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大乡村教师政策倾斜力度，确保实施操作更为精准

国家应加大对乡村教师政策的倾斜力度，进一步明确权责、细化分工，确保实施操作有效可行，协同推进乡村教师政策的贯彻落实。考虑到我国地区、城乡之间乡村教师队伍情况大不相同，国家政策难以制定统一具体规定，现就国家层面提出如下建议：一方面，以把握政策整体方向为主，密切关注政策实施动态，及时制定并适时调整政策方向，为地方政府落实乡村教师政策提供航标并保驾护航；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完善政策实施监管与问责制度，以督导地方制定并落实细则，从而有力确保乡村教师政策实施操作的执行力度。地方政府作为政策实施操作的主体，应在中央指导、督查之下，总结以往乡村教师政策经验和问题，借鉴其他地方的典型经验，克服敷衍制定政策的弊端。同时，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为抓手，制定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可行性的地方配套政策，在新时期着力从生活待遇、城乡编制、职称评聘等方面向乡村教师予以倾斜，进一步稳定优质的乡村教师队伍。

（二）保证乡村教师政策延续性，协调各项政策整体推进

我国乡村教师政策从散落于教育类、教师类大政策到发展成为专门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以往“单条腿”走路的政策方式，某种程度上已经不能有效缩小城乡师资差异，需要“多方齐抓共管”，才能促使乡村教师政策的贯彻落实更加全面有效。例如，要从“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三个方面共同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拓展教师补充渠道、完善教师培训、提高教师待遇、提升教师地位，努力形成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为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的师资保障。在教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适当增加促进教师发展方面的内容。例如，切实提高教师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让教师在生活中无后顾之忧，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引领社会进步的工作中。尤其是在行政管理系统中，要尽量做到政教分家，在教育教学中要赋予教师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教师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三）完善政策追踪评估机制，促进政策适时调整

政策评估是乡村教师政策发展完善的必要环节，是及时、有效地促进政策调整的关键。具体措施有以下四条：第一，推动评估主体的多样化。国家应突破以往政府内部政策评估的自闭性和非正式性，增加第三方机构等进行专业、科学的外部政策评估，促进政策评估主体的多样化，集思广益为政策调整改进建言献策。第二，探索评估方法的多元化。我国可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政策评估方法，既重视事实描述又重视价值评估，关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研究并举，做到准确、规范，有效收集基层政策实施第一手资料，为改进政策提供可靠依据。第三，注重评估对象的广泛性。以评估政策影响为主，辅以对政策产出的评估，特别关注乡村教师个体、团体等不同对象在该政策制定、执行中的“声音”，以及这些观点看法对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使政策改进更“接地气”。第四，确保评估过程的全面性。从乡村教师相关政策颁布之初即开始进行研究跟进，对政策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长期追踪评估，消除以往评估只做事后评估的弊端，提高评估过程的规范性、合理性、全面性。

（四）探索基于大数据的乡村教师政策决策支持

大数据时代，应将基于大数据的预测、分析逐步融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管理和决策中。经过多年的试点监测，我国已于2015年正式建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从而为基于大数据的乡村教师政策决策支持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国家应积极开展研究，努力探索和充分利用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技术、数据和结果，为乡村教师政策的规划、制定和评估提供专业、科学、有效的依据，完善决策环节，提升决策水平。

[1] 劳凯声：《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和教师的专业权力》，载《教育研究》，2008（2）。

[2] 谢安邦：《论师范教育的特性》，见《教师教育研究》，1994（2）。

[3] 蔡海龙：《学校法律地位变迁中的教师身份与教师社会经济地位》，见劳凯声：《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6辑，17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4] 蔡海龙：《学校法律地位变迁中的教师身份与教师社会经济地位》，见劳凯声：《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6辑，17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5] 程雁雷、廖伟伟：《教师权利义务体系的重构——以教师法律地位为视角》，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6）。

[6] 余雅风：《论教师聘任合同的公法规范与控制》，载《教育发展研究》，2008（22）。

[7] 余雅风、劳凯声：《科学认识教师职业特性 构建教师职业法律制度》，载《教育研究》，2015（12）。

[8] 神田修：《学校教育と教职员の权利》，133页，东京，学阳书房，1978。

[9] 劳凯声：《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应当规定为公务员》，载《中国教师报》，2014-09-24。

[10] 余雅风、劳凯声：《科学认识教师职业特性 构建教师职业法律制度》，载《教育研究》，2015（12）。

[11] 随着无人驾驶技术（智能机器人替代了驾驶员）的发展，司机这个职业即将消失；而翻译机的问世，使得翻译这个职业也岌岌可危；不难预见，传统坐诊医生、律师等职业（人才）也将同翻译一样都将从我们身边消失而成为历史。这表明，未来社会连翻译、医生和律师这类职业也可能不再是一类职业，也可能不再是一类人才。人工智能专家蒲戈光教授认为，未来智能社会或智能时代，智能机器将成为社会关系的界面。人类的社会分工与阶级分层将紧紧围绕智能机器展开，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智能机器的制造者，未来会处于整个社会关系的高级阶层。第二，被智能机器服务者，未来80%的人将处于该类。第三，服务智能机器者。第四，远离智能机器者，他们主张回归自然。由此看来，在智能社会，智能机器的制造者才是真正的人才。参见朱永新、徐子望、鲁白等：《“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笔谈（上）》，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4）。

[12] 参见朱永新、徐子望、鲁白等：《“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笔谈（上）》，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4）；伏彩瑞、关新、朱华勇等：《“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笔谈（下）》，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5）；张玮佳：《关于人工智能对教师影响的几点思考》，载《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5）；何文洁、苏珊、雷灵：《教师该如何走进“人工智能”》，载《现代教育报》，2017-12-04。

[13] 余雅风：《从教师职业的公共性看教师的权利及其界限》，载《教师教育研究》，2006（3）。

[14] 荀渊：《教师教育变革的基本逻辑与未来走向》，载《教育研究》，2014（10）。

[15]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1649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16] 张斌贤、李子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师教育体制改革的进展》，载《教师教育研究》，2008（6）。

[17]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1832～1834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18] 荀渊：《1949年以来我国教师教育的制度变迁》，载《教师教育研究》，2013（5）。

[19] 李瑾瑜、史俊龙：《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政策演进及创新趋势》，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20] 教育部：《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540号（教育类051号）提案答复的函》，2017-09-25。

[21] 管培俊：《关于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十个观点》，载《教师教育研究》，2004（4）。

[22] 陈尚琼、余仁胜：《我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回顾与展望》，载《课程·教材·教法》，2015（4）。

[23] 朱旭东、胡艳：《中国教育改革30年：教师教育卷》，16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4] 李子江、张斌贤：《我国教师资格制度建设：问题与对策》，载《教育研究》，2008（10）。

[25] 陈尚琼、余仁胜：《我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回顾与展望》，载《课程·教材·教法》，2015（4）。

[26] 朱旭东、胡艳：《中国教育改革30年：教师教育卷》，23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7] 汪明：《“县管校聘”是教师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载《中国教育报》，2015-04-17。

[28] 中共教育部党组：《努力做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载《光明日报》，2018-02-08。

[29] 王红蕾、吕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的演进与改革路径》，载《现代教育管理》，2017（5）。

[30] 王红蕾、吕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的演进与改革路径》，载《现代教育管理》，2017（5）。

[31] 刘冠生：《城市、城镇、农村、乡村概念的理解与使用问题》，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