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伟大人物的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作为历史任务的发起者和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伟大人物往往对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的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伟大人物既是他自己，又不仅仅属于他自己，实际上，他是时代和民族的人格化身。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伟人，他领导当代中国实现了三大历史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仅凭这三大历史转折，邓小平就足以在当代中国史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彪炳千秋，而又遑论其他。

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再次发生了历史性转换，即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按照唯物辩证法，随着主要矛盾的转换，事物原有的发展进程便会结束，新的发展进程就会由此开始。这样，经过1949—1956年这一特殊的过渡阶段，中国历史便由现代进入当代。这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在当代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中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背景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国度中走向社会主义的，换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基础上的。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基础之上。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

于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际上，这就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兴衰的重大的历史课题。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当代中国面临的这一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开始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告诫全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2]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探讨在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历史的发展总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毛泽东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其中，根本的失误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由此形成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正是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毛泽东力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形式来解决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式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事与愿违，中国的社会主义由此在政治上处于动乱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边缘。“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3]

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我们不能把这场悲剧简单地归结于毛泽东个人。从根本上说，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毛泽东对如何巩固、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投影。毛泽东一生力图进行两大创造：一是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巩固、建设社会主义。第一次创造极为成功，第二次创造却发生重大的失误。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伟大人物来说，第二次创造比第一次创造更难，因为这里存在一个超越自我，即超越自己先前创造并习以为常的理论范式问题。

从认识论看，毛泽东之所以在第二次创造，即如何巩固、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生重大失误，是由于他的思路在总体上没有超出他在第一次创造，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确立的理论范式。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当毛泽东仍然固守这种见解时，问题就产生了，并由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当代中国国情、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使邓小平明确意识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这是其一。

其二，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前提就是发展生产力。“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5]。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6]

其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7]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甚至“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8]。

邓小平的见解既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又同唯物史观相一致。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及时而果断地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果说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是为了走出思想路线的误区，那么，批判、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乃是为了走出政治路线的误区。同思想路线的转变相比，政治路线的转变更为深刻，更为艰难，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现实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认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0]

就这样，邓小平领导当代中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这就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有了新的内涵和时代特征。

在生产力的运动过程中，其各个要素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同时，某一要素的重大变革必然迅速波及、影响到其他要素，从而形成一种新质的生产力。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主要依靠其中的某一要素，这个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即“第一”生产力。

不同的时代，生产力具有不同的生长点。近代生产力的变革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工作机、动力机先后成为“第一”生产力，而在现代、当代，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发展的方向、规模和速度，社会活动结构由此从生产——技术——科学转化为科学——技术——生产，科学技术因此成为“第一”生产力。邓小平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性变化，明确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这样，在对如何发展生产力的思考中，邓小平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上。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真理性已为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所印证。从根本上说，知识经济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以知识为主要内驱力的经济形式。同以往的经济形式相比，知识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以及硬件技术的数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它将改变过去那种资源、资本总量或增量的决定模式，以知识创新的优势弥补资源、资本的劣势，知识积累将成为改变经济发展的显著变量。作为一种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知识经济的兴起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包含着意义深远的预见性，即人类必将走向以科技发展或知识发展为动力的新的社会，从而向我们指明，在当代，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求得发展和强盛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二、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物质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助于这种社会形式进行的。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必然要求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社会空间。邓小平深深地理解这一点，明确指出：“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13]为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是从生产力的内部构成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那么，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从生产力的社会形式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正如邓小平所说：“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14]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是学苏联的”，它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又有致命的缺陷，即从根本上排斥市场，没有正确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两者都是手段”，“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5]。“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16]，“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7]；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相似”，但在所有制基础上不同，即前者以公有制为主体，后者以私有制为前提。

从表面上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似乎是对立的，但从本质上看，二者却是一致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当代中国的活生生的运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按照唯物史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形态，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产品经济；自然经济造就的是人对人的依赖性，商品经济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8]，而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则是个人的自由个性。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从人的依赖性到人的自由个性的“必然的过渡点”，具有不可逾越性。

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它没有经历过一个商品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极不发达，这种经济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现代化的需要，而市场经济恰恰是能够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和对生产经营者提供有效激励的现代经济形式。因此，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社会化、现代化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并实现经济市场化。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看，毛泽东曾注意到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甚至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这一重要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应该说，这是真知灼见，显示出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有计划进行，“应纳入计划的轨道”，商品生产最终会产生资本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主要依据只能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毛泽东陷入矛盾之中。尽管毛泽东力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最终还是造就了一个和苏联模式基本相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认识论看，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不理解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不理解工业化、社会化和经济市场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之间关系的重新反思，使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提出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两个阶段的改革之后，当代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有四种类型：（1）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运行完全靠市场价格来调节，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法律和秩序。（2）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干预，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3）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不仅控制总需求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而且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和重要目标做出计划，并通过各种政策来实施这些计划。（4）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市场化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深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内部，并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在这四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中，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最初形式或古典形式；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属于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者的典型是英国和美国，后者的代表是日本和法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则是一些“后发”国家向现代发达资本主义过渡中实行的一种经济形式。

这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计划与市场同时存在。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经济体系，即“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两种体系并存的“二元经济”，而在美国，“计划体系”的地位甚至高于“市场体系”。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邓小平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一观点的真理性。

现实的资本主义有计划控制，现实的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19]。这是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了个人正当的经济利益，经济运行过程缺乏个人经济利益这一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信息收集和传递上存在着内在缺陷，难以充分、及时反映复杂多变的供求关系，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无法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计划经济这一短处正是市场经济的长处，所以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20]在当代，市场经济集中反映了商品交换的本质要求和交换当事人的基本关系，它的确具有一种催人奋进的机制，更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引入市场经济是必要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引入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旧式分工仍然存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所以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和矛盾，社会产品在做了各项扣除之后，必须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21]。由于劳动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是相互独立的，因而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采取等价的商品交换形式，企业之间必须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按劳分配，并具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和明确的利益边界。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并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界限。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着进行商品交换的内在根据，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兼容性，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因此成为一种可能。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社会公平之间也具有兼容性。作为现代经济运作模式，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来实现其资源配置，促使资源配置优化功能的，它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始终处在绝对对立之中。相反，市场经济本身需要相应的社会公平：首先是参与竞争活动的公平，即每一个人都有自主选择参与竞争活动的权利，都有同等的机会支配社会资源；其次是竞争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即规则对所有参与竞争的主体具有同等效力；再次是竞争结果面前人人平等，即参加竞争活动的主体必须接受竞争的结局，不允许任何人凭借社会特权取得收益“附加权”和亏损“豁免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由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以此为前提，它要求机会均等、竞争公平、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首要的和根本的公平，全部社会公平的重建，都应以此为中轴和基础。从根本上说，社会公平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

可见，无论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制度和价值的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甚至依赖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确不存在根本矛盾。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矛盾；现实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市场经济，但又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经济。马克思早已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缺陷，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至今仍发人深省，启示我们任何一种市场经济都有自己特殊的制度环境，不存在一个脱离了一定制度环境的抽象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然有共同之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建立在新的制度环境基础之上，因而必然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规律。对此，邓小平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当他提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就提出要正确处理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运动。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指出：“如果你不能在社会组织上提供可行的办法，那么提出引进市场经济亦不过是侈谈而已。”“人们不可以把一国的社会结构强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去。究其量，人们只可以基于本国的社会结构对它们加以改造。这就是中国展示出的特点。”[22]

具体地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与现代化、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双重目标的约束下进行的。可以说，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同时，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又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市场化的道路和模式，规定了中国市场化的可能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反过来，经济的市场化又会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并引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

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特征和最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从而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内容。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三、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

改革和开放，这是现代化，尤其是“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双生子”。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封闭只能导致落后。所以，邓小平在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就提出从封闭转向开放。“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23]正是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引下，当代中国实现了又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即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理论依据。具体地说，“开放的世界”的形成构成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时代背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依据。

所谓“开放的世界”，是指各民族、国家全面地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世界已经“一体化”。这里，地理环境已不再是交往的界限，信息手段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创造了一个“复制”整个世界的间接环境。今天，人们可以通过一台小小的“电脑”把各种信息收集起来，在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展开世界交往。世界的整体化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犹如一个“地球村”。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敏锐，准确而又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4]

“开放的世界”所导致的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信息流、资金流增强了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世界的角度”“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设计“中国式的现代化”，从而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为自己自主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特色”的现实基础。

从概念的内涵看，邓小平的“开放的世界”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具有一致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以生产力的较大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础的。随着商品经济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不断扩大，世界市场得以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5]，世界由此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的形成，把一切古老而缓慢发展的民族都推上了世界竞争的舞台，使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同其他民族的发展具有了依存的关系。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26]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27]，“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28]所以邓小平提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外开放，走进“开放的世界”。

同时，邓小平认为，中国要走进“开放的世界”，必须建构能够适应对外开放的内部结构。对外开放能否真正推动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取决于这种内部结构能否吸收、融合对外开放所获得的先进成果。邓小平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一个社会内部流动的外部化，就是对外开放；内部结构的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内部结构开放的程度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

1979年，在中国政局刚刚廓清雾瘴，完成指导思想的大转移时，邓小平就提出了试办沿海经济特区，创建“开放的基地”的构想。按照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设计，当代中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地域上的开放格局。

与地域开放格局相适应的，是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的对外开放应包括三个方面，即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和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一句话，“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29]。这是因为，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特长，它们或者在技术方面，或者在资源方面，或者在市场方面，或者在资金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而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使各个国家的生产开始趋向专业化，所有类型的国家都被经济的纽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或不断增强着各自的特点和长处。只有全方位的开放才能博采众长而创新。

开放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多层次的。从逻辑上看，邓小平多层次开放的思路是：科学技术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因此，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就要在科学技术领域向世界开放，学习、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其次，对外贸易是经济领域的开放的先导，一个国家由封闭自觉地走向开放，往往是因为发展了对外贸易；一个国家由封闭被迫走向开放，也往往是由于先进国家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经济开放以至整个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经济领域开放必然导致文化领域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要善于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又要善于批判继承西方当代文化，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是不可能适应开放的经济体系的。

地域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标志着当代中国开放的总体格局已经形成。中国，这个曾经拥有雄汉盛唐，名扬四海的东方文明古国，在饱尝了闭关自守的苦难之后，终于以其睿智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念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以自觉的开放姿态，去延揽八面来风。从中，我们深刻地领略到了邓小平恢宏的“世界观”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

世界历史，尤其是“开放的世界”形成之后，对一个民族或国家发展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或富余部分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给自己的发展带来“爆发力”。正是这种新的发展力使落后的民族能够以人类的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从而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相反，闭关自守则导致停滞、落后和愚昧。

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即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的民族或国家一切都是“单独进行”的，每一种发明和创造都是“从头开始”或“重新开始”，其“创新”也往往是把别人走过的艰辛之路重走一遍，结果并未改变其历史落伍者的地位。邓小平之所以领导中国从封闭转向开放，走进“开放的世界”，就是要使中国的发展避免一切“从头开始”，就是要通过世界交往使中国获得一种发展的“爆发力”，从而以跳跃式的发展实现现代化。

社会主义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0]。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包含着一个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开放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本性。换言之，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对外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坚持对外开放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本性所决定的。中国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走向社会主义的，同样，中国也只能在“开放的世界”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1]。只有走进世界历史，在“开放的世界”中发展起来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

就这样，邓小平领导当代中国实现了三大历史转折，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再造辉煌，同时又使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再造辉煌。历史已经为邓小平建造了丰碑，那就是他“完成了本世纪最巨大的经济变革”[32]，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历史将继续为邓小平建造丰碑，那就是他的理论改变了中国，并对世界发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的影响力，不仅超越他生活的时代，而且超越了他生活的国度。”[33]历史越向前发展，就越会显示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性。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28页。

[2] 《毛泽东著作选读》，1版，下册，720～721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237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82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1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28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63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32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6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1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275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274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9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9、150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203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364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104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8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36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29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269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6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68～769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78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90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237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337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78页。

[32] 《举世悼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19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33] 《举世悼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