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自己一贯重视经验，重视道德实践的思想相一致，阮元也反对将“心”看作先验的、能知的思维器官。在阮元看来，人的认识能力只能是来自外在的经验。他通过语言学的方法来实现他的哲学论证意图。他说：

汉刘熙《释名》曰：“心，纤也。言纤微无物不贯也。”此训最合本义。盖纤细而锐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其钎锐、纤细之意见矣。……《易·说卦》云：“坎，其于木也，为坚多心。”虞翻云：“坚多心者，枣、棘之属。”案：枣、棘之属，初生未有不先见尖刺者，尖刺即心也。……《诗·凯风》：“吹彼棘心，棘心夭夭。”皆言枣、棘初生有尖刺，故名曰心，非谓其木皮外裹赤心在内也。心果在内，风安得吹之？[202]

阮元如此解释“心”字，其思想的针对性何在呢？依笔者的理解，他主要反对将“心”看作具有某种知识、原理在其中的一种先验的能藏能识的思维器官。他从经验主义的思想逻辑出发，只把“心”看作一种能识的器官，并不先验地具备一切。他通过训诂的方法表达了这样一种经验论的认识论思想：“心”只有通过与外在事物的接触，才能具备知识。这正是戴震一再批评宋儒有关“心具万理应万事”的思想的继续。只是阮元没有戴震那么有思想的锋芒，而是在貌似客观性的训诂学下，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新思想。

考察许慎的《说文解字》，我们可以看到，将“心”解释在人身之内，是汉儒以来最为传统的释义。“心，人心。土臧也。在身之中，象形。”作为乾嘉汉学殿军的阮元却别出心裁，将“心”解释成露于外的纤细之物，从而曲折地表达他的经验论哲学思想。由此，我们可以再一次地看到，乾嘉考据学的训诂方法，并非像他们所自称的那样，在学问方面仅仅是“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理。其实，像阮元这样的学问家，仍然是有意通过字义的选择来表达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只是相对于宋儒直接的哲学创造而言，阮元这样的以学问表达思想的方法与策略，使得他的哲学思想从形式上看更具有历史语义学的客观性。究其实，仍然是在从事一种新的哲学思考。在《性命古训》一文里，阮元将“事”与传统哲学中的“心”对立起来，认为“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实”“晋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心故虚”[203]。这种“求实”“去虚”的理论追求正好反映了乾嘉汉学思想的品格。

因此，笔者认定，乾嘉考据学的哲学思考采用了一种语言学策略。他们借阶于训诂方法，从而使该时代哲学思考具有了某种“人文实证主义”的色彩。从广义的语言学角度看，以阮元为殿军的乾嘉哲学思考，深化并丰富了戴震所开创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