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事而后取的做事态度

【原文】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解析】

这里讲的“谷”，是代表当时的俸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学生原宪问什么是可耻的事情，孔子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就用不着了，我们不必去占住那个职位，可以让别人去做了。如果仍旧占住那个位置，拿俸禄，无所建树，就是可耻的。其次，社会国家没有上轨道，而你占在位置上，又对社会国家没有贡献，也是可耻的。结论下来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读书？为什么从政？不是为了自己吃饭，是为了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假如没有贡献，无论在安定的社会或动乱的社会都是可耻的。

孔子“敬其事而后其食”的观点，不仅表现了他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的高境界，同时对于世人也是有益的劝诫。它是人类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人生实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策略。因为人与社会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人与社会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每个人首先应该想到为社会先做贡献，多做贡献，促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逐渐发达，然后才能谈得上取之于社会。对从政者而言，严格意义上讲他从政本身就应该是效力社会，而不应先考虑为个人捞好处。所以从政者首先必须考虑如何为国家出力。历史上辅政者、从政者多得无法统计，但能流芳后世的哪一个不是“敬其事而后其食”的能人、贤者呢！

唐朝贞观年间的宰相房玄龄，可算是一个“敬其事而后其食”的贤臣。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县人，开始在隋朝做官，任隰城县尉，后来因事获罪被革官，迁居上郡。李世民率军巡行渭北，房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拜见。李世民一见房玄龄就像看到久别的故人，于是暂任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既然喜遇知己，就竭尽心力效劳。当时，每平定一个地方，别人都争相搜珍宝，唯独房玄龄先收罗人才，送他们到幕府。如有善于谋划的文臣和武艺高强的猛将，就暗中向他们再三致意，互相结约，各尽死力报效国家。后来房玄龄得到多次提升，官做到秦王府记室兼陕东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中供职十多年，长期主管记室，很得秦王李世民的信任。李世民的势力威胁到身为太子的李建成，李建成十分嫉忌，更嫉恨李世民的得力助手房玄龄，就在高祖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这样，房玄龄与杜如晦一起受到高祖的驱逐斥退。到李建成将要作乱的时候，李世民就召见房玄龄与杜如晦，令他二人穿上道家服装，暗中进入秦王府商议。玄武门之变平息后，李世民当上皇帝，房玄龄被任命为尚书省尉，监管修撰国史，又被封邢国公，任宰相，总管百官。房玄龄更是从早到晚地虔诚奉职，尽心尽力，不愿让一人一事处理失当。听到别人有优点，就如自己有一样。房玄龄明了、熟悉公文事务，又用文辞修饰，审查或制定法令，注意宽缓平和；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用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或成绩的大小来录用或奖励，不嫌弃出身低微的人。贞观十三年（639年），又被加封为太子少师。房玄龄独任宰相职务十五年，多次向唐太宗李世民呈递奏章，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太宗下诏不同意。贞观十六年（642年），房玄龄又晋官为司空，仍然总理朝政，依旧监管修撰国史。房玄龄又以年纪老迈，请求辞官。太宗派使者对房玄龄说：“国家长期任用，一旦突然没有贤良的宰相，就像一个人失去了两手。你如果精力不衰，就不要辞让此职，如果自己感觉精力衰弱，再另奏明。”房玄龄这才停止自己的请求。李世民又经常想到开创帝业的艰难和房玄龄辅佐自己创业的功劳，就写了一篇《威风赋》来比喻自己，将它赐给了房玄龄，由此可看出太宗对房玄龄的称赞与信赖到何等程度。

东南名胜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曾把它赞美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女。在这仪态万方的“美女”身旁却葬着两位铮铮铁骨、气壮山河的汉子。后人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岳于双少保”，一个是指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岳少保，另一少保则是明代名臣于谦。这位于谦于少保便是一位“敬其事而后其食”的典范。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于谦出生于浙江钱塘县（今杭州）一个官宦诗书的家庭，从小就在祖父的督教下刻苦学习。他特别爱听历代先贤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故事，十分珍爱祖父的一幅文天祥的画像，在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一直带在身边。于谦立志以身报国，常叹曰：“此一腔热血，竞洒何地！”他写下了著名的《石灰吟》一诗：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一生的事迹与岳飞有相似之处，岳飞提出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于谦都做到了。他不仅是一位军事家、民族英雄，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一生勤政爱民、刚直不阿、忧国忘家，在为政治国方面颇有建树。

于谦聪明好学，少有神童美誉，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次年，于谦被选授山西道御史，从此步入仕途。任御史期间，他直言敢谏，首先弹劾了西南地区某些将吏妄杀百姓、冒充军功的罪行，接着又弹劾了陕西将吏扰掠民众、为害地方的劣迹，引起朝廷重视，很快下令严办。宣德初，明宣宗接见御史，见于谦相貌堂堂，奏对自如，颇为注目。当时顾佐任都御史，对御史要求严格，唯独十分推重于谦。不久，于谦出任江西巡按，在任期间他不畏权贵，平反冤狱，打击豪强，官场震动，于谦名声大震。宣德五年（1430年），河南、山西灾荒严重，朝廷拟派大员前往治灾，明宣宗亲笔书写了于谦的名字，授给吏部，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于谦肩负重任，匆匆上路赴任了。为了了解情况，他“朝在太行南，暮在太行北”。大灾之后的惨景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他以诗歌的形式记载了民生的艰辛：“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倚门皓首老耕夫，辛苦年年叹未苏，桩木运来桑柘尽，民丁抽后子孙无。典余田宅因供役，买绝鸡豚为了逋。”历任地方官不谋民生，只知搜刮民脂民膏，辛苦终年的农夫到头只有用粥菜充饥。一遇灾荒绝收，面临的就是绝境。于是于谦上书请求朝廷拨款三十万两，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并严令地方官秉公办事，严禁克扣中饱，违者严惩。这一举动，把几十万灾民从死亡线上解救下来。为了使人民度过荒年，于谦还下令将一些地方仓库的存粮减价卖给农民，还免去了一些地方百姓的田租劳役。为了制止灾后疫病的流行，他还设立了惠民药局，免费为百姓治病。

于谦在河南、山西任地方长官达十九年之久。这一地区历来多灾，尤以河南为甚。为给人民筹长远之利，他作了一项规定：每年三月青黄不接之时，官府借粮给贫苦的百姓，待秋后归还；对实在无力偿还者可酌情免掉他们的借粮；州县官每年必须备足粮食，否则，任满当迁者不许离任。河南黄河多水患，于谦发动百姓修筑大堤，并在堤上植树固基；设置亭长，专职督率修堤，一有缺损，随时修补。他还令地方种树凿井，为商旅提供歇息之处。于谦巡抚山西、河南期间，深受人民爱戴，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于青天”。

从三十三岁起任兵都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时起，于谦历任高级官职，但他一生清廉自守，把名节看得很重。他认为金钱会损害名节，聚敛金钱的人即使逃过了国法，也逃不过公议。他为官从不搞排场，都是轻车简从，也从不搞请客送礼。当时地方官进京办事，按例要带很多钱物，以疏通关系，而于谦每次空手入京。有人劝他说：你不带金银，也应带点手帕、蘑菇、线香之类的土产。于是，于谦作诗一首以明志：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阎闾话短长。

于谦后来任兵部尚书时，日夜筹划军国大计，索性就住在官署，不回家了。他平生不治产业，所住的房子仅能蔽风雨，皇帝在西直门赐给他一所宅院，他固辞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皇帝不允，于谦不得已接受了，但始终没有住进正房，只住在偏房中。

天顺元年（1457年）爆发了“夺门之变”，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军人、政客和宦官曹吉祥等利用景帝病重之机，带兵闯入皇宫，撞门毁墙，接出英宗，拥至奉天殿。当时文武百官正待景帝临朝，徐有贞大呼：“上皇复辟了！”事起仓促，百官惶恐，只得分班朝贺。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成功了，景帝被废掉，几天后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政变的发动者们把打击矛头指向于谦。石亨因保举于谦的儿子为官受到于谦的痛斥，一直心存怨恨，加之于谦平日对他约束甚严，他的侄子石彪贪赃枉法受过于谦的弹劾，因此，把于谦视为眼中钉。徐有贞本名徐呈，因倡言迁都遭于谦痛斥，臭名昭著，不得不改名有贞，更是恨于谦入骨。一些太监因于谦约束甚严，不得擅权，也恨于谦，于是他们群起攻之，定于谦谋逆罪。英宗因于谦当年拥立景帝，自然是心存私憾，但不忍杀之，说：“于谦实在是有功。”但在徐有贞的极力怂恿下，英宗下了决心。

于谦被捕后，徐有贞下令痛加拷打，一同被捕的王文抗辩不已，于谦从容劝道：“这是石亨的意思，辩也没用。”当年，于谦在北京惨遭杀害。当时，路人嗟悼，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洒泪。抄家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抄家者见正房紧锁，破门一看，原来里面放着景帝赏赐的玺书、剑器、蟒衣等。当时有个叫陈逵的官员感念于谦的忠义，收殓了他的遗骸，于谦的女婿朱骥将灵柩运回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宪宗成化初年，明政府为于谦平反昭雪，他在北京的故宅改为“忠节祠”，祠内悬有后人题写的匾额——“热血千秋”。

数百年来，于谦一直受到后人的景仰，激励着后代仁人志士舍生取义。这与他毕生恪守“敬其事而后其食”的信条，清廉刚直、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首先要“敬其事”，就是现在讲的“负责任”“敬业”；先真正能负了责任，然后考虑自己待遇、生活的问题。假使说为了待遇、生活而担任这个职务，那将为人们所不齿，不是一个君子应该做的。孔子是身体力行地体现了做人处世的责任感、事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