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才是生存的根本

【原文】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解析】

孔子说：“君子认为说得多而做得少是可耻的。”

我们知道建楼房，必须要有个坚实而牢固的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一个好的根基，楼房是建不起来的，根基不扎实，楼房也不可能建高。但要想把楼房建起来，建好，光靠地面下的根基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靠地面上的工作。这个地面上边的工作，放在人的生存过程中，就是“做”，而且要能干。

古时候，有个人很会贮藏柑橘，到了寒冬腊月，别人家的柑橘早都干的干，烂的烂，而他家的柑橘却新鲜如初。这样的柑橘拿到集市上，自然可以卖个不错的价钱。这个人也因此而大赚了一笔。可买柑橘的人拿回去却发现，这样的柑橘只是在外表上好看，而实际上内里的东西全都像破败的棉絮，根本不能吃了。

人们把这种柑橘称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人世间有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柑橘即使内里的果肉再好再甜，如果没有差不多的外表，绝对没有人会看上一眼的；同样，光有美丽的外表，却没有实实在在甘美的果肉，这样的柑橘人们也不会要。卖这种柑橘的人只能骗几个人，骗不了多数，这样的柑橘也只能卖一次，第二次也绝对没人买。

做人也是一样，不管你肚子里有多少才学，说不出来，不会有人注意。于是常常有人“怀才不遇”，也常有人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代人重视情商的培养，也说明了它的重要。但除了一张利嘴外，没有什么才干的人，更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毛泽东给这种人作过一个十分形象的描述：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实际上，“说”和“做”的关系，就像是一棵大树的枝叶和主干，没有枝叶，主干难以成活；没有了主干，也就不存在枝叶。

一个人活着，仅仅会说，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我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王衍清谈误国的故事就值得我们深刻地反省。晋惠帝时期，一些朝廷士族官员不务正事，经常三五成群聚集一起胡乱吹牛，浮夸连天。他们谈的话题多是不着边际，荒诞无稽的事情。这种谈话当时比较风行，人们称它为“清谈”。

王衍当时在朝中任尚书令，他经常与河南尹乐广凑在一起清谈。一时间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很大，朝廷内外的人都争相效仿他们。王衍与弟弟王澄，喜好品评人物，当时的人都以他们的评价作为标准。

王衍神态聪明，容貌秀美。他小的时候，山涛见到他，赞叹了很久，说：“什么样的妇人，竟然生下这样好的孩子！但是危害天下百姓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

乐广性情淡泊简约，与世无争。他每次谈论，总是用简略的语言辨析事理，使人感到内心满足。而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就保持沉默。他议论别人，一定先称赞这个人的长处，那么这人的短处不用他说，也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

王澄以及阮咸、阮咸的侄子阮修、泰山人胡毋辅之、陈国人谢鳏、新蔡人毕卓等人，都以任性放纵为通达，甚至他们喝醉了酒发狂**，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

胡毋辅之一次痛饮，他的儿子胡毋谦之见到了，厉声叫着他的字说：“彦国，你是上了年纪的人，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了！”胡毋辅之听后放声大笑，叫他进来一起喝酒。毕卓曾经担任吏部郎，一次他的邻居酿造的酒熟了，毕卓就借着酒劲，趁夜跑到隔壁去偷酒喝，结果被看管的人捆绑起来。第二天早晨，邻居才发现是吏部郎毕卓。乐广听说此事后取笑他说：“名教之中自有欢乐之处，何必这样呢？”当初何晏等人继承老庄学说，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作为根本。所谓‘无’，就是滋生万物，成就万事，无论到哪儿都存在的东西。阴阳依赖它而变化相生，贤者依赖它而成就德性。所以‘无’所到之处，没有爵位也照样富贵。”对何晏的学说，王衍非常认同。朝廷中的士大夫知道后，就都把虚浮放诞看做美好的行为，而荒废了正业。

侍中裴颁认为崇尚虚无，有害无益，于是他就写了一篇论文《崇有论》，来纠正虚无思想的误导。然而当时那种崇尚虚无的风气已经非常盛行了，裴颁的论文也就无法进行纠正了。

到了公元311年4月，东海王司马越在项县去世，太尉王衍等人一起扶奉司马越的灵柩回东海郡安葬。途中，石勒率领轻装骑兵追击司马越的灵车，在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军，消灭了十几万护送的晋朝军队。

石勒擒获大尉王衍等人后，让他们坐在帐幕下，向他们询问晋朝的事情。王衍详细陈说了祸患衰败的原因，声称计策不是自己制定的，并且说自己从小就没有当官的欲望，不参与俗世的事务。又借这个机会劝石勒称帝，希望自己能因此得到赦免。石勒听完后冷笑着说：“您年轻力壮的时候就已在朝廷当官了，身居要位，名声响彻海内，凭什么说自己没有当官的欲望呢？你把天下搞得一团糟，不是你又是谁呢？”说完，他命令部下将王衍架了出去。石勒对部下孔苌说：“天下我去过的地方多了，还不曾见过这种人，你看这种人应不应该留？”孔苌说：“他们都是晋朝的王公大臣，终究不会被我们所用。”言下之意很明显。石勒说：“那就杀了他们。不过为了表示尊重，就不要让他们死在刀刃之下了。”

于是当天晚上，石勒就派人推倒墙壁，将王衍等人压死了。

因此，我们不仅仅要会说，还应当要做到言行一致。这就要求我们行动起来，敢于务实，切不可清谈务虚。只清谈务虚，容易使自己行为张扬，容易导致他人忌恨，这样祸害也就不远了。更何况人要想生存，就注定了必须要以劳动为根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不做事，你无法生活。

寒号鸟是以懒而出名的。在寒冷的天气里，它躲在石头缝里“哆罗罗，哆罗罗”地叫，发誓一定要在第二天垒窝。但只要第二天的天气稍稍变好一点，它就会懒洋洋地蹲在一个背风的地方晒太阳，并不断地给自己寻找各种不用垒窝的理由。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它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接受冻死的命运。人世间也是这样，勤劳的不一定能致富，但懒人绝大多数都是贫穷的。不做事，你不可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当一个人连最起码的衣食住行都保障不了的时候，所谓的做人的尊严、地位就更加不必奢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仍旧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苟延残喘，也不过是个行尸走肉，生和死对于他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寒号鸟的故事差不多人人皆知，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做”的重要性的。譬如说我们身边那些已经参加工作，却整天不思进取、慵懒无比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浑浑噩噩中由天才变成了傻子，有些人不得不在“失业，择业，再失业，再择业”怪圈中耗费人生，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竞争中的胜利者，也永远得不到享受美好人生的权利和机会。

自然界的生存竞争，其意义是物种的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即使没有人类的破坏，也同样会有许多物种因为不能适应自然规律而自然消亡。人类社会也存在激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淘汰的不是人类或哪一个人，它淘汰的是不适应社会进步所需要的生存方式。如果一个人固守那种生活方式，始终不愿意松手，他必将成为这种生活方式的陪葬品。不愿意“做”的人，就时刻面临着这样的危险。

我们不是皇族地主，也很少有人能够因彩票中注而一夜之间暴富，大多数的我们都极其平凡，没有殷实的家底，没有强大的靠山，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努力而得到的。因而，我们生存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个“打江山”而不是“坐江山”的过程。那么，既然是在“打江山”，“做”就非常重要，就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