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播下法国语用思想种子的是洛克和笛卡尔。在《人类理解论》（1689）中，洛克第一个把他的哲学工作的一部分，致力于解决符号和语义问题。像培根一样，洛克对于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词感到怀疑，认为它们是误导的工具，因为在他看来，语词只是代表着使用它们的人心灵中的观念。这种主观的、唯名论的语言理论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难，如果词仅仅是指谓观念的唯我论工具的话，其他人如何能够进入其心灵？为了达到某种相互的理解和交流，洛克开出了很多补救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对“普遍语词”的设计。

与洛克的观念源自感觉经验理论相对的是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尽管笛卡尔几乎未谈及语言、具体语言或普遍语法，但他的哲学方法对于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阿尔诺（A.Arnauld）与郎斯洛（C.Lancelot）创立波尔—罗亚尔语法（The Port-Royal Grammar）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强烈地影响了法国普遍语法运动的发展和语用思想在法国的出现。在《方法论》（1637）中，笛卡尔的目标在于给出一种在科学中正确地运用理性并获得真理的方法，特别是在总结数学和逻辑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演绎法，试图从清楚明白、确实可靠的天赋观念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演，由简入繁，构筑坚固的知识大厦，并把观念是否清楚明白作为真理性的标准。[29]既然所有知识都仅仅能来自推理中，故如果人们想去适当地运作自身的理性的话，都应遵循这种方法。由此，他开创了法国对待语言的理性方法。阿尔诺的逻辑正是这种方法对逻辑推理的应用，阿尔诺和郎斯洛的普遍语法则是这种方法对语言的应用。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波尔—罗亚尔语法关注于概念和判断，继承笛卡尔的“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的因素引入语言语法和逻辑的研究中，运用心理主义的观点看待逻辑问题，主张语词应精确无歧义，对普遍名词应做出“内涵”和“外延”的区分。[30]这些思想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法论的变革上：

其一，阿尔诺和郎斯洛重新引入了符号的中世纪观念，提出了言语的新定义。他们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系统，而且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并不是通过语言语法，而是在阿尔诺的逻辑中被给予的。符号包括两个观念，一个是表征，另一个是被表征，它的本质在于通过第一个而激发了第二个。在阿尔诺和郎斯洛的普遍语法中仅仅保留了一种符号，它基于普遍逻辑的表征，并依赖于逻辑。在此，逻辑是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基础，因为作为讲话艺术的语法是不能够与作为思想艺术的逻辑相分离的。

其二，阿尔诺和郎斯洛依照言语在推理运行或过程中的作用，来定义言语。通过在思想的对象（名词、冠词、代词、分词、介词和副词）与思想的方式、模式或形式（动词、连词和感叹词）间做出区别，他们把由主词和谓词组成的命题，而不是句子置于关注的核心，逻辑判断的形式成了句子的基础。这构成了新句法理论的基石，并使这种新句法理论首要地是基于逻辑判断的分析。[31]

由此，阿尔诺和郎斯洛重新界定了语法动词的定义。在他们看来，动词是标示断定的词，而不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是标示时间的，所以动词在事态断言或断定中具有重要的语法功能或意义。对动词的这一认识使阿尔诺和郎斯洛把“判断”视为人类心灵的核心行为。他们看到，人类存在有三种基本的心灵行为：感觉、判断和推理。在这里，推理仅仅是判断的一种扩展，即把两个判断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推理。同时，由于人类谈论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表达所感觉到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去判断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感觉提供给我们思想的对象，判断则是运转这些对象的方式，是心灵的适当行为，所以判断也包含了感觉。因此，人类思考的主要方式是判断。判断行为在命题的语言形式中是断定，我们就思考的对象而做出断定，给出相应的思考方式。正像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做的一样，去断言或断定一个事实，是心灵的核心的语言行为，其他的认知行为都是围绕这个轴心来运转的。

除了作为心灵和言语行为的断定行为之外，阿尔诺和郎斯洛也提到其他心灵运行，认为在人类的思维中也应当包括我们心灵的连接、分离以及心灵的其他运动，如愿望、命令、质问等。这些方式或思考不仅仅包含逻辑思想，而且也包含了日常生活中涉及的实践思想。但他们主张，不应在细节上去分析这些行为，因为它们看来通过“语言表达思想”这一亚里士多德教条的强加而束缚了理论的边界。如果一个人想把这些心灵的运行转化为语言的层次，那么就应当在命题内容（我们思考的对象）和特定的言语行为类型（思考的方式，如断定、命令、质疑等）间做出区分。因此只有思想的逻辑方式才应当是普遍语法学家注意的核心。

可见，阿尔诺和郎斯洛一方面并未超越思维行为的分析，另一方面也未超越判断的语形学，这在很长时间内是法国普遍语法的特征。他们全都停留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层次上，即意义和语言的图像论。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命题作为分析的核心对象，转向到我们心灵的所有其他运动上。

但是，应当看到，阿尔诺和郎斯洛把普遍语法的目的，视为就是去发现和建立心灵中所进行的东西，以及被意指以表达和交流这些进行之物的形式间的联结，试图从语言的分析中推断出特定的语言规则，作为思想的表达和转换，将认知—语言运行的断定作为最重要的思想行为，主张句子的词序是一种“主词—动词—对象”的逻辑形式。这成了18、19世纪法国语言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但是，另一方面，在词序问题上，由于过分地强调逻辑的作用，而忽略了修辞的和语用的词序，以至排斥了主体性，后来受到了孔狄亚克（E.Condillac）的激烈批判。可以说，波尔—罗亚尔语法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促进了法国语用思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