了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身上本能与理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冲突，而这种人性内部的矛盾冲突在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文学艺术的雕刀如果不深入到这种人性内部矛盾冲突中，就不可能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托尔斯泰这样写道：“人人身上都有各种人类本性的根苗；不过有时这种品性流露出来，有时那种品性流露出来罢了；人往往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其实他仍旧是原来那个人。”托尔斯泰的话使我想起狄德罗关于人的一段寓意深刻的话：“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实际上，人也没那么神秘。“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恩格斯语），而现实的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地主之所以成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就在于他们身处的社会关系，而不在于他们的肉体组织；机器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并不在于机器本身的物质材料，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使然。封建社会不可能造就社会主义新人，殖民地半殖民地必然产生崇洋媚外思想，都是一个道理。文天祥有一千古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死的意义属于历史规律。从哲学的视角看，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在于是否把握和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的关系。凡顺历史规律而动者，是英雄，流芳百世；凡逆历史规律而动者，是小丑，遗臭万年。

从根本上说，人生观是一个如何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哲学问题。反过来，哲学本身就是人生观，与解答“人生之谜”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关系中关注人本身的，是从人的活动及其规律中去把握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是对人的终极存在和现实存在的双重关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可信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