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节，我们以人的现实生命及其历史发展为参照系，分析了“现代性”哲学的双重的、悖论性的意义。这对于评价“后现代”哲学是同样适用的。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命及其历史发展，我们必须承认，与“现代性”哲学相比，“后现代”哲学在不少方面有着重大的理论进展。它以一种毫无顾忌的批判精神，深化了对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认识，打消了“现代性”哲学在人的自我理解上天真幼稚的幻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辩证思想，对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意义。

“后现代”哲学所表现出的辩证思想，在如下方面得到了典型的体现：

（1）通过对实体主义思维方式的拆解，回归人的生命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与古代哲学一样，都共同地遵循着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古代哲学所追求的是一种神圣化的彼岸实体，并通过这种彼岸实体表征着“大写的人”的形象；而现代性哲学则把“个人主体性”当成了绝对的实体，其本来动机是改变哲学的神圣化形态，实现上帝的人本化与现实化，并因此实现哲学的世俗化。但结果却是，在彼岸世界的神圣权威消失之后，又建立起一个此岸世界的神圣权威。绝对主义的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构成二者共同的深层思维逻辑。

“后现代”哲学家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实体主义思维方式的拆解策略和替代方案。

针对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所具有的对绝对性、同一性、整体性的迷恋，“后现代”哲学话语强烈要求以一种差异性、零散性和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取而代之。“差异性”而非“同一性”构成了“后现代”哲学的中心概念。用李奥塔德的名言来表述，便是：“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个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14]德里达把追求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传统哲学称为“压迫哲学”，认为它把人的生命纳入某个绝对的实体中，从而使个性、差异性完全成为整体性实体的工具。为此，他要实现“在场形而上学”的颠倒，彻底抛弃在场与非在场的二元对立，让在场和非在场相互“延异”、相互“替补”和互为“踪迹”，使本文的意义消失在“能指的海洋”中而成了“无底棋盘上的游戏”。德鲁兹更是明确地指出，现代性的总体性、主体性观念构成了对人的欲望的“殖民化”，从而导致了对人的生命自由的强烈压制，为此，他要求以差异性和增殖性概念来取代统一性、主体性等概念，以实现“欲望的解放”。他的名言是：“我们不再相信存在着原初的总体性，或者是在未来某一天里等待着我们的最后的总体性。”[15]如图尔敏、费耶阿本德、库恩等科学哲学家甚至认为，一向被称为最具有普遍性和同一性的科学，其实也并没有共同的合法性依据，“范式不可通约”，“科学家们是在不同的世界里进行工作”。普遍性、公共性和整体性的追求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剩下的只能是“什么都行”和不确定的、流动的语言游戏。

更进一步，“后现代”哲学家要求彻底驱逐“主体”在哲学中的中心位置，强调人不过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建构而成的“被动之物”，因而应以一种“无主体的哲学”取而代之。

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主体性”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中心概念，然而当它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甚至神化的时候，最终将使“自我”失去与世界的真实联系，失去自身存在的现实性和活生生的内容。就像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把自我吹捧为绝对，无异于把自我看成什么也不是。“后现代”哲学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后现代”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摧毁“绝对主体”，使之崩溃的历史，就是把主体从中心赶向边缘的历史。“后现代”哲学的始祖尼采就断言，“所谓主体无非是一种‘虚幻’”；海德格尔进一步阐发了人的“有限性”和“有死性”，强调此在就在生死之间，人根本无法逃避有限性而成为不朽的“主体”；德里达更指出，所谓自我同一性的主体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达到真正的同一性；福柯则认为“个人只不过是权力的手段和工具”，根本就没有与主体这个概念相符合的现实实体，他在“上帝之死”的口号之后，又提出了“主体之死”“人之死”的口号。他们认为，“笛卡尔—康德式的主体性的微光意味着‘人’的终极”，“人将消失，尼采所宣布的是上帝之死，随之而来的是与之有着深刻关联的凶手的末日”，在当代哲学特别是“后现代”哲学中，“主体”完全成为一个被驱逐的虚假概念，成了幻觉和盲目信仰的产物。

毫无疑问，“后现代”哲学消解“主体性”，宣告“主体性的黄昏”，甚至宣告“人之死”的时候，的确显现出了其偏激和武断之处。但是，如果采取一种辩证的眼光，我们就应该直观到，“后现代”哲学的确看到了现代性哲学关于人的形象的自我设计的抽象性，以及这种抽象性所造成的人的生命的苍白和虚假，它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消解和对差异性的偏爱，对与世隔绝的“孤独的主体”的拆解和对人的“历史性”和社会建构性的强调，的确体现了“后现代”哲学回到具体的、真实的、完整的人的生命的潜在动机，表现出一种与实体主义的知性思维方式有着重大不同的辩证眼光。

（2）在社会历史观上，“后现代”哲学坚决否定“现代性”哲学话语所信奉的“终极至善论”历史观，抛弃它所制造的“人文解放”和乌托邦式的历史神话，要求用社会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偶然性和非决定性等观念取而代之，从而为人生命的自由留出应有的空间。

“后现代”哲学家感觉到，现代性哲学从绝对主义的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出发，在社会历史观上承诺某种历史的终极状态，在此岸世界为芸芸众生创造一个真正的天国。这种对历史发展“客观逻辑”的崇拜，以及对至善的历史终极状态的偏执，必然会导致对个人真实生命的湮没和压抑，个人最终仍只能是某种绝对实体的工具，生命的自由将因此化为虚无。以无限的热情追求自由开始，却以无限的专制而告终，这就是现代性哲学的内在悖论。

为此，“后现代”哲学要求摧毁这种乌托邦式的历史思维，结束这种对至善的历史终极状态的偶像崇拜，从而为个人的自由从历史神意的压制中争取空间。他们指出，“我们这些血肉之躯并不是‘历史神意’的范围内的行动有所为的，也不是受那规定人的铁一般的定律所支配的”，历史的意义不在于终极目的的设定，而是在人与人之间多元性对话中显现出来的。他们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历史的“被掩盖的根源”，也不存在历史的终极结局，历史的进程无非是众多交错的、间断的线性次序关系，即显现为众多交错的、非连续的元素系列。因此，根本就没有像传统哲学所设想的那种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进步”，更没有一以贯之的历史“规律”和“法则”。历史没有“本体”，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和解释历史。因此，必须彻底取消作为元叙事的“历史哲学”，所谓“历史哲学”，只不过是人们强加给历史的一种话语暴力而已。

无疑，“后现代”哲学对于一切总体性历史观念的否定，的确不无偏激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前面曾指出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在此方面所存在着的压制人的生命自由的潜在危险，那么，我们也就不难体认到“后现代”哲学在这里所存在的理论意义，即把人从“历史神意”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为人的生命争取自由呼吸的空间。“后现代”哲学的表现形式无疑是激进的，但是，如果我们能从正面的、积极的、建构的角度来理解其深层意义，那么，它所内含的对人的生命自由的解放旨趣，将会是十分清楚的。

（2）在哲学观上，“后现代”哲学通过消解传统哲学谋求充当“超级学科”，占有话语霸权，甚至宣告“哲学的终结”，表现出把人从哲学专制话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深层动机。

“后现代”哲学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哲学话语祈求成为超级学科，自诩哲学的“说话方式”高于其他所有的说话方式，因而能“道”出人们的常识和其他学科不能把握的“真谛”，这种理论上的雄心实质上是一种知识上的专制主义和学科“沙文主义”，表达的是哲学家占据话语权力中心的强烈企图。然而，这种企图的合法性根据何在？哲学家凭什么可以获得超越具体学科和芸芸众生的特殊地位，甚至可以僭称上帝之名，占有对人和人的整个世界发号施令的权力？这种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哲学家与常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合理性何在？在“后现代”哲学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只能用现代性哲学实行话语专制和思想霸权的野心来予以解释。对此，福柯称之为“总体性话语的压迫”，德里达谓之为“形而上学的暴力”，拉康则称之为“主人话语”，罗蒂称之为“基础主义”。一言以蔽之，“现代性”哲学话语在根本上是一种“成神似的自欺”，因而不过是建立在独断之上的幻觉。

哲学自我理解上的独断所导致的必然结局便是使哲学成为与人的生命相敌对的异在力量。“后现代”哲学对此有着深入骨髓的感受，为此，他们提出了“非哲学”“哲学的终结”和“后哲学文化”等激进的否定之声，并宣称要把哲学家“打入冷宫”，使哲学家这个职业成为彻底边缘化的存在，他们强调哲学家只是“思者”（海德格尔），只是“解释学的实践家”（伽达默尔），只是“谱系学家”（福柯），因此，“我们永远需要哲学家，但最好不要以先知或救世主的身份出现，而是要做一个评论家或顾问”。[16]在未来的社会中，“没有人，或者至少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都不会被认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因为，不管哲学家可以怎样被认为能对一切事物作出彻底的论断，他总是扮演很坏的预言家、报警人、说教者，甚至很坏的智者这类角色”[17]。不是哲学高于民主，相反，而是“民主高于哲学”。所有这些显得有些极端的说法，在骨子里所针对的目标都是现代性哲学的专制性和独断性，都透露出把人的生命从以往哲学堂皇叙事的重压下挣脱出来的潜在动机。

“后现代”哲学内容庞杂，代表人物众多，理论观点歧义纷纭，对之进行细密的面面俱到的分析，不是这里的任务。但是，从上面择要点的分析我们已可认识到这一点：“后现代”哲学的确相当深刻地看到了“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深层缺陷，这种缺陷，就像我们以上分析的，最根本的就是由于固守知性化的实体主义思维方式，导致对人的生命自由的压制和束缚以及对真实的人的生命的遮蔽和抽象。因此，如果以一种建构的、积极的立场来理解“后现代”哲学貌似极端，甚至具有虚无主义倾向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理论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它对现代性理论话语的激进批判中解读出正面的、深刻的、积极的合理意义，看到它在消解现代性哲学知性化的实体主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辩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