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战后德国哲学重塑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它重新思考并恢复了自康德以来强调人类自由、理性及自我反思的启蒙传统，在积极汲取英美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试图从理论与实践话语相统一的基础上，为理性的重建寻求一条出路。他的规范化语用学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和基础性的作用。这种地位可以图示如下：

图4.2

可以说，正是规范语用学的建构，使得哈贝马斯从德国18世纪以来的意识哲学传统，进入了以语言为媒介的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理论，从而建立起20世纪末期最具创造性、体系庞大的社会哲学理论。规范语用学除了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的核心作用之外，它对当代哲学的发展也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对从严格的语言哲学的观点看，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除了作为交流行为理论的一种理论支持之外，它还给现代哲学中激发了“语言学转向”的意义和真理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即语形、语义和语用相整合的语言分析方法。作为20世纪哲学方法论的显著特征之一，语形学以句法形式为取向，形成逻辑——语形分析，语义学以言说对象为取向，形成本体论——语义分析，语用学以语言使用者为取向，形成认识论——语用分析。但这些分析方法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割据状态，以致在处理意义和真理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理论。通过对规范语用学的建构，哈贝马斯无疑为语形、语义和语用的整合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思路。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分析的语义方法，相反，在寻求规范语用学的成功出发点中，正是通过传统语义分析方法才得以进入到语用的层面上。事实上，他甚至将语用的处理视为是对真值条件语义学的一种拓展或补充，即完全保留了对句子的意义的形式语义学解释这一基本假设，只是将它扩展到包括了非断定式的语言表达式，认为即便不是以交流使用为基本定位的句子，也完全可以用形式语义学的工具来进行分析，只不过它们仅是语言使用的一种特殊情况。同时，在结合了语义分析的同时，他也吸收了语形分析方法。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这一重建语言分析的计划，实际上在分析交流者的“交流能力”之前，预设了他的“语言能力”，即交流者是一个有能力的主体，他不得不已经掌握了语法规则的符号系统。只有在一个语法句子满足可理解性主张的前提之下，主体才能对言说提出其他有效性主张，整个交流实际上只是把一个形式正确的句子定位于达成理解的行为中，从而实现句子结构内在包含东西的过程。这样，无论是去表征事态、表达意向，还是建立人际关系，句子的语形分析都是必要的。因此，主体的“语言能力”和“交流能力”是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这样，他就在寻求言语行为的语用分析的途径中，将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整合在一起，为规范语用学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基础。

其次，规范语用学成了沟通两大传统的“桥梁”。随着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化和语言的哲学化发展，各哲学传统之间的本体论的规定性在弱化，认识论的疆域在拓展，方法论的手段在相互渗透，这使得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间已经没有了绝对性的分界，而是在寻求一种有原则的联合。特别是由于认识到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割裂所导致的种种思维缺陷和社会后果，寻求两者的融合更成为20世纪哲学发展的中心主题之一。同时代的美国哲学家罗蒂和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分别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和先验哲学的角度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罗蒂通过自然主义的再语境化，使分别体现人文传统的大陆哲学和体现科学传统的英美哲学，聚合在了自然主义这一共同趋向上，试图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后哲学文化中，来达成两者的融合。[49]阿佩尔则通过先验符号学改造康德先验哲学，从意识转向了语言和主体间性的建构中来完成对两者融合的目标。

这样的学术背景和哲学趋势，使得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老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路径来建构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既要承继德国哲学关注理性、注重启蒙的传统，又不得不寻求新的方法论途径来重建理性，这客观上促使他自觉地将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融合在一起。规范语用学最为突出地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实质。一方面，规范语用学以重建理性为核心目标，试图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现实状况和结构变化进行揭示，以重新定位理性建构的界域；另一方面，老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20世纪英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促使他选择了语言分析方法来作为理性重建之目标的途径，从而试图在经验所幻想的客观性位置上，用建立成功的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交流模式，来取代知识的表征模式。尽管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企图并仍然延续了德国的理性传统，但它无疑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折射出，20世纪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正在发生着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合流的整体演进趋势。

最后，规范语用学为认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客观地讲，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危机，都与马克思当年生活于其中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在表现形式有了一定的变化，因此在西方许多思想家包括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正如哈贝马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所表明的“马克思确定，对客观化的思维、技术和机制的知识及工具化和策略的行动，简言之，生产力方面的演变的卓有成效的学习过程，能推动时代发展。但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肯定，对在较成熟的社会协调形式和新的生产关系中所反映出来的、并且代替了新的生产力的道德观、实践知识、交往行动和协调行动冲突的规则方面的学习过程，也能推动时代发展”[50]。可以说，基于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满，也是促成哈贝马斯创立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动力之一。尽管在出发点上，哈贝马斯和马克思都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为批判对象，但他们之间至少存在以下的不同：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揭示，意在以新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哈贝马斯则是出于维护的目的，想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②在社会的结构认识上，马克思用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模式；哈贝马斯则分别代以系统和生活世界，后者所导致的后果是将认识的界域限定于符号，特别是语言上；③作为两人理论出发的基石，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第一性的存在，劳动实践构成了一切事情的根源；哈贝马斯则将“互动”（Interaction）看作是在范畴概念和本体论的原则上，都优先于“劳动”范畴而存在。正是由此出发，他把规范交流行为视为是社会批判的首要任务，从而建构了“规范语用学”。尽管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的模式由于过于理想化，特别是过分地夸大语言这一原本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工具的作用，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它的失败，却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也为我们在继承马克思理论的同时，如何现实地结合时代特征、合理地借鉴当代哲学思想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

无论如何，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对于现代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它的研究路径、理论视角以及方法论手段，必将渗入21世纪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