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1763—1820年），字理堂，江都人。他是“后戴震时代”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而且是清代著名的《周易》学专家。他的哲学思想虽然深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但又并不局限于考据学，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性。

学术界有关焦循的研究已经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31]，然而，对于焦循“性灵”经学思想，以及通过对这一种新经学思想的阐发而揭示“后戴震时代”乾嘉学术的微妙变化，即更加重视经学研究者个体主体性因素的增长，似乎关注得不够。[32]此处，笔者欲略学者已有研究之详，详他人研究之略，尝试以“性灵”经学为题，对焦循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对经学研究者个体主体性关注的新倾向，以及这一新倾向与焦循思想中重视经典意义还原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做一简要论述，以推进学术界有关焦循的思想研究。

笔者在研究戴震与乾嘉学术的过程中，曾发表过系列文章论述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人，他们在从事哲学思考时，依托音韵训诂等广义语言学的方法，和相关的典章制度知识、古代科学史知识以及版本校勘、文献考订等人文考古的手段，开创了一种新的“人文实证主义”的经学与子学研究方法，从而使得该时代的哲学思考表现出明显的“人文实证主义”的色彩。[33]这种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在阮元的经学研究中，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的语言学研究中，任大椿、孔广森等人的制度学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我们通过对焦循的初步研究发现，作为乾嘉学派后期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焦循，其哲学思考与经学研究，虽然基本上沿着戴震所开创的“人文实证主义”的路径，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表现出了鲜明的个人特色，那就是在追求经典原意与表达学者个人“性灵”的二者之间，焦循的思想稍稍有偏向于学者个人“性灵”的倾向，从而与戴震等人努力通过实证方式发掘蕴含于经典之中的“道”的客观化倾向了有非常微妙的偏差，使得“后戴震时代”的乾嘉经学研究与哲学思考，表现出了为研究者的个体主体性张目的新倾向。而且，这一潜滋暗长的、重视知识精英的个体主体性的思想，在章学诚的史学研究种袁枚的诗歌创作理论那里也得到了某种历史性的回应。章学诚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经常强调研究者的“别识心裁”和“神解精识”的重要性，而针对学问中的功力与性灵的关系，也有明确的论说。他曾说：“仆尝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今无愚智之分矣。”[34]

在诗歌创作理论方面，袁枚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中“主情派”以及晚明以来文学领域里重视作者个性的文艺思想，如李贽的“童心说”与公安三袁的“性灵说”等，再一次高举“性灵”的理论大旗，反对当时诗歌理论界以王渔洋、沈德潜为代表的“神韵说”“格调说”，以及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说，认定“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35]。

虽然，在他们三人的思想体系里，“性灵”一词的内涵不尽一致，但都包含着对知识精英个体主体性之尊重的思想内核，这一点大体上是可以说得通的。因此，焦循的“性灵”经学思想其实是在经学研究的领域反映了“后戴震时代”哲学思想中知识精英个体主体性增长的另一种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与稍后成长起来的诗人、思想家龚自珍的“唯我论”思想的出现，[36]在思想史上恰恰表现为一种非常巧妙的历史过渡。这种思想史的历史细节再一次生动地表明，中国哲学的现代性过程并不因为清政权的建立而中断，他以自己固有的客观历史进程在悄悄地向前迈进。

侯外庐先生曾在分析焦循“易学”中的形式主义的“均衡”理论时指出：“焦氏在哲学上的有关同一、相对的理论，是一种商业世界的观念的预觉，是谭嗣同的商业式的‘仁学’的先行者。……他是在抽象的理论上，反映了世界商业的交换关系的。”[37]这一说法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却启迪我们要努力发掘焦循思想中包裹在传统“经学”坚硬外壳之下的新哲学思想内容。在我们看来，这一新思想内容之一即对经学研究者个体主体性的关注与肯定。而且，与历史学领域里的章学诚、诗歌理论领域里的袁枚等人关注文人个体主体性的思想相应和，汇聚成为“后戴震时代”中国传统社会里继续壮大的新思想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