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汉代，思孟一系的说法得到当时学者的进一步确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司马迁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据学者考证，子思约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前402年，而孟子一般认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前372年）左右[71]，所以孟子一生实际并没有见到过子思。孟子虽然不及见子思，却受业于子思门人，仍然间接受到子思的影响，二者在思想上可能具有某种一致性，后人所谓的思孟学派也应该主要是对此而言。不过，当时似乎更流行的是孟子师事子思的说法，如刘向《列女传》说：“（孟轲）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名轲，邹人，子思弟子。”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说：“孟子受业于子思。”《孔丛子》甚至杜撰出孟子拜见子思的一幕：“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注：子思之子）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孔丛子·杂训第六》）这里似在暗示人们，孟子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影响，乃是因为得到子思的提携、欣赏。《孔丛子》还编造出孟子请教子思的内容：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

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之乎？”

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丛子·杂训第六》）

孟子十分重视仁义，曾批评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但这里的“子思”却似乎对孟子有所不满，教导他要“先利之”，并讲了一番“利”与“仁义”的大道理。这里的内容虽然是虚构，却流露了这样一种信息，即编造者在有意借子思之口对孟子的某些言论作出修正，把子思说得比孟子还高明。此外，编造者还有意将孟子的言论套在子思头上，让子思以此训导孟子：

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赴时，商之趣利，恶有不至者乎！”（《孔丛子·居卫第七》）

《孟子·告子下》有曹交向孟子请教“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回答：“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不难发现，《孔丛子》的这一段文字实际是来自于《孟子》，只不过对原话做了改动，孟子也由教导者变成了受教者。“《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72]，全书共二十一篇，其中前四篇记孔子事，第五至第十篇记子思事，第十二至十四篇记子高（子思玄孙）事，第十五至第十七篇记子顺（子高子）事，第十九篇至二十一篇记子鱼（子顺子）事。除了第十一篇《小尔雅》、第十八篇《诘墨》性质较特殊外，全书可分为五大段，记录前后二三百年之事。据黄怀信先生的研究，书中“记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73]。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上述文字就有可能是出自子思后学之手，由子思后学加工而成。而他们这样作，显然是要借孟子来抬高自己，属于思孟一系的内部纷争。

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后孟氏之儒已经不传：“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赵岐：《孟子题辞》）而子思之儒却因为孔氏家族的缘故流传下来。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子思以下的世系为：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顺——子鱼。其中子思是孔氏家族中仅次于孔子的人物，在家族内占有显赫的地位，其思想不可能不对以后的孔氏家学产生影响，并被继承下来，这样子思之儒便融合在孔氏家学之中，“子思学派的思想也就是孔氏家学所主张的”[74]。而孟氏之儒虽然已不传，但孟子的思想在汉代仍有较大影响。“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同上）不仅《孟子》一书在文帝时曾一度立于学官，设置传记博士，孟子的仁政说更是影响到包括贾谊、贤良文学等在内的众多人士，成为总结历史、评论现实的理论依据。可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子思后学有意篡改了子思、孟子二人的关系，将孟子说成是子思的弟子，编造出子思训导孟子的具体情节，将孟氏之儒归入子思之儒，将历史上曾经相对独立的两个学派说成是同门的师徒相传，这本来不过是子思之儒的宣传手段，却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影响到对思孟学派的理解和判断。[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