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激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流派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成了现代社会理论中主导性的思潮之一。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T.Adorno）为代表，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出发点，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综合性研究与批判为主要任务。在他们看来，虽然现代资本主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更有竞争力，但本质上它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宣扬的是极端化的科学技术理性，以牺牲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劳动的目的性为代价，来达到经济、技术的一体化，因此是一种“打着理性旗号的现代奴隶制”[21]。但是，在如何摆脱这种使个体泯灭的社会制度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已经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过时了，现在应当用“本能革命”“意识革命”来取而代之，即通过对人类行为的心理基础和人的本能结构的改造，来改变个体的现实状况。这样，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以文化意识哲学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就由对现实的揭示走向了构建现代“乌托邦”式的革命理论。

同时，对现代资本主义压抑个性的另外一种批判是由尼采（F.Nietzsche）以及其后继者福柯（M.Foucault）、德里达（J.Derrida）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所做出的。他们采取了对作为工具理性愿望的理性进行批判的形式，并将工具理性作为理性的全部，认为正是工具理性的过分发达，使得金钱和政治等异己存在干涉了人的主观世界，动摇了人的意义感，因此，必须压制理性而发扬感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两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就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揭示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们过于悲观化了。尼采及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由于对理性社会的不满而走向了对非理性主义的宣扬，而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则对现代化社会的前景感到暗淡，并在前者的侵蚀下走向了理论的死胡同。面对理性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这一悲惨境地，哈贝马斯既不愿意放弃社会批判理论，即他认为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又不愿意像老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那样，屈服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而压制理性概念。他确信完全有可能在正确揭示现代社会病症的同时，为这种畸形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个非病理的、规范的、正常的评价标准，即进行理性启蒙的计划。但是，他也看到，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探寻另一条可选择的道路，以重新奠立理性的地位。在他看来，这种重建的理性应当既为个体的和社会生活的不合理或不公正的形式的批判提供一种标准，从而继承老一代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目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同时，它也应当避免不合理地压制理性，而忘却了个体和社会生活之理性实现这一现代性的计划。在继承和批判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和广泛汲取英美语言分析哲学、释义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成果基础上，哈贝马斯最后选择了“规范语用学”为模式对理性进行重新的建构。

首先，在马克思精神的引导下，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病源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马克思把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以及通过标准化的符号来建构和管理的上层建筑这两个层面，并根据由前者所施加的暴力来解释后者的扭曲。尽管哈贝马斯心底里存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的承诺，以及不可能没有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的信念，并批判马克思：（1）过于严格地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强置于一起，而未看到两者的独立性；（2）没有把上层建筑的传统形式的破坏从后传统的具体化形式中区别出来的标准；（3）过分狭隘地关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作为一种对于社会的符号化建构和管理的上层建筑领域的威胁，而忽视了在后一领域中所暗含的解放的潜势。但他仍然为马克思对社会的这一两分模式所折服，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极为成功的，同样将之作为自己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只不过是，在马克思所指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地方，他用“系统”（System）和“生活世界”（Lifeworld）所取代，以分别作为物质的和社会的再生产的领域。

由此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它们实际上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整合方式。系统作为物质再生产的领域，在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趋向于极度膨胀，它借助于行为后果的功能的相互联结来运行，并且避开了个体行为的行为定向，生活世界则是某种前逻辑性、前科技性和前工具性的本体论的世界，主要关涉于文化再生、社会整合和社会化，它首要地借助于交流行为来发生，并依赖于社会中个体的行为定向。正是由于它们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理性启蒙的被动局面。在现实社会中，生活世界和系统的过程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正是由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才促成了今日之西方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的成果，但是，从生活世界中解放出来的系统，逐渐地与生活世界相脱节，使生活世界之交流地被建构的领域，逐渐地越来越受制于系统（功能）整合的命令，系统整合所操纵的权力、金钱等媒介取代了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介的地位，甚至取代了原属于生活世界的沟通整合功能。这种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最终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表现出意义的丧失、反常以及心理的失调等现代社会病症。为了避免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生活世界的非理性的种种后果，就必须使系统重新定位于生活世界之中，再服务于生活世界。

其次，在美国实用主义者米德的影响下，哈贝马斯对个体的社会行为进行了重新思考。德国哲学传统从康德以来，重思辨而轻实践，只认识到孤立的、抽象的个体，未看到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的互动过程，这也是导致老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在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不合理状况之后走向悲观主义的主要原因。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追寻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以损害生活世界为代价，系统的单方面的发展这一病源之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恢复生活世界作为行为主体及社会不受系统压制而自主地相互交往的理性地位。在这方面，米德的社会行为理论启迪了哈贝马斯。米德强调人的心灵、意识存在于人的行为之中，人的行为是一种社会的行为，因此，心灵、意识是人在运用语言符号进行社会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22]在此，哈贝马斯特别地注意到，其一，米德强调个体与社会的互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关系，就将社会的理性定位于行为之中；其二，米德的这种行为理论强调符号，特别是语言在人类行为活动中的媒介作用，这就使得语言分析而不是意识分析成为问题的核心。

由此出发，哈贝马斯进一步考察了主体在社会中的四种不同行为类型：（1）工具性行为。这类行为涉及的是孤独的行为者，以目标和手段为取向，将策略性和工具性作为成功指向的理性手段，它狭隘地对应于客观世界；（2）规范调节行为。它涉及的是社会集团的成员，以群体的共同价值来确立个体的行为，行为者在任一情景下都需满足规范所要求的行为期望，它对应于社会世界；（3）戏剧行为。这种行为类型涉及相互构成自己公众的内部活动的参与者，通过自我表现或表演来吸引听众，丧失了相互的真实性，它对应于主观世界；（4）交流行为。它涉及的是至少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借助于语言符号来作为相互理解的工具，以期在行为上达成一致。在这种行为中，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整合在了一起。[23]

前三种行为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应的是工具理性，以成功为取向，强调对自然控制以达到系统整合的目的，而交往行为则是一种定位于理解（Understand）的行为，是行为主体之间所共有的一种实施言语行为的过程，由此，“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在规则的引导下，进入人的语言的世界，从而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与相互理解”[24]。由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交流行为组成的世界就是生活世界，对应的则是交流理性。

最后，在现代语用学的启迪下，哈贝马斯以“规范语用学”为模式，来重新建构交流理性。历史地讲，现代语用学产生自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格赖斯等一大批语言哲学家们使用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之中，特别是随着莫里斯的符号学范围的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分法的出现，以及将语用学限定为探讨“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25]语用学逐渐地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显学。由此，借助于语言哲学家对哲学的洞察来解决语言问题，成为一种风尚，“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言语中的行为的交流和社会的研究繁增的‘语用学转向’”[26]。哈贝马斯显然在创立作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之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中，顺应了这一潮流，将主要关涉于主体、语言使用和对象之关系的语用学，视为是对交往行为理论的一种理论支持。因为哈贝马斯看到，虽然尼采正确地认识到，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而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但他把理性仅仅归结为工具理性，并进而对它采取压制的态度却是不适当的。因为通过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来拯救社会，仍然是通过系统来救助系统的方式。事实上，生活世界自身就充满了解放的潜能，所要做的，只是为主体的交流行为提供一种理想的、规范的交流环境。因为交流行为作为个体互动的一种形式，是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自身具有达成理解、协调行为以及个体的社会化，它们相应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社会整合和社会化三个基本论域，因此，交流行为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再生产而言，不仅是基本的和依赖性的，而且是生活世界实现社会整合机制的主要模式。随着交流行为越来越成为合理，生活世界也呈现出重要的稳定的功能。

由此，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交流行为基础上所建构的交流理性，既避免了老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们压制理性概念的覆辙，又为个体的和社会生活的不合理或不公正的形式的批判提供了一种标准。

交流理性在历史地被限定的语言活动实践中的重建，使得哈贝马斯用以交流互动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取代了以认识和行为的主体——客体模式为核心的早期意识哲学。这种作为哈贝马斯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并不是建立在主体性的、私人的意识之上，而是建立在主体间的交流之上。由此，哈贝马斯就发生了他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或者更确切地讲，“语用学转向”，试图“通过对语言的运用所作的具体考察，恢复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中介的地位，并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