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志的编纂问题上，章学诚多次批评戴震不懂史学而冒充行家。在《书〈朱陆〉篇后》一文中，章学诚非常严厉地了批评戴震。他说：“其于史学义例、古文法度，实无所解，而久游江湖，耻其有所不知，往往强为解事，应人之求，又不安于习故，妄矜独断。如修《汾州府志》，乃谓僧僚不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于古迹。又谓修志贵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则识解渐入庸妄，然不过自欺，尚未有心于欺人也。”[88]

对于这一相当专门的学术问题，《戴震评传》与《章学诚评传》二书的作者，大约是出于对自己传主的无意识偏爱，都认为各自的传主在地方志编纂问题上所提的理论主张，更有合理性。如《章学诚评传》的作者认为：“按照戴震的主张，其结果就很容易把当时考据学家那种专务考索地理沿革、埋头古书、轻视当代文献、不问现实政治的不良学风带到修志领域。其内容自然是‘厚古薄今’，不能反映当代社会情况。”[89]

又说，章学诚认为戴震“‘不解史学’，‘记传文字，非其所长，纂修志乘，固亦非其所解’。这些批评，是基本符合戴震的实际情况的，无可非议”[90]。

《戴震评传》的作者则用了将近十页的篇幅来分析戴震与章学诚在地方志问题上的争论，其基本倾向是维护戴震的地方志观点，个别地方批评了章氏的观点。如作者说：“章提出重文献，是以一般历史科学的文献要求来要求地方志，未免不合方志需实情的体例，戴震重沿革实际上就是重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91]

对于章学诚、戴震二人在地方志编纂问题上的争论，我们认为，王记录的评价或许更为平实、公允。他认为，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所说，戴震在方志问题上只主张“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只是章氏的一面之辞”。因为，“查戴震的著述，只见戴震强调修志须明沿革，未见戴氏以方志为地理专书之言”[92]。戴震在方志问题上强调的是“切民用，明政事”的经世史学思想。“因此，对章、戴之争，我们今天应有持平的看法。”“章戴二人，治学路径不同，立言之旨各异，不必抑扬轩轾。”[93]

今以《寿阳县志序》为例，来仔细考察章氏对戴震方志观点的批评。戴震的方志观点是：“一州一县咸各有志，俾沿革山川见历代史者，于此可稽。因以近察政之体要，民之利病，故非通古今，明吏治，则撰次概不足观。”[94]在《汾州府志例言》和《汾阳县志例言》两文中，戴震非常清楚明白地介绍了自己在地方志编纂问题上的系统考虑。为了便于概览，兹将戴震的《汾州府志》[95]体例内容列表如下（见表5-1）。

表5-1 《汾州府志》体例

续表

在《汾阳县志·例言》中，戴震的基本思路与上述一贯，只是个别地方的具体说法不同，而且对于每条体例的内容及各体例之间逻辑关系都有明确的说明。他说：“志首沿革，以星野附之，何也？沿革不明，则志中述古，未有能免于谬悠者，故考沿革为撰志首事。”[96]

由上所引可知，戴震在地方志编纂的体例方面，并非如章学诚所说的那样，仅是要做成“地理专书”，而只是把地理沿革放在首位。这只能说体现了戴震的地方志的史学理论特色，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从立异的学术心理来看，章学诚可能为了维护自己在史学方面的长处，而无法听取戴震的意见。据学者考证，1766年，章学诚与戴震初晤，在他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投下了“巨大阴影”，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夏，章学诚在宁波道官署里见到戴震，讨论修志问题，时年章学诚36岁，戴震50岁。戴震正在主修《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依仓修良先生的看法，章学诚35岁时已经开始了《文史通义》的创作工作，此时的章学诚已经有了自己的比较系统的史学观点了，只是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成诸文字。章氏的《记与戴东原论修志》[97]一文带有很强的情绪化，说戴震“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又说戴震在争论之后“拂衣径去”。从文章看，“拂衣径去”可能是事实，而“盛气凌之”有可能是章学诚个人的感觉。因为戴震看到他的《和州志例》后说：“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又介绍自己修《汾州》诸志的做法：“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而且，章学诚还说，到第二天，戴震还拿《汾州府志》给章学诚看，并说：“余于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如果当时戴震真的对章学诚是“盛气凌之”的态度，第二天根本没有必要再见他，更不会把自己正在纂修的《汾州府志》拿给他看，并再详细解释自己并不只是重视沿革而不顾其他。章学诚当时如果细心倾听戴震的意见，应该会看到戴震的《汾州府志》的体例不只是重视沿革，也不只是一部地理专书。可章氏在此文中有三段批评戴震的文字都带有情绪，甚至还有点抓小辫子的嫌疑。其一云：“如云但须从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其二云：“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其三云：“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于《春秋》。”

我们现在来分析章学诚上述的三条说法。第一，戴震所说的“从俗”，是说继承方志的一般成例，只是他在地理沿革的考订方面尤其见长，而这正是以往方志的缺陷。并非如章学诚所言，一般的世俗之人皆可为。第二，戴震说的是“但重沿革”，而不是说不要其他。第三，戴震没说名僧不是人，而只是说这些人物在旧的地方志中属于仙释一类的人物，而他认为佛、道二教地位不及重天、重祖的儒教，因而是不甚重要的，故而将名僧放在寺观之中附带叙述，就可以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批评戴震以儒家为正宗的宗教观，但绝对不可以像章学诚在该文所批评的那样，戴震连僧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这一点常识也没有。至于章学诚在《书〈朱陆〉篇后》一文中说戴震“谓修志贵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乃是章学诚强加在戴震头上的观点。戴震作为一代经学大家，而且是专以“求是”“求道”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大学者，怎么可能在地方志的问题上表现出如此草率的态度呢？从《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例言》中可以看出，戴震对地方志编纂体例的思考是非常严谨的，绝非如章学诚所说的那样不懂史学而冒充内行。

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中说：“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这句话的前半句代表他的方志学理论观点，是属于章氏自己学术观点中的所谓“独断”，即创见，是对是错，有无价值，是可以再进一步讨论的。后半句话则是思想家个人“立理以限事”的主观化判断所导致的误判，有无的放矢的嫌疑。因为，这句话的隐指对象戴震并没有将方志看作“地理专门”。至于他为了强调文献的价值而说“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则是非常情绪化的。不具备广博的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的相关知识，是无法从事于史籍考订工作的。至于在编纂地方志的过程中，他个人更重视搜罗文献、编次体例、整理材料等工作，而且在重沿革与重文献两者“不得已而势不两全”之际，更偏重文献的一方，那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可以体现不同史学家编纂的地方志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史学家发挥自己的长处。但这也只是当两者“不得已而势不两全”之时，如果均能照顾，则二者可以并重。由此可见，章学诚并不是完全反对戴震“重沿革”的地方志思想，而只是希望戴震也能倾听他的重视文献的主张。因此，我们认为，章学诚在地方志问题上对戴震的批评，是后学希望得到前贤肯定而又没有得到肯定之后，一种心理的反弹。他故意抓住戴震的口语加以批评（因为无法验证），其批评所蕴含的学术成分其实很少。当然，这并不是说，章学诚在地方志的问题方面没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而只是说，章学诚并没有从思想体系的差异性方面来批评戴震思想的不足之处。说得不客气点，章学诚倒是以史学专家自居，不容戴震侵犯他的学术领地。章学诚本人不擅长考据，在史学方面要竭力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故对戴震的方志学大加挞伐，此正见出章学诚心量之狭的一面。

章学诚在“地方志”理论方面坚持自己的“三书”理论。他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98]章学诚从通史的历史学要求出发，非常重视历史的客观性，将方志看作国史取材的主要材料库，避免国史取材于私人著述、家谱，从而丧失国史的可信度。这一愿望是好的。而且，为了实现历史学的客观性，他还要求州县地方政府设立“志科”，委派专门的胥吏长期地、系统地从事各种档案的整理与保存工作，以为日后编纂地方志提供可靠的素材。[99]这些设想都体现了作为历史学家的章学诚在有关地方志问题上的远见卓识。相比较而言，戴震在这面没有章氏思考得系统。但是，若从章学诚的思想发展史来看，他早年的地方志思想应该与戴震相似。在大约作于乾隆二十八年末（1763年）至二十九年（1764年）之间的《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章学诚说：“州郡均隶职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然义例不可不明。”[100]由此可知，章学诚将地方志看作“古国史”的观点，乃是他在36岁时思想趋于成熟时的“独断”。而戴震认为地方志与正史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求其切民用，达治道也”[101]。并在《汾州府志例言》中针对志与史在人物传记的不同侧重点方面，亦有细致的考虑，“盖志与史例有不同者：史善恶并书，志详善而略恶也”[102]。而章学诚在批评戴震将僧人放在古寺中的义例时说：“史于奸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于传。”[103]这显然是从通史的角度来看待方志的。

简言之，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问题上与戴震的争论，主要是由二人在地方志的理论观点上有所不同而引起的。戴震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看待地方志的修纂工作，而在地方志与正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他坚持的是一种地方志不同于正史的方志学观点，有点考据学家就事论事的态度。而思想渐趋成熟时期的章学诚则是从通史的观点出发，将地方志看作古国史，并且将地方志看作能为正史提供公正、客观、翔实史料的材料库，因而在地方志与正史的关系问题上，他采取的是一种联系的观点。因此，在方志学的理论问题上，我们不能说孰是孰非，而只能说二者各有擅长。

现存的戴震文字中，没有一处提到章学诚。这其中的原因已经无法得知，也无须去推测。但我们也不能仅凭章学诚的一面之词来评判他们二人之间的曲直与是非。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是，对于章学诚批评戴震的一些说法，要尽可能地对照可以找到的印证文献，仔细地分析思想家所说的话究竟有多大的客观性，并努力从多角度来思考二人之间的分歧，从分歧中看到乾嘉时代学术的多面性，不同学术流派的所得与所失，为当今的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仅从方志编纂的争论来看，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多有未当之处，而且不少措辞带有很强的情绪化色彩。戴、章二人的方志理论各有所是，未必章学诚的方志理论就优于戴震的方志理论，而戴震的方志理论也绝非章学诚所说的那样，仅是地理之书。因为从戴震所修的方志目录来看并不是这样。史学虽非戴震学问之长，但戴震之于史学也绝非外行。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戴震与章学诚二人方志理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然章学诚却夸大这种分歧，并坚持自己之所是，而力斥戴震方志理论之非。在章、戴二人有关方志争论的问题上，目前现存的文献多是章学诚提供的，这种历史叙述中的非对等性，要求我们保持一份学术的清醒，即对章氏叙述的主观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我们就很有可能受古人蒙蔽。

[1] 参见张立文：《戴震》，323～331页，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

[2] 2011年11月23日，笔者在台湾参加明清国际学术会议期间，认识了美国圣塔克鲁兹加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胡明辉博士，他把其论文《青年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士人社会的“局外人”与儒学的新动向》赠给笔者，该文以详细的史料、特别的视角揭示了青年戴震自学成才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可谓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即青年时代的戴震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字词学以及方法论，并提出了崭新的经学知识认识论”。[胡晚辉：《青年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士人社会的“局外人”与儒学的新动向》，载《清史研究》，2010（3）。]

[3] 《戴震全书》第六册，370页。

[4] 《戴震全书》第六册，371页。

[5] 《戴震全书》第六册，371页。

[6] 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讲：“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又在《中庸章句题解》中表示《中庸》一书所讲的道理“皆实学也”。参见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想史》上卷，290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7] 《戴震全书》第六册，371页。

[8] 《戴震全书》第六册，371～372页。

[9] 《戴震全书》第六册，372页。

[10] 《戴震全书》第六册，372～373页。

[11] 《戴震全书》第六册，373页。

[12] 《戴震全书》第六册，373页。

[13] 《戴震全书》第六册，373页。

[14] [清]段玉裁：《诰封孺人戴母朱夫人八十寿序》，见《经韵楼集》，2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5] 《戴震全书》第六册，376页。

[16] 《戴震全书》第六册，375页。

[17] [清]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其与于道，犹马、郑之训诂，贾、孔之疏义也。戴氏则谓彼皆艺而非道，此犹资舟楫以入都，而谓陆程非京路也。”见[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67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8] 《程氏遗书》卷十八，参见《戴震评传》，47页。

[19] 《戴震全书》第六册，375页。

[20] 《戴震全书》第六册，374页。

[21] 《戴震全书》第六册，373～374页。

[22] 《戴震全书》第六册，373～374页。

[23] 参见李开的《戴震评传》的第七章内容。

[24] 参见《戴震与中国文化》，49～54页。

[2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3页。

[2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3页。

[2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3页。

[3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3页。

[3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3～354页。

[3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4页。

[3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5页。

[34] [清]江藩：《汉学师承记》，见钱锺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汉学师承记》（外二种），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5] [清]江藩：《汉学师承记》，见钱锺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汉学师承记》（外二种），10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6] 《与某书》，见《戴震全书》第六册，495页。

[3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6～367页。

[38] 《戴震全书》第六册，504页。

[39] 《戴震全书》第六册，505页。

[40] 《戴震全书》第六册，377页。

[41] 《戴震全书》第六册，377页。

[42] 《戴震全书》第六册，378页。

[4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8页。

[4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61页。

[45] 周兆茂在《戴震哲学新探》一书称，早期戴震是程朱理学的干城，属唯心主义阵营，其理由之一是他早期著作《经考》《经考附录》两书对西汉扬雄、东汉郑玄以降的学者，除朱子、程子和江永皆称子以外，余皆径称名讳。另外，有些地方直接肯定程子、朱子对经典的注释与解释。这些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并不能完全表明戴震对程子、朱子的说法完全遵从，也不能证明戴震就没有批语程子、朱子之处。更不表明他在学术立场就完全同意程子、朱子的思想。早期的戴震在注经的思想方面有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一面，不容否认。但就未必说明戴震就是程朱学派的信奉者。作为经学家的戴震，他完全有理由接受程、朱思想中那些被认为是符合“六经”或“十三经”思想的内容。而即使在早期，戴震写给他人的几封书信里仍然在方法层面有批语宋儒“失其制数”的内容。更为公正地说，戴震与程朱思想之间的关系，有受其影响到不断摆脱其影响，到最后猛烈批判其思想的几个阶段。而这一思想变化发展的过程皆与他从青年时代就确立的为学方法有内在的关系，也与戴震长期生活在当时政治体制之外，对下层社会生活之艰苦有切肤之感有直接关系。

[46] 章太炎论吴、皖二派之间的区别，见综述部分，此处从略。

[4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7页。

[48] 《戴震全书》第七册，31页。

[49] 《戴震全书》第七册，8页。

[50] 《戴震全书》第七册，8页。

[51] 参见吴根友、孙邦金：《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该书第一编中有对章太炎学生的述评。

[52] 参见范云飞：《试析钱穆“扬惠抑戴”方法及其解释学的“前见”》，载《人文论丛》，2019（2）。

[53] 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19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4] 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19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5] 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68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56] 《戴震与中国文化》，232页。

[57] 王茂、蒋国保、余秉颐等：《清代哲学》，775～776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58] 王茂、蒋国保、余秉颐等：《清代哲学》，769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59]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60] 在《易教》《书教》《诗教》《原道》（上、中、下）诸篇里，章学诚重新解释了儒家自周公到孔子的“道统”。与宋明理学的“道统”内容不尽相同，章氏的“道统”更偏重于先王政典和具体的统治政绩。

[6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7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62] 《戴震与中国文化》，223页。

[63]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658页。

[64] 《文史通义校注》，821页。

[65] 《文史通义校注》，221～222页。

[66]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108页。

[67]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310～311页。

[68]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316页。

[69]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317页。

[70] 转引自《章学诚评传》，148页。

[71]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新青年》，1916（6）。

[72] 《文史通义校注》，310页。

[73] 《文史通义校注》，404页。

[74] 《原道上》，见《文史通义校注》，119页。

[75] 《易教中》，见《文史通义校注》，12页。

[76] 《原道上》，见《文史通义校注》，119页。

[77] 《原道上》，见《文史通义校注》，119页。

[78] 《易教下》，见《文史通义校注》，20页。

[79] 《易教下》，见《文史通义校注》，18页。

[80] 《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见《文史通义》外篇二；转引自《章学诚评传》，133页。

[81] 《原道中》，见《文史通义校注》，132页。

[82] 《原道下》，见《文史通义校注》，139页。

[83] 《原道下》，见《文史通义校注》，140页。

[84] 《原道中》，见《文史通义校注》，131页。

[85] 《原道下》，见《文史通义校注》，138页。

[86] 《又与正甫论文》，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809页。

[87] 章氏说此话时，对黄宗羲的认识还不深，但他在此时（嘉庆二年，即1797年）应当看过黄氏的《明儒学案》。是书成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是书序及“发凡”中，黄氏提倡“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见《黄宗羲全集》第七册，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关于章学诚与戴震“道论”思想之异同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此处不做深论，将有另一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

[88]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132页。

[89] 《章学诚评传》，191页。

[90] 《章学诚评传》，197页。

[91] 《戴震评传》，256页。

[92] 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227页，合肥，黄山书社，2002。

[93] 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227～228页，合肥，黄山书社，2002。

[94] 《戴震全书》第六册，510页。

[95] 《戴震全书》第六册，580～584页。

[96] 《戴震全书》第六册，585页。

[97] 《文史通义校注》，869～871页。

[98] 《文史通义校注》，571页。

[99] 《文史通义校注》，587页。

[100] 《文史通义校注》，819页。

[101] 《汾州府志序》，见《戴震全书》第六册，467页。此序是戴震为修府志官员所写的代笔之作。

[102] 《戴震全书》第六册，583页。

[103] 《文史通义校注》，8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