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互联网+”是个新名词。按照一般解释，它指的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作用、渗透下，经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借助于互联网平台所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各种新变化。

这一新名词最早被用于经济部门，诸如“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商贸”“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运输”等；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诸如“互联网+城市”“互联网+民生”“互联网+旅游”“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政务”“互联网+教育”“互联网+诗词语言”等；最后，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推动下又有了一个崭新扩展，那就是：“互联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14]

一种新技术的出现，总是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各种变化，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互联网+”时代。

新的时代条件、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对任何国家、民族，对任何行业、部门，甚或对任何人来说，都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严峻“挑战”。认清时代条件，把握时代特点，顺应时代要求，适时抓住机遇，有效应对挑战，成功实现发展，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2.在社会不同的领域，时代特点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那么，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互联网+”时代具有怎样的特点呢？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思想指尖化”的时代。例如，要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手指一点即有各种版本的《资本论》，无须像以前那样，非得走进书店或图书馆；并且，手指一点即有各种观点和交锋出现，无须像以前那样，非得去上课或听讲座；最后，手指一点即可参与众人的讨论，无须像以前那样，非得与“他者”面对面。

进一步看，在思想“被”指尖化后，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思想文化的转播和交流的特点，从受众来看，就是所谓的“大众化”，即讨论《资本论》，不再局限于专家、教授和学者，普通民众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加入其中，只要他是手机和互联网的用户。而从思想理论本身来看，就是人们常说的“短”“平”“快”。“短”即“要少不要多”，废话少说，要简明扼要，言简意赅；“平”即“要浅不要深”，拒绝高远，不要深刻，要“零度阅读”，易于理解和把握；“快”即“要快不要慢”，不需要仔细体悟和品味，不需要挖掘和提升，看一眼、说几句即可，还有《资本论》以外更重要的东西在等着“刷屏”呢！

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短、平、快是理论本身走向大众、实现大众化的不二前提，而短、平、快的要求本身，又极易使理论发生变形、变味，流于庸俗化。如何既能做到短、平、快，又能保持理论的纯洁性和科学性；既能避免理论“被”庸俗化的厄运，又能为大众所理解、掌握，从而实现真正的大众化，这恰恰成为“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考验。这是一方面。

3.另一方面，从其实际处境来看，在中央高层的关注、现实问题的催逼、理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与自由主义理论相比，总体上仍然处于守势，仍然属于边缘话语，并且要改变这种格局，仍然有待时日。究其原因，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特质不无关系，与这种理论特质所带来的、满足思想指尖化条件下理论一短、二平、三快的时代要求的难度不无关系。在此，笔者将之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互联网+”时代所面临的四大挑战。

其一，“本质”不同于“现象”，“理性认知”也不同于“感性经验”。按照马克思的逻辑，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和规律是一个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过程，而立足于本质和规律理解、解释和说明现象，则是一个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过程。前一过程不断地“远离”现象，后一过程才不断地“接近”现象。呈现于人的感知中的现象即感性具体，与把握在人的思想中的事物本质和规律即思维抽象，二者不仅不同，而且往往是一种反向关系。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不承认这一点。马克思说：“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15]“庸俗政治经济学以为，政治经济学科学与其他一切科学的特征差别在于，后者力图说明被掩盖在日常现象后面的，因而按其形式总是与日常现象……相矛盾的本质，而前者则宣称日常现象单纯转化为同样日常的观念是科学的真正事业”。[16]例如，从现象来看，等量资本可以获得等量利润，资本家的利润与工人的劳动耗费没有必然联系，商品的价值并不决定于劳动时间，自由主义经济学由此而否定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则说明，这不过是资本竞争所造成的一种假象，是加入资本的中介作用后价值规定和价值规律所发生的一种折变。从本质来看，不仅“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而且“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只不过，“商品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一种“粗糙而没有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17]不仅如此，本质地得到解释和说明的现象，或者说，把握在思想中的现象即思维具体，虽然在不断地“接近”现象，但永远不可能与现象“重合”，思维具体永远不同于感性具体，把握在思想中的现象永远不同于呈现在感知中的现象。可见，比之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接近于“感性具体”或“经验现象”，而在现实中，为大众所熟悉的并不是作为理性认知的思维抽象和思维具体，恰恰是这种感性具体或经验现象。以此来看，如何解决现象与本质、感性经验与理性认知之间的矛盾，让后者进入大众的思想世界，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其二，“科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科学思维”也不同于“日常思维”。在马克思看来，事物的表现形式即现象，“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与此不同，事物的本质则“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18]例如，资本家发财致富表现为：“资本家阶级把比如说100镑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然后这些工人向同一个资本家阶级购买具有同等价值的100镑的商品，从而，当资本家把价值100镑的商品卖给自己的工人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买者所预付的100镑货币额，流回到他们手里。”如果仅仅停留于这一表面现象，就永远无法弄清楚资本家是如何发财致富的。因为，“从普通常识的观点来看，资本家显然是通过这个程序，再占有他在此以前已经拥有的100镑。在这个程序开始时，他们有100镑货币，他们用这100镑购买劳动力。他们所购买的劳动，为这100镑货币生产了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价值100镑的商品。资本家通过把这100镑商品卖给工人，收回了100镑货币。因此，资本家再占有100镑货币，而工人则占有他们自己生产的100镑商品。”这里看不出资本家怎么会因此发财致富。退一步讲，“如果这100镑货币不流回到他们手中，那么，他们首先想必是为工人的劳动把100镑货币支付给工人，其次就要把这个劳动的产物，即价值100镑的消费资料，无代价地给予工人”。因此，“这些货币流回，最多只能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会由于这种交易变得更穷，但是绝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会由此变得更富”。[19]这就说明，要揭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就不能停留于流通过程，而必须深入于资本的生产过程；就不能停留于普通常识和流行思维，而必须上升为科学认识和科学思维。

在普通常识和流行思维中，用货币开工厂、办企业就是“投资”，这个“资”就是“资本”，收回来的货币就是“利润”，所关心和计较的只是“纯利润”与“毛利润”的多少，却全然不考虑资本与货币的本质区别，更不会考虑造成这种本质区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性质。显然，这种观念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讲：“庸俗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际上只是把那些受竞争束缚的资本家的奇特观念，翻译成表面上更理论化、更一般化的语言，并且煞费苦心地论证这些观念是正确的。”[20]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无视科学思维与日常思维、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区别，他们所作的工作，就是按照日常思维方式，把日常生活中的用语和观念再复述一遍。可见，与第一点相联系，比之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接近于日常思维和日常语言，而在现实中，为大众所熟悉的并不是科学思维和科学语言，恰恰是这种日常思维和日常语言。这样看来，如何解决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的矛盾，让后者进入大众的思想世界，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其三，与第一点和第二点相联系，比之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易于人们理解和把握，也更易于交流和传播。例如，在自由主义看来，资本家就是企业家，而企业家就是开工厂、办企业的人。[21]但在马克思看来，“企业家”压根儿就算不上一个概念。这是因为，同样是办企业的人，他既可以是资本家，也可以不是资本家，当其企业虽为私人所有但不追求价值增殖、不存在雇佣劳动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小生产者或个体私有者。同时，一个企业家，既可以有资本家的角色，也可以有劳动者的角色，即兼具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在谈到管理劳动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这是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决不能把这两种不同的管理职能，即“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的、从而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22]这说明，当企业家执行的是从生产劳动的物质内容和技术关系中产生的管理职能时，他是“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当企业家执行的是从生产劳动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中产生的管理职能时，他就是作为“非劳动者”的资本家。“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区别在于：没有非劳动者所执行的管理职能，劳动过程照样完成；而没有劳动者所执行的管理职能，劳动过程将无法进行。无论对于企业家所处的经济关系，还是对于其管理劳动所具有的经济性质，都需要深入到本质的层面进行具体分析，决不能简单地用“企业家”“企业家精神”这样的俗语一套了之。并且，在现象与本质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不理解和把握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的作用，就无法本质地理解和把握现象。因此，马克思提示我们：“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必须考虑到离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对象很远的许多情况；而且，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对那些比我们这里现有的关系远为具体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连解释这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23]这些都不仅加大了理论本质地看问题的难度，也加大了人们理解和把握理论本身的难度，进而加大了理论传播和交流的难度。以此来看，如何解决交流和传播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第三个挑战。

其四，与上述各点相联系，比之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易于实际的运用和操作。理论上必须弄清楚的东西，不一定是实际操作中需要的东西。一如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中实践上有意义的东西和理论上必要的东西，彼此相距很远”[24]。例如，在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由于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平均利润的调节，所以，它对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家的重要性，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资本家而言，“这是一个在他背后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他所看不见的，不理解的，实际上不关心的”。在实践中，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利润和利润率，并且“利润率是资本家实际上惟一关心的事情”。[25]即使对本质内容一无所知，也不会影响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实际操作。这正如在理论上，要说明资本的本质，就必须弄清楚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为此又必须弄清楚价值的来源和本质。否则，这个理论就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就是一种不彻底的理论，也是说服不了人的理论。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关心和了解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人们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根本不需要知道价值是什么，价值与价格有什么区别。否则，他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马克思指出：“一般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就是说，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正反比。”[26]这就是说，一个自然人成为资本家的程度与其所拥有的资本量成正比，与其所从事的劳动量则成反比。资本量越大，他就越不用从事生产劳动，就越是一个资本家，越是合乎“资本家”的概念。小资本家（如小业主）因其资本量较少，需要从事较多的生产劳动，所以其作为劳动者的程度较大，也较为接近于“劳动者”的概念。但是，要把马克思这一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操作程序，精确地计算、确定这两种角色在一个人身上所占的比重，则是一件异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可否运用、操作和“经验化”的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以此来看，如何解决理论的实际运用和操作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第四个挑战。

4.理论必须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理论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就会被自由主义占领。而只有解决大众化的问题，为群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掌握群众，才能占领理论阵地，才能转化为变革现实的力量。“互联网+”时代向理论提出的新要求，与自由主义的抗衡，加之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理论特质，都使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较之以前更为突出，更加紧迫，也更具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