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为蓝本的，然而，中国却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面前，有的人重归形而上学，或者认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错误选择，或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错误理论。我断然拒绝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我看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确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传统走向，但它本身又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对中国社会影响、冲突和渗透的必然结果。中国是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的，同样，中国也将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我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各民族、各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使整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它是相对于民族的地域狭隘性以及民族历史而言的。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可经验的事实，但它却形成于现代，即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他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历史趋势，并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这表明，“世界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

人类历史首先在几个古老的民族那里取得其相应的独立起源，这些古老的民族一开始是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获得各自的生存方式的。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甚少，人类各大文明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尽管它们都处于转变与发展之中，但这些转变与发展基本上是在彼此隔离、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从总体上看，在资本主义之前，人们之间的交往还不具备普遍性，人类还处于世界历史的前史阶段。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生产力较为发展基础上人类交往普遍化的产物，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而得以形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生产的社会化以及需求的扩大，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美洲的发现以及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发现，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能否建立新的工业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再也不能从容地继续下去了，越来越多的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普遍交往的行列之中。在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交往、文化交往，不但形成了世界市场，而且“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世界由此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各民族、各国家全面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历史阶段。

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在具体民族的“个别”之中存在着人类历史的“一般”，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其个别的、特殊的发展形态体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或普遍规律。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不仅具有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且还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越出了民族的狭隘地域，进入了世界的“运动场”，成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

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总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然产生一种新的力量，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肯定的协作能带来新的生产力一样。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合力”，是一种“系统值”。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肯定了这一点。列宁也曾从“器官”的意义上看待部分，并把它与整体的关系用于说明世界历史，即“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5]。

因此，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任何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历史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如果无视这种整体化的趋势，继续闭关自守，那么，前途只有一个，即最终被“强力”拖进世界历史的运行轨道。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然而，“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6]。

世界历史对民族历史的影响作用突出地表现为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给自己的发展带来“爆发力”。正是这种“爆发力”使较为落后的民族不必一切“从头开始”或“重新开始”，而是以人类的最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从而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俄国能够享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同时又能够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从而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各民族、各国家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表现在各个方面，其深层结构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场的开拓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便越出其狭隘地域，在世界的宏大背景中进行全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动态的结构中。

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传递的困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的。其显著特点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或“重新开始”。

在民族间的交往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之间便会产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被征服民族的较高生产力与征服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产生交互作用，结果使日耳曼民族超越了奴隶制而直接建立封建制。马克思指出：“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的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7]这里，已经显露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的萌芽。

随着交往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历史的形成尤其是“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体系的形成，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真正越出了民族的疆域，具有了世界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以民族性为基础，但它又不是民族性的简单叠加。作为一种整合值，它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使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使之协调于世界性。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某些落后民族或国家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的状态，并产生同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然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8]。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较为落后的民族就不必一切“从头开始”，亦步亦趋地沿着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走下去，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它能够缩短矛盾的解决过程，以“跳跃式”的发展走向世界先进行列。东方某些较为落后国家之所以能够越过完整的或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其根源就在于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9]。

二、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是在20世纪中叶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为了真正理解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产生，我们必须首先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内状况，尤其是生产力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因此，应把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置于“国际环境”中，从20世纪中叶世界历史的走向中来加以考察。正如列宁所说，只有把握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及其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

20世纪中叶，中国的生产力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落后与先进并存，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现代工业占10%。前者属于落后的生产力，“同古代相似”，或者说“停留在古代”；后者属于先进的生产力，而且较为集中，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既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又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物质前提。这两种生产力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中国现实的总体生产力。

这表明，中国的生产力具有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化的经济运动造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即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国内的这种状况，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中国冲击、影响和渗透的结果，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造就了“新式工业”。因此，中国未来发展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能够成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历史的走向。

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拖入世界历史运行轨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中国造成了一种双重效应：一方面，它造就了“新式工业”，破坏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这一点而言，它“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一种畸形状态。“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0]

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然而却是一个事实。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身利益决定了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不断发生。这些“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1]。

同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呼应，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为一个历史整体，猛烈冲击着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正属于这个“历史整体”，并处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之中。

中国生产力的二重性、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中国的冲击、影响和渗透，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处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就是社会经济运动对历史行程的制约性、决定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历史必然性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概趋势，并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前提。但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又表现为中国人民的实践过程，如何实现又取决于中国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20世纪中叶的中国，出现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矛盾群”，这就是，中华民族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等等。这种种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之网，其中，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既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又不能立即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首先完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中介才能实现，这就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具有必然性的同时又具备了特殊性。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色彩；另一方面，它又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其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专政，因而又具有凝重的社会主义革命色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二重性必然使其结果二重化，即“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12]。这种二重化的结果又必然使中国的未来发展再次面临着两种前途，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在当时都是一种可能性，只不过后者“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全部问题在于，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发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适时进行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

的确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在。然而，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不可能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二者的矛盾便会激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中国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告诉我们，当一种新的生产力已经形成并且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时候，生产关系变革的物质前提就基本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从质的规定性上看，无疑需要社会化大生产，从量的规定性看，需要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但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无疑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而且它已经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这就是说，进行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已经具备。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的历史发展似乎在走着一条“奇怪的道路”，即从封建社会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而又越过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实际上，这条“奇怪的道路”的形成本身就体现着历史的必然性，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并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历史的结果；越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同样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对中国社会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13]，即都具有历史必然性。

这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奇怪的道路”并不是对人类总体历史发展顺序的否定，不能由此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如瓶坠地，碎泛四溅，没有确定的方向。从人类总体历史看，“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没有也不可能先于封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早于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4]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完全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只是超越了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说缩短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5]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奇怪”的，但它的发展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的方向却是一致的。

中国是在经济较为落后的状况中走向社会主义的，但不能由此认为落后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和出发点。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正是因为落后才走向社会主义。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落后”只是相对落后，即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而不是绝对落后。没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大生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既不可能提出，也不可能成功。“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6]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本质上是一元的。经济必然性，这是一条贯穿于全部人类历史进程并唯一能够使我们理解这个进程，包括社会主义进程的红线。在世界历史中，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既有特殊性，又有必然性。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有的人总是不顾及历史必然性而沉湎于“如果……就……”的假言判断中。在他们看来，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就不会如此落后；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资本主义，今天就如何如何。然而，历史运动有其内在逻辑，它并不以“如果……就……”的公式为转移。实际上，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如果……就……”的论断是永远不能被验证的，因而是没有科学意义的。沉湎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我们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思辨的历史。这绝不是误认风车为妖魔的堂·吉诃德式的战斗，而是实实在在的两种历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对立。

三、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定的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主义革命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但是，仅仅依靠这些还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走向现代化。马克思早就提出：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7]然而，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要想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仅仅“单独进行”，“一切从头开始”是不行的。如此下去，只能等距离地追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实际上仍处于历史落伍者的地位。同时，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是拿本国现在的水平同过去的水平相比，而是同世界的先进水平相比。这就是说，现代化的概念不是一个民族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性的概念，而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概念。因此，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向世界开放，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人类交往发展的历史是文明和进步的历史，它展现为原始群的扩大、部落的形成、图腾的综合，以及区域性发展、世界整体发展的“交往圈”不断扩大的过程。西方历史表明，只有善于开放和交往的民族，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古希腊民族只是一个沿海小民族，它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朽的足迹，就在于它善于开放与交往，形成了自己开拓性的思维方式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据此，西方把古希腊民族称为“旅游民族”，把希腊文化称为“百衲衣文化”。在古代，“旅游民族”是罕见的，在当代，绝大多数民族都卷入到普遍交往的序列之中，几乎都成了“旅游民族”。这一变化具有历史性意义，它使一些落后民族能够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之中。

西方的历史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同欧洲中世纪社会相比，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在唐宋繁荣兴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开放性。然而，从明朝中叶迟至康熙起，中国开始了约200年的闭关自守的历史。恰恰在此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急速生长的大变革时期。由于失去与之交往的机会，中国不可避免地落后了，产生了李约瑟所说的“历史倒转”的现象，即原来走在前面的现在却落到后面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18]。到了“**”，由于片面理解以至严重曲解“自力更生”，导致了“非开放”，成为一个封闭型社会。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又开始了一个经济繁荣期。由于再次失去与之交往的机会，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19]。中国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20]。闭关自守之所以导致停滞、落后，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即处在封闭行为中的民族“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往往重复其他民族已经做过的事情，其“创新”也往往是把别人走过的艰辛之路重走一遍，实际上仍是历史的落伍者。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1]当代实践充分证实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真理性。随着生产力的当代发展，各民族、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层次在不断扩大，节奏在不断加快，从远古时代的战争交往、契约交往和血缘交往一直发展到当今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政治交往、科学交往等等，形成了交往的“系统值”，并产生了规模更宏大的世界市场、国际联合体以及全球循环的物质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世界整体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地球村”。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当代世界的开放性增强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原来孤立存在的民族或国家只有摆脱其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并尽可能利用这种全面的生产来发展自己，才能获得生存资格。能否吸取人类的最新成果，并以此为起点不断创造更新的东西，成为当代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

对于经济仍然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来说，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具有迫切性。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2]。只有自觉地走进世界历史的序列，做“世界公民”，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从本质上看，向世界开放就是自觉投身于各民族的交往进程中。这种横向的网络交叉过程，不仅会打破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局面，而且将使中国的发展获得一种“爆发力”。

世界历史形成之后，民族的闭关自守的状况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具体民族的个体特色也不存在了。当代交往与开放，一方面更加突出世界的整体性，对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生必须从整个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加以考察，而不能把它看作是孤立的事件；另一方面，当代交往越来越突出了系统中各个部分的个体特色，它是同当代交往的整体性同步发展的。在当代，每个民族都是带着其个体的目的和需要，以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标准卷入到世界历史中的，从而使当代交往与开放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和个体化的特色。

当代交往与开放的整体性和个体性表面看来是相反的，实质上却是相反相成的。在当代，不实行对外开放，不走进世界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保持和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对本民族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有个性的“世界公民”才是“合格的世界公民”。否则，仍然亦步亦趋地走在别人的后面，至多是“模仿”，而不是创造。因此，在对世界的开放中，我们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保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在实践中将二者融为一体。一句话，在世界历史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世界历史中，或者说在“开放的世界”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深刻含义在于，一方面必须在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中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必须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为自己自主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特色”的基础。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然而，“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3]

正是由于深刻地洞察到世界历史对不同民族以至整个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对交往与开放的世界性发展寄予巨大的希望，并认为随着交往的普遍发展，生产力的普遍增长才能获得真正的保证，而生产力的普遍增长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两大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4]。中国是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的，同样，中国也只能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向共产主义。中国的未来发展与世界历史息息相关，只有在世界历史中发展起来并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

四、结语：社会发展是决定性和选择性的统一

中国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集中体现了社会发展是决定性和选择性的统一。

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是指，社会运动的每一个结果以及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有其内在的原因，社会运动中的主要因果关系构成历史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就是经济运动对人类历史行程的根本制约性，正是在历史必然性的制约下，历史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轨迹和趋势。

在研究社会发展时，只要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就可以看出历史规律及其重复性和常规性，就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例如，尽管大洋彼岸的美国、欧洲的法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各具特色，但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即同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这些不同的国家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走上共同的发展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的，究其根本原因，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体现着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以此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制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那里，可以产生本质上相同的社会形态。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极力否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并用历史事件不可重复性来否定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确，历史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法国大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西安事变等等都是非重复性的存在，是“一”，但由此否定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却是错误的。戊戌变法是“一”，但改良、改革作为历史现象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是“多”；法国大革命是“一”，但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现象在近现代历史上却重复可见，是“多”。在这多种多样的历史现象背后，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规律。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体现的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就人类总体历史而言，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表现为一个决定过程；就具体民族历史而言，社会发展并不是严格地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序列演进的。这里，历史选择性表现出重要作用。所谓历史选择性，实际上是指人的活动具有选择性，即具体的历史主体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可能性空间中有意识、有目的地指向确定对象的活动。

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转折点时，社会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的途径。在这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取决于这个民族内部不同阶级或集团实践力量的对比。历史选择可以使一个民族跨越一种甚至几种社会形态，通过不同的道路向着较高级的社会形态迈进。一个民族之所以作出这种或那种选择，有其特定的原因。

第一，取决于民族利益。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其历史活动包括选择活动的思想动机都根植于利益，一切思想、观念、意识和目的，归根到底都反映了一定的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物质利益是推动不同民族进行选择活动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5]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是一个民族进行历史选择的动因，规定着这个民族历史选择的方向。

第二，取决于交往状况。一个民族的发展根源于这个民族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是，任何一个民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处于交往中。交往使一个民族内部的矛盾运动与外部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正是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该民族的发展提供了由多种可能性构成的“可能性空间”。同时，当国际上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处在转折点上的民族或国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并为它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第三，取决于对历史必然性以及本民族特点把握的程度。历史的选择性并不是对社会发展决定性的否定，相反，历史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可能性空间中，而这个可能性空间却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人们的选择活动有着既定的前提并受历史必然性的制约。一般说来，一个民族对历史必然性以及本民族特点把握的程度，直接制约着其历史选择活动的内容和方向。中华民族选择了社会主义而超越了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对历史必然性以及本民族特点的把握有着直接联系。这是在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所作的最佳选择，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的选择。

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人们活动的选择性使社会发展呈现出统一性和多样性。

从纵向上看，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就在于，在人类总体历史上，社会发展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在具体民族的历史上，表现为在没有外来的影响、干涉的情况下，民族的历史也将依次经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西欧绝大多数民族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典型的发展道路，已经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社会的“自然的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的多样性表现为，不同的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一种甚至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问题在于，某一民族可以跨越一定的历史阶段，但它的历史运行路线是不可能是同人类总体历史进程逆向的，相反，其跨越的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生产力状况规定着这种跨越的限度，现实存在的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跨越具有导向作用。

从横向上看，社会发展的统一性表现为，同类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中有共同的本质；社会形态的多样性表现为，同类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中有特殊的表现形式。例如，任何一个封建社会都是以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为基础，其上层建筑都包括世袭制、等级制、天命论、血统论以及宗教神权与世俗君权的结合等等。但是，同类封建社会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中又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如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主要采取土地国家所有制，西欧的封建制度则主要实行“采邑”制；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像西欧的封建社会那样由宗教统治一切。实际上，每一种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中都有特殊的表现形式。

在人类总体历史上，社会形态的更替体现了人类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及其创造性；同类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具有不同的特点，则体现了不同的民族解决其内在矛盾的能力及其独特的创造性。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本民族特点、历史传统以及“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来设计、创造自己的社会存在形式，从而使同类社会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中国人民新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4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1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6页。

[5]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9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2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8页。

[10]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00页。

[12]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5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7卷，26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0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6页。

[18]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68～769页。

[20]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6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8页。

[2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6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7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