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英美传统研究语用学的目的是为了制定“话语规则”（rules of discourse），或者说是会话基本准则，解决的是当下情景中交流的顺畅问题，是一种“对象谈论”，而不是寻求交流理性的普遍的和先在的原则，因此，更多强调的是讲话者的意向性、语言约定以及具体的言语行为问题，比如从奥斯汀到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完全是就“语用学”而研究“语用学”，通过对语言的句式、语气、效果等要素的分析来区别句子和言语行为的类型，从而为了交流的需要而制定相应的规则，不仅对现已存在的行为或活动实施制约作用，而且能够生成或创立新的行为形式并实施制约，同样，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P.Grice）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来研究“会话含义”，为使交流的目标明确，朝向对话者共同关心的方向而提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以及基本的对话准则。虽然两种哲学传统对语用思维的理解和分析上存在着差异，但都毫无疑义地把语用学视为哲学发展和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和基点，尽可能地寻求共同的主题和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从而趋向于哲学研究的合作和交流。因此，从语言分析方法的语用视角上来具体地探求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融合的可能、基点和形式，这也是本书试图达到的目标之一。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本章对语用思维在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发展的研究受到了内利基和克拉克编写的《语言、行为和语境：语用学在欧洲和美国早期的历史，1780—1930》一书的很大启发，在该书中，作者把语用学的历史分为以下五个时期：（1）亚里士多德的语用学，从正反两个方向上促进了早期语用思维的发展；（2）欧洲“原型语用学”（protopragmatics）（1785—1835），包括洛克、康德的思想和波尔——罗亚尔普遍语法等；（3）美国实用主义（1860—1930），包括实用主义奠基者皮尔士（C.Peirce）、詹姆斯（W.James）和杜威（J.Dewey）的思想；（4）近代语用学（1880—1935），包括比勒（K.Bühler）、奥斯汀等人的思想，独立的言语行为理论初步形成；（5）当代语用学，由四个成分构成，即作为言语行为理论的语用学（源于英美）、作为对话理论的语用学（源于法国）、作为普遍语用学的语用学（源于德国）和作为符号学之一部分的语用学（源于英美）。[36]它们一方面与认知科学，另一方面与交流的社会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该书从历史的角度分别列举了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具体地分析了他们的语用学观念，为我们展示了语用学发展演变的图景。因此，本章的基本框架和很多观点都出自该书，但根据我们的认识以及研究的需要进行了借鉴性的参考，特别是该书对当代语用学的发展涉及较少，因此我们做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

第四章：语言分析方法的现代发展。专门列出一章来讨论语言分析方法中的语用分析进路在现代的发展，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语言分析方法的语用传统”实际上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为了真实展示语言分析方法中语用传统的形成过程，因此，其中提到的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的主要思想并不是语用学，或者语用学在他们思维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起更大的作用，只是为了历史连续性的需要而提到。而且，所描述的大多是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语用观念，而语用学成为显学，语用思维或语用分析方法成为语言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则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事情，所以，非常有必要将那些有系统语用思想的哲学家单列出来，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其二，构成语用学主要内容的那些基本论题，包括言语行为理论、预设、会话含义和指示词等理论，同样有形成、演变的过程，但如果从研究传统和国别的角度看，就容易造成断裂和不连贯，因此有必要从理论本身发展的连续性上来分析。

但是，本章所提供的研究是极为不完全的，从人物上，只对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进行了研究，而从理论上，则只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在这一题目下应当还有很长的名单，比如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罗蒂的语用学转向，以及预设、会话含义、指示词和隐喻（metaphor）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此提供一点简单的思路和内容上的介绍。

像哈贝马斯一样，阿佩尔的语用学也是在德国哲学传统中进行的。但他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哲学家，从他的身上明显地体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趋势，因为他既受到康德、海德格尔（M.Heidegger）等人的强烈影响，同时也深受维特根斯坦、皮尔士等人的感染，比如，在《为何先验语用学》一文中，阿佩尔明确地指出了自己先验语用学形成的思路：“我本人的先验语用学之路细想起来是这样的：最初接受了莫里斯（进一步说是皮尔士）所达到的三维指号学的‘语用’（或者说‘施行’）的概念，通过将指号的解释者（‘发送者’与‘接收者’）进行主题化，从而在语言哲学层面上返回到古典先验哲学的主体问题的建构上去。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这就是说，要想克服把主体自我反思的言语行为按指称语义学进行对象化，还原到指号使用者（莫里斯的‘有机体’）的行为这样一种行为论的经验语用学的话，就必须走言语行为理论，更确切地说，是哈贝马斯所谓的言语行为的施行与命题的‘双重结构’原理的道路。”[37]可见，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一种双重转换，即“一方面使经验的东西按先验的方式得以重构，通过重新奠基使语用学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另一方面同时也把康德的先验哲学按施行论的方式加以转换，转换到语用学的维度上来”[38]。罗蒂的语用学转向走的则是另一种道路。他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经验与教训，认为在它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是它即将结束的信号。因为它实际上通过经验的和思想的语言分析带来了三个符合论的神话：所予神话、作为表象思想的神话和作为确定性真理的神话。而这种以主体为基点的哲学体系已经受到了从皮尔士到哈贝马斯和海德格尔的严厉批判，因此，罗蒂的语用学目的就是，既然无法躲避作为知识表象和交流媒介的语言表达，就必须为语言使用者创造主体间际地共有的生活世界的公共空间，通过语用学转向形成的语境化解释和对知识的反实在理解来消解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表征主义，从而把知识看作是一种对话和社会实践的事情，而不是镜式自然。[39]

另外，关于预设、会话含义、指示词和隐喻等理论的专门研究，我们已经收集了比较全面的资料，但受时间的限制，未能具体研究，只能留待以后进行。在此，仅仅简单介绍资料情况。由凯舍（A.Kasher）编写的《语用学：核心概念》是一套比较全面的语用学基本论题研究的著作，该书共六卷，各卷的题目分别为：第一卷，开端和说明；第二卷，言语行为理论以及特殊的言语行为理论；第三卷，指示词和指称；第四卷，预设、含义和间接言语行为；第五卷，交流、相互作用和话语；第六卷，语用学、语法、心理学和社会学。[40]该书的特点是通过具体的专题，把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相关论述汇集到一起，缺点是经验性和技术性过强而理论性不足。

第五章：语言分析方法与语言哲学的发展。如果说前面几章是“语言分析方法”的内涵，即从历史发展、基本含义、论域和现代形态上来研究语言分析方法，那么本章和第六章就是语言分析方法的外延，即语言分析方法的扩展性研究，从具体问题上来透视语言分析方法在求解哲学难题上的意义和方式。应当说，这是本书的升华，因为对语言分析方法的理论建构最终还是要将它与整个哲学，包括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和演进联结起来。在本章中，我们对语言哲学中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和核心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包括指称理论、真理观和意向性问题。具体写法是，首先对求解这些问题的传统方式和观点进行回顾和分析，进而揭示传统方式的局限和不足，最后指出语言分析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特征和意义。

但是，这同样是一份并不完整的研究提纲，完全可以再列出一系列的研究论题。比如，关于“意义”（meaning）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出现了很多理论，古典的观念论（idealism）认为语词或语句的意义就是它们所代表或在人们心中引起的观念，如洛克就主张这种观点；罗素（B.Russell）等人的意义指示论（denotative theory of meaning）主张语词有意义是因为它们标示了外部的事物；逻辑经验主义所倡导的是意义的证实论（verification theory of meaning），其口号是“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塔尔斯基（A.Tarski）和戴维森（D.Davidson）的意义真值条件论（truth-conditional theory）借助于分析语句的真值条件来说明语句的意义；针对逻辑经验主义强证实论而提出的意义整体论（holism）则认为承载意义的最小单位既不是语词，也不是语句，而是一个或大或小的语言系统，在自然科学中这个整体可以表现为一种科学理论，即理论的意义是整个系统的事情，亨普尔（C.Hempel）和奎因（W.Quine）等均持这一观点；行为反应论（behavior-response theory）是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它反对用人内心的观念来说明语言的意义，而主张用公共可观察的动作和行为来说明意义，认为语言的意义就是语言所产生的行为效果和对听者发生的作用；意义使用论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代表性思想，把语言的意义归结为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论可以说是意义使用论的发展，认为研究语句的意义原则上就是关于言语行为的问题，每一个有意义的语句都借助其意义来施行特定的言语行为；格赖斯等人的意义意向论（intentional theory of meaning）认为意义与讲话者的意向相关，即讲话者的言说效果依赖于讲话者和听者对言说意向的理解，主体是用语言表达式来意指某事的。[41]可以看出，从意义理论的整个发展演变过程看，从最初的观念论、指示论、真值条件论和证实论，到意义整体论、行为反应论、使用论和意向论，实际上是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体现出语言分析方法在意义理论当中的逐渐渗透，如此等等。语言哲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实际上都发生了同样的从观念、视角到内容和方法上的变革。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在本章中有关指称、真理和意向性的问题，我们曾经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角度做过研究，在本书中我们则主要从语言分析方法，特别是语用分析的视角上来进行，对同一内容进行如此处理似乎不太可能，但事实上，这涉及对“后现代主义”和“语用学”之间关系的认识。作为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新的文化经验和新的批判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对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带来巨大的震撼，对整个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科学实在论的研究都产生了新的冲击。在“后现代性和科学哲学”这一论题方面，国内学界已经做了许多的研究和讨论，比如，郭贵春教授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等专著就明确提出了“后现代科学哲学”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等核心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研究实际上揭示了后现代主义向哲学领域渗透和扩张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借用语用分析方法。实际上，科学哲学在从以“认识论的基础论”、“语言的表征”和“理论建构的原子论”为核心的现代性理论向以反对逻辑中心主义、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反对为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则和目的立法，而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科学的语境、修辞以及讲话的方式上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转变，不仅内在地与“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相关，而且在本质上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趋势是同性的。在这一过程中，奠定后现代科学哲学基础的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理论，或者具体地讲，是他们的“意义的关键在于命题”的思想，构成了语言多样使用和处理世界复杂关系的具有后现代性的评价范式。另外，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家广泛地把“语境论”的科学实践观作为一种超越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选择，认为语境论是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消解绝对偶像和对应论，排除唯科学主义的必然产物，在科学实践中结构性地引入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吸引了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各自优点，从而显示了强烈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42]可以说，后现代实践的语境化是后现代走向区别于现代走向的标尺，“现代论者和新现代论者强调对问题的技术的和经济的解决，而后现代论者则倾向于强调对他们发明的语境的和文化的附加物”[43]。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同样也把语用学作为解决传统叙事危机的手段，甚至把自己的后现代科学哲学表述为科学知识语用学。正是由于语用分析方法在后现代科学哲学中的应用，使得科学哲学表现出一系列后现代性的特征，比如，“在理论上，不断地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由逻辑转向社会，由概念转向叙述，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转向了对语义分析、解释分析、修辞分析、社会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的具体引入”[44]。语言分析内在地与后现代主义对科学哲学和科学实在论的渗透结合在一起。所以，本章以语用分析范畴代替后现代范畴来表达对指称、真理和意向性等问题的分析和看法，应当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对于进一步全面理解语言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横断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作用和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章：语言分析方法与科学问题的求解。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语言学转向的深入发展，语言分析方法在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得以全面展开和系统运用，显示出自身所独具的特征和意义。作为一种横断研究的方法论平台，语言分析方法在科学难题的求解上呈现出较强的理论适用性，既能够为一般科学哲学问题的考察提供理论支撑，也能为具体科学问题的反思和理解提供方向性指引。在这一章，我们选取了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和前沿性的三个案例来凸显语言分析方法的实践维度。首先，作为一般科学哲学核心论题之一的科学解释，在科学逻辑的框架下，由于遭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不得不寻求新的替代性方案，从亨普尔“演绎—规律”模型到范·弗拉森（B.C.van Fraassen）语用学解释模型的发展，已经显示出一种范式的转变，即从以语形和语义分析为基础的静态逻辑向以语用分析为基础的动态语境的变化，它深刻地反映了语言分析方法的发展和演变路径，表明了语言分析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手段已全面地渗透于科学哲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中。其次，作为计算机理论核心论题之一的并行理论表征和模型问题，经历了从语义到语用的范式转换，当代主流的并行理论Ada语言、Occam语言、Petri网等的表征特征明显呈现出以语用化解决语义问题的发展趋势，对计算机模型思想而言，大数据时代颠覆了人们对传统的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性理论的理解，一种基于形式语言和逻辑不确定性的计算机模型思想亟待形成。另外，作为当代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论题，人工智能表征和自然语言处理问题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语用化发展，人工智能表征的分解方法在自然语言语义理解方面遇到各种瓶颈，基于词汇的语境描写方法难以突破单句限制，人工智能表征要想获得突破，就必须借助基于段落或篇章的整体性语境描写方法。“自然语言处理”经历了从整体到局部的思想转变，下一阶段自然语言处理的关键就在于，在动态语义分析中引入语用技术，在经过语形和语义阶段之后，自然语言处理向语用阶段转化已成为必然趋势。通过一般问题和具体案例的考察，本章从科学实践透视了语言分析方法介入科学问题中的思维方式和具体路径。可以看到，运用语言分析手段来求解复杂的科学难题，不仅能为科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解，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全新的思维角度，也有助于我们在新的理论框架下，更全面地理解科学问题的本质。

第七章：语言分析方法与科学诠释学。本书的主要章节是在英美分析哲学的语境下来展开的，全书系统地考察了语言分析方法的理论背景、发展趋势和实践应用，然而，语言问题并不局限于分析哲学传统，它是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诠释学共同关心的核心论题之一。分析哲学与诠释学对语言及其作用的理解存在分歧和差异，这导致了二者在语言分析的方法论意义这一问题上，产生了碰撞和沟通，并最终深化了我们对于语言问题和语言分析方法的思考。因此，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尝试将诠释学作为语言分析的另一传统加以全面考察，以期在打通英美传统和欧洲大陆传统之间交流互动之通道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当代语言分析理论的广阔视野和多元论域。在具体的论述中，我们追本溯源，首先回顾并总结了由伽达默尔所主导的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明确了语言在诠释性理解和解释中的基础性地位，而语言的普遍性也有助于诠释学普遍性的实现，这一“语言学转向”也促使分析哲学阵营中的罗蒂、麦克道尔（J.McDowell）等人开始从伽达默尔等诠释学家那里寻求语言观等方面的启迪，因而，分析哲学与诠释学两种方法论的对话与沟通成了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相互交融的桥梁。在这种大背景下，当代科学哲学家群体逐渐意识到诠释学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中的普适性，进而认识到并不存在绝对独立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普遍具有诠释学的特征，而20世纪之后，诠释学在科学中的运用已经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诠释学已经不再局限于精神科学独立的方法论而扩张到了自然科学研究中。此外，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方法论的相互浸染也促进了科学方法论的扩展。由此，我们全面展开了对科学诠释学之理论溯源、发展历程、研究对象、理论特征和应用域面的系统阐释，围绕诠释学概念和理论在科学理解中的实际应用这一问题，将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哲学家马丁·埃杰（M.Eger），以及当代诠释学—现象学科学哲学（Hermeneutic and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先驱者之一P.A.希兰（P.A.Heelan）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作为该领域典型的理论形态，加以详细讨论。最后，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察之下，我们明确指出当代科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科之间的互动性关联及复杂性学科的出现不仅对当代科学的诠释学分析做出了有力论证，而且推进了科学诠释学在当代科学研究中的运用。本章通过阐释语言分析方法与诠释学理论之普遍性，以及诠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适用性等元问题的密切联系，将语言分析作为联结分析和诠释两种哲学风格，沟通英美和欧陆两种哲学传统的横断性研究平台，加以重新界定和全面考察，在视域的融合中展现语言分析对于当代哲学的形塑和改造。

结束语选择以“经验知识的辩护——语言分析、心灵图景与自然主义”作为全书主旨的升华，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将语言分析方法作为核心论域，系统地考察了其在理论背景、思维模式、发展趋向及应用维度等各个问题域中的延展和表现，以及其在沟通英美和欧陆哲学传统中的关键角色。然而，方法论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语言分析方法的理论建构和实际应用，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经验知识的基础问题，尤其是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提供一种方法论辩护。为此，本书的结束语部分就必须回到知识问题的考察上，而经验知识的成立必须以重新界定语言与世界之间关系为基础。因此，我们从20世纪经验主义、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三者的关系出发，具体地阐释了语言分析方法如何重塑知识论之基本面貌和理论形态。

[1] 江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载《科学时报》，1999-03-29。

[2] Brigitte Nerlich，David Clarke，Language，Action，and Context：the Early History of Pragmatics in Europe and America 1780—1930，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6，p.6.

[3]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2～4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

[4]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2～4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6～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5] 郭贵春：《论语境》，载《哲学研究》，1997（4）。

[6] 郭贵春：《论语境》，载《哲学研究》，1997（4）。

[7] 郭贵春：《科学修辞学的本质特征》，载《哲学研究》，2000（7）。

[8] 参见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43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

[9] Herbert Simons eds.，The Rhetorical Tur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298.

[10] 殷杰、郭贵春：《哲学对话的新平台——科学语用学的元理论研究》，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1]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132～13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2] 李红：《另一种先验哲学：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述要》，载《教学与研究》，2000（10）。

[13] Stephen 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5-35.

[14] Stephen 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54-369.

[15] Gerald Gazdar，Pragmatics：Implicature，Presupposition and Logical For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9.

[16] Geoffrey Leech，Principles of Pragmatics，London：Longman，1983.

[17] Jacob Mey，Pragmatics：An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1993.

[18] George Yule，Pragma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9]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20] 何兆熊：《语用学概要》，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21] [美]蒙塔古：《语用学和内涵逻辑》，翁世盛译，见中国逻辑学会语言逻辑专业委员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编译：《语用学与自然逻辑》，168～194页，北京，开明出版社，1994。

[22] 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序言，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23] 李红：《先验符号学的涵义：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思想研究（一）》，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1）。

[24] Brigitte Nerlich，David Clarke，Language，Action，and Context：the Early History of Pragmatics in Europe and America 1780-1930，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6，p.6.

[25] [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10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6] Jürgen.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atic Turn，” in 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Maeve Cooke（ed.），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8，p.376.

[27] 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前言，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28] 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序言，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英汉哲学术语词典》，21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0] 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3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31]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2]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87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33] 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41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4] Maeve Cooke，Language and Reason：A Study of Habermas’s Pragmatics，Massachusetts/London：The MIT Press，1994，p.3.

[35] [德]卡尔-奥托·阿佩尔：《为何先验语用学》，转引自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178～17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36] Brigitte Nerlich，David Clarke，Language，Action，and Context：the Early History of Pragmatics in Europe and America 1780-1930，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6，p.13.

[37] [德]卡尔-奥托·阿佩尔：《为何先验语用学》，转引自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17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38] 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17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39] Jürgen.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atic Turn，” in 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Maeve Cooke（ed.），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8，pp.348-352.

[40] Asa Kasher（ed.），Pragmatics：Critical Concepts （I），London：Routledge，1998.

[41]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65～10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

[42]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1～3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43] Babette Babich，Debra Bergoffen，Simon Glynn，Continental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Aldershot：Avebury，1995，p.17.

[44]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1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