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叙述的是，王阳明50岁至56岁大概六年的时间中，诸如门人教化、讲学上的论辩，以及他的四处游历的事迹。经历了人生中那么多的残酷体验，王阳明先生此时的胆识谋略与此同时几乎经历了最高限度的磨炼。对此，读者朋友如果对王阳明这一时期的传教的殚精竭虑详加体悟，肯定会受益良多。

发表“致良知”

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年，王阳明50岁。他仍身在江西，正月的时候居住在南昌，从这时候起，他就开始传播阳明学的最核心思想——致良知。

在这之前，王阳明得知武宗皇帝的车驾在上个月十日已经返回宫廷，起初的顾虑一下子就没有了。当时的王阳明还在亲征的路途之上。由于经历了宁王朱宸濠、张忠、许泰等人的蓄意陷害，王阳明更加体会到了良知真的足以令人忘却患难、超越生死。所谓的考三王（指的是中国大圣人尧、舜、禹），即“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和这些相提并论了。

此时在《与门人邹守益书》中，王阳明先生如此写道：“我近来在书信中悟得‘致良知’三字，这是真圣门正法眼藏。我以前的存疑还都没有获得释解，今自多事以来，只有这良知陪着我经历困难的岁月。譬如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以免除没溺的担忧。”

王阳明又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要义。他认为有学问的头脑为良知发现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言论摘其要如下：

良知是学者究竟话头。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昭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在王阳明看来，上述的“致良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他认为，良知人人都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

一日与门人陈九川一起聊天，正在兴头上的时候，王阳明先生突然仰天发出长长的一声喟叹。

弟子陈九川忙问：“老师您为何发此喟叹？”

王阳明回答道：“致良知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居然被埋没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到现在也没被人所认识到，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

王阳明答道：“这里我所主倡的良知说，就是千古圣贤世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我知道‘良知’这两个字，还是从龙场悟道的时候开始。自那以后，我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无端地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足可洞见其全体，真是无比痛快，此情此景令人高兴得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如此良知之说是自我一生中的百死千难中悟将出来的，哪有那么容易就能够参悟通透到这个程度呢！为了世人，我愿意将自己的领悟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此本是学者穷其究竟的话头，可惜此理论被历史埋没时间太久了。一般的学者往往会因为外表的所见所闻而找不出症结所在，从而陷入迷乱的境地。我就不得不一口气把这些理论全部为他们解释清楚。我只是有些隐忧，只怕这些学者们这么容易就得到了良知的最本质含义的话，会不加甄别就盲目拜倒在‘良知’的脚下，只把时间当作一种消遣胡乱玩弄，那么，我的这番作为就更是辜负了良知的最本真含义了！”

王阳明自正德七年40岁的时候起，但凡与学者讨论，必会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人间至理。每每被人问起其缘故，他都推介说自己仍然在参悟之中，至于“天理”究竟为何物、如何之获得的问题，王阳明先生曾对周围的朋友说：“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含诸口，莫能相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悟的确很难揣摩，大概只能领会而不能口授吧！

记录陆象山的子孙

王阳明认为陆象山深得孔、孟精神的精髓。

陆象山，即陆九渊，其号为象山先生，字子静。南宋著名哲学家，与当时人所周知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合称为“朱陆”。陆象山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他以“心即理”为核心，创立“心学”，强调“自作主宰”，宣扬精神的动性作用。他的学说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正宗理学相抗衡。然而，陆象山的学术思想一直以来都被忽略和打压，而没能很好地得到弘扬。文庙中也没有供奉陆象山的牌位，使其享受子孙万代的膜拜。陆象山的子孙后世也是丝毫没有因为陆象山的存在而获得到任何好处。

王阳明对此感到十分遗憾。他就给陆象山故里抚州府金溪县官吏发令，叫他对陆象山的子孙后代进行封赏，按照明朝其他地方圣贤子孙的事例，对于陆氏嫡生子孙应当免除他们的差役。如果其后人有才华出众的俊秀子弟，要写明其姓名报告给朝廷，让他们有机会继续读书深造。

我也曾对朱子学和陆王学说的历史进行讨论，择其要如下：

朱子学说从其源头中国相传至今日的日本，在成形中融入了已有的各种思想，其概貌大多还只是资料的堆积和介绍。故而朱子学犹如高山不让土壤，江海不拒细流那般，但是朱子学所全力倡导的以北宋诸家的学说最为著名。代表人物有周濂溪、张横渠、邵康节、程明道、程伊川等大哲。其中“二程”在日本近世哲学史上占据了尤为重要的地位。概而言之，陆象山、王阳明间接地受到了以程伊川系统为主的朱子学说的影响。朱熹则是生于程伊川殁后二十三年，即公元1107年，其系统大致发展为：程伊川——罗从彦——李延平——朱熹。朱熹可以说是朱子学的集大成者，是开创了儒教史上一个新的时期的伟人。

陆象山和朱熹是同一时代的人，是朱熹平日里关系亲密的讲友与同好。但是，两个人讲学的方法却截然相反。自此开始，天下的学者划分为朱陆两派，朱熹和陆象山各执一端。等到朱熹（1200）和陆象山（1192）二人殁后，再到1279年南宋灭亡，此间大约经过了八十年。元朝八十八年，明朝入侵，再到王阳明出生历史又流逝了一百又三年。

就在这二百七十年间，中国儒学出现了朱子学派、陆子学派和朱陆中庸学派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朱子学派的经典著作已被当局完备注释，因此在科举考试和朝堂政治中被广泛重视，得以成为官员选拔和谋求晋升的参考用书。因而朱子学在当时受到广泛吹捧，在学堂也被大面积地讲授，其盛况远远超越了陆子学派。

陆象山殁后二百八十年，王阳明亲眼看见了朱子学的陋习之后，决意要振兴和实践更为适合社会现实的陆子学说。自此大大鼓吹陆象山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学说，被称作阳明学。

上述就是二者之间的渊源所在。因此王阳明要求表彰陆象山的子孙后代，又倡导翻刻《象山文集》，还为全集撰写序言，这些都是用来大力弘扬陆象山，这是其重要缘故所在。

席元山曾经听说王阳明先生论学于龙场的时候对陆象山的学说深为诟病，然后开始写作《鸣冤录》一文辗转递送给王阳明先生。席元山在书信中批评王阳明“称其身任斯道，庶几天下非之而不顾”，可谓是言辞激烈。

王阳明的学问系统有可能源自于陆象山，其相同点甚多毋庸赘言，其中的“心即理”学说尤其从陆象山学说所得处甚多。但是陆象山学说最核心的就是“心即理”，换言之，陆象山学说即建立在“心即理”学说的基础上，王阳明的学说如果摒弃“心即理”一说也是无从谈起的。由于这个缘故，吾人要了解王阳明的“心即理”说，必然不能撇开陆象山的“心即理”学说。然而，由于时代性质和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其二人的学说用语上的巨大差异自然是不言自明的。

首先对“心即理”的含义进行简要的解释。“心即理”的真正含义并不是肤浅的“心”就是“理”的意思。我们常说的“心即理”即认为心理合一，二者是异语同义，“心即理”的理论基础是物我一体论，即身、心、意、知、物是浑然一体的，是不可以相互独立的存在的。

王阳明先生将“心即理”作为其心学的立言宗旨。他说：“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王阳明指出，心即理，理即心，心理为一，主体即本体，离心求理则无理，遗理求心则无心。以此反对把心与理分二的观点，从此角度来看，这是对陆九渊思想的一种继承。

王阳明先生又在“心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良知者心之本体”的思想，把良知与心互相等同，认为心的本然状态即是良知，并指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以更具主观认知功能的良知来取代天理在其心学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强调“致良知”，以发挥心本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把本体与工夫结合起来，集本体论、认识论、道德修养论为一，这就丰富并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体系。

事实上，世人经常会误解“心即理”的字面含义，将本心和私心混淆起来进行理解，认为二人的学说只是如“二二相加即为四”的简单累加，并无端连累到陆王二子的学说，且此倾向常演不歇。这种观点其实是对陆王二子学说的无意背离，甚至无异于毒害世间。这只能看作是浅学之徒的误解而已。当然也有称作是专家的人对此学说人为地进行刻意曲解，对陆王二子进行蓄意诬陷，这全是他们自身的过失罢了。由于王阳明倡导心即理的学说，因此与朱子的即物穷理学说并不相容，朱子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各具自理，因此应当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结合其学说对世间万物的理展开进一步研究。详而言之，吾人日常所为种种事项，即便是一草一木皆含有其自身之理，如要求之，必然要依靠于相关知识资料。譬如说，对君的忠、对亲的孝便同此理，首先是从经验上、书籍中的忠孝或者通过师友的言传身教来体验，客观上还要充分明白忠孝的定理，然后精密地区分究竟何为忠、何为孝，这个认识过程就是所谓的心外有理说。

但是王阳明的学说与此大不相同。王阳明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不必尽求其理，事物之理已在吾心具备，如我等求心外事物之理，在事物之理不存时，吾心仍能善做吾人之事，显示出标准，此种情况下，是做法正确，错误的情况下，事情便不可为。

这是王阳明学说和朱子学说一个重要的相异之处。

白鹿洞门人聚义

这年五月，王阳明打算抽空回故乡一趟，于是就约了座下的门生们聚集到一起，再一次好好地探讨下阳明学的要义。

在此间，王阳明先生曾写书信敦促弟子邹守益（字谦之）道：

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区区归遁有日。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

（参见《与邹守益书》）

王阳明此时热衷于讲学的情景由此可见一斑。

孝宗弘治十五年（比正德辛巳早二十多年）春，湛甘泉在避地发履冢（地名）下，经常与霍兀崖、方叔贤在此聚集，然后整日闭门不出，来探讨学养。

湛甘泉是陈献章白沙先生的弟子，比王阳明大了6岁。其为学自成一家，所以与王阳明可以共同探讨。

王阳明听说了此事，马上前往拜访，鼓励他们说：“你们都是英贤之人，能有机会与你们在一起探讨学问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知道你们是不会虚度光阴、错失这样交流提高的机会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年秋天，霍兀崖过洪都（今南昌），他和王阳明一起讨论《大学》的内涵，动不动就以程朱二子的旧学说来标榜自己。

王阳明见状说：“若传习书史，考正古今，以广吾见闻则可；若打算以是求得入圣门路，譬之采摘枝叶，以缀本根，而打算通其血脉，盖亦难矣。”

真可谓是语重心长，自上可以一观王阳明对朱程旧学说所持的态度了。

随意体认天理

就在当月，王阳明的好友湛若水给王阳明寄赠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大学中学庸测》。在给湛若水的回信中，王阳明这样写道：

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究兄命意发端，却有毫厘未协。修齐治平，总是格物，但欲如此节节分疏，亦觉说话太多。且语意务为简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浅易其词，略指路径，使人自思得之，更觉意味深长也。

（参见《与湛若水书》）

王阳明先生对事物判断的直截了当实在是令人钦佩。

谕众说之异同

一日，方叔贤也给王阳明寄来《〈大学〉与〈尚书〉〈洪范〉论》一篇。王阳明在给方叔贤的回复中说道：

道一而已。论其大本一原，则《六经》、《四书》无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范》之于《大学》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实之疏密，枝叶之高下，亦欲尽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论学固惟是之从，非以必同为贵。至于入门下手处，则有不容于不辨者。

（参见《与方叔贤书》）

以上同样可以看出王阳明学说与其他众说的异同之处。

论心之动静

事情是从伦彦式（字以训）曾经路过虔州（今赣州）时候向王阳明先生的一次问学开始的。

当月，伦彦式委派弟弟伦以谅向王阳明转交了自己的书信，上面写道：“一者学无静根，二者感物易动，三者处事多悔，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呢？”

王阳明给伦彦式回信中这样写道：

往岁仙舟过赣，承不自满足，执礼谦而下问恳，古所谓敏而好学，于吾彦式见之。别后连冗，不及以时奉问，极切驰想！近令弟过省，复承惠教，志道之笃，趋向之正，勤卷有加，浅薄何以当此？悚息悚息！

谕及“学无静根，感物易动，处事多悔”，即是三言，尤是近时用工之实。仆罔所知识，何足以辱贤者之问！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学而别求静根，故感物而惧其易动，感物而惧其易动，是故处事而多悔也。心，无动静者也。其静也者，以言其体也；其动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学，无间于动静。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其动也，常定而未尝有也，故常寂；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集义故能无祇悔，所谓动亦定，静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静，其体也，而复求静根焉，是挠其体也；动，其用也，而惧其易动焉，是废其用也。故求静之心即动也，恶动之心非静也，是之谓动亦动，静亦动，将迎起伏，相寻于无穷矣。故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欲也者，非必声色货利外诱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虽酬酢万变，皆静也。

濂溪所谓“主静”，无欲之谓也，是谓集义者也。从欲焉，虽心齐坐忘，亦动也。告子之强制正助之谓也，是外义者也。虽然，仆盖从事于此而未之能焉，聊为贤者陈其所见云尔。以为何如？便间示知之。

（参见《答伦彦式》）

君父之情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武宗朱厚照驾崩。

同年四月，明世宗朱厚熜登基摄政，改年号为嘉靖。执政初期，世宗皇帝朱厚熜先后诛杀了江彬、许泰、张忠、刘翚等奸臣贼党，随后立刻着手为王阳明先生平反，下旨对其之前的功劳大肆褒奖，并下诏令王阳明先生立刻赴京城觐见。

圣旨措辞择其要如下：

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

接到新皇帝的圣旨后，王阳明于六月二十日即刻启程，打算途中取道钱塘，但是由于朝廷中的辅佐大臣们嫉妒王阳明的显达荣耀，就设计阻拦，科道官对之颇为不满，于是这帮大臣们对新皇帝建言，以为“朝廷新政，武宗国丧，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

王阳明一抵达钱塘，就给皇帝上疏，恳乞皇帝能够同意自己顺道归省故乡。

朝廷这次很快就回诏同意王阳明返乡归省，并擢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和参赞机务，御赐蠎衣（锦绣衣——原作者注）佩玉。其御赐的待遇在当时是极为隆重的，惹得其他臣僚嫉妒自然是难免的事情。

王阳明在写给皇上的《乞归省疏》中写道：

臣自两年以来，四上归省奏，皆以亲老多病，恳乞暂归省视。复权奸谗嫉，恐罹暧昧之祸，故其时虽以暂归为请，而实有终身丘壑之念矣。既而天启神圣，人承大统，亲贤任旧，向之为谗嫉者，皆以诛斥，阳德兴而公道显。臣于斯时，若出陷阱而登之春台也，岂不欲朝发夕至，一快其拜舞踊跃之私乎？顾臣父老且病，顷遭谗构，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见之痛。今幸脱洗殃咎，复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见颜面以叙其悲惨离隔之怀。况臣取道钱塘，迂程乡土，止有一日。此在亲交之厚，将不能已于情，而况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请于朝，而私窃行之，是欺君也；惧稽延之戮，而忍割情于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请。

上书可以看作是王阳明之前忠君孝亲思想的余韵。

神仙养生论

同一月，王阳明在京城与门生陆澄（字符静）谈论养生之道，言道：

京中人回，闻以多病之故，将从事于养生。区区往年盖尝毙力于此矣。后乃知养德、养身只是一事。元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恐惧而专心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老子、彭篯（神仙学说的祖师）之徒，乃其禀赋有若此者，非可以学而至。后世如白玉蟾、丘长春之属，皆是彼所称述以为祖师者，其得寿皆不过五六十。则所谓长生之说，当必有所指也。元静气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欲，一意圣贤，如前所谓“真我”之说；不宜轻信异道，徒自惑乱聪明，毙精竭神，无益也。

王阳明以上言论立足于圣贤学问的立场上，反复就养德养才展开细致的讨论。

这年八月，王阳明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夙愿，得以回到故乡越中地方，直到56岁的这几年间一直都在此居住。

衣锦还乡

九月，王阳明回到祖地余姚拜祭祖先。

在归省祖茔期间，他回到了瑞云楼，那是王阳明出生的地方。对于王阳明而言，这也是收藏他的胎衣的地方。

王阳明自然免不了要痛哭一场，许久才停下来。在王阳明一生中，他的生身母亲怀胎十数月才得以分娩，然后早早过世，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一辈子疼爱王阳明的祖母也是如此，祖母去世的时候，王阳明不在家乡，也没赶得上参加祖母的葬礼。如今回到故地，物是人非，难免一番唏嘘感慨。

回到故乡，王阳明自然也免不了平日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随时受邀指示良知。钱德洪昔日里曾听闻王阳明先生在江西的江右地方讲过学，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前来登门拜访。

在当地，仍有一些老顽固将王阳明少年时代的豪迈不羁以及任侠纵游的事情，拿出来进行质疑。他们听说王阳明如今的道学修养却高深莫测、成就斐然，认为这些评价根本就不足以采信。

钱德洪得知这一情况，连夜去观察王阳明的举动。通过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王阳明如今的高深学问的确并非杜撰，然后力排众议，在获得家中父母的同意后，率领两个侄子大经、应扬及郑寅、俞大本一干人等，通过王正心的介绍拜见王阳明，请求加入王阳明的门下，成为他的座下弟子。

第二天，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涣、周于德、杨珂等总共七十四人都前来拜见，一起来倾听王阳明有关“良知”的教养讲座。

因武功获官“新建伯”

正德十六年（1521）十月二日，王阳明被朝廷册封为新建伯一官职。朝廷在下达的对王阳明的封赏制词中如此写道：

江西反贼剿平，地方安定，各该官员，功绩显著。你部里既会官集议，分别等第明白。王阳明封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两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卷，子孙世世承袭。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题。

龙山公的诞辰

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十九日，皇帝派遣使者送来赏赐，同时下了一道温旨，以此慰问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王华。随旨到来的慰问品有羊酒。

使者来传达圣旨的时候，正赶上龙山公王华的72岁诞辰，亲朋好友都欢聚一堂。这时候就有人说，在平定宁王叛乱的时候，龙山公王华给予了王阳明很大的帮助。

龙山公王华听闻此言，说道：“吾儿（指王阳明）素来喜欢在天理方面下功夫，迟早会在这方面大有作为。有一段时间，有传言说吾儿与孙燧、许逵一同被朱宸濠所陷害，我就一直说，吾儿是忠义之人。有这样的儿子，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当我听说吾儿带兵征讨朱宸濠的时候，又有人传言说朱宸濠对此勃然大怒，暗地里派人刺杀吾儿，周围的亲友们都劝告我暂且去别的地方躲避危险，我当时笑着对他们说，吾儿所做的是大义的事业，我也原本是国家的大臣，只可恨我现在衰老之躯，不能披盔挂甲与吾儿一起冲锋陷阵，我为什么要躲避到外地，让大家担心呢！我素来恬淡安然，丝毫不曾改变。今日，我与儿子久别重逢，如有再生之感。”

此时，王阳明身着御赐的蟒衣，佩戴皇帝赐给的玉佩，手举着酒斛为父亲龙山公王华祝寿。

龙山公王华见状眉头紧蹙，对王阳明说道：“昔日宸濠发动叛乱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你会死但你却没有死，所有人都认为你去平复叛乱，难以平定而最终却被平定了。谗害构陷蜂拥而起，隐伏待发的祸患到处发生，前后两年的时间非常危险，我也知道难以幸免。天上出现了太阳和月亮，显扬忠臣，荐举贤良之士，高官厚爵，胡乱冒充封赏，父子又相见于一堂，这难道不是很幸运的事情吗？但是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福祸相依的道理人所共知。尽管如今的圣恩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我心里还是有所惶恐的。”

王阳明脱去官袍，在父亲面前跪下，言道：“父亲大人的教导，也正是儿所日夜牵挂的地方。”

在场者无不为其感人的场面心生佩服，对龙山公王华充满希冀的训诫感到敬仰。尊敬的读者朋友，你们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龙山公王华对人生如此鞭辟入里的分析，是不是让人觉得如同身入其境了呢？

为龙山公王华祝寿的第二日，王阳明对自己的门生说：“昨日身着皇上御赐的蟒衣，佩戴皇帝赐给的玉佩，人们看到我都说我得到了人生中最高的荣誉。但是到了晚上，回去后脱下蟒衣和玉佩要就寝的时候，看到身上丝毫没有改变，没改变的只有这把老朽骨头了，只有它没有丝毫变化。到这时，我突然明白，对于人而言，荣辱原来并不存在，它只能使人迷失自我！”

随后，王阳明作诗一首，题名为《归兴二首》：

其一：

百战归来白发新，

青山从此作闲人。

峰攒尚忆冲蛮阵，

云起犹疑见虏尘。

岛屿微茫沧海暮，

桃花烂漫武陵春。

而今始信还丹诀，

却笑当年识未真。

其二：

归去休来归去休，

千貂不换一羊裘。

青山待我长为主，

白发从他自满头。

种果移花新事业，

茂林修竹旧风流。

多情最爱沧州伴，

日日相呼理钓舟。

世间人一日功名成就，多以傲然的神气向周围人炫耀，以之为生平最快事。但是王阳明此时已功名大成，却如此自省自察，其个人修养的高深自此可得一观。

避祸辞官

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51岁，在故乡越地。

先是由于王阳明平定朱宸濠的叛乱的时候，时任兵部尚书一职的王琼奏请皇帝，让朝廷同意给王阳明自主调遣军队的权力。因此，每当给朝廷上报军功，王阳明都要附带着说有王琼的功劳。兵部尚书王琼则更加全心全力为王阳明说好话。

这样的情况被同朝为官的奸臣们看在眼里，猜忌在心也同时发生。于是这些奸臣们心生一计，一定要想出个办法阻止王阳明的官职继续上升。他们首先就从打压跟着王阳明一起征讨南方贼患的有功之臣开始。

他们把功劳簿上的内容任意删改，十分嚣张。

王阳明得知此事后，马上就给皇帝上奏折，请求辞去之前封赏的官职。王阳明在奏疏中这样写道：

册中所载，可见之功耳。若夫帐下之士，或诈为兵檄，以挠其进止；或伪书反间，以离其腹心；或犯难走役，而填于沟壑；或以忠抱冤，而构死狱中，有将士所不与知，部领所未尝历，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册中所能尽载。今于其可见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励效忠赴义之士耶！

同一封奏折中，王阳明还写道：

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辞荣也，避祸焉尔已。

王阳明的奏折递交了上去，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皇帝的批准。

以上可以看出王阳明先生情操是多么的高洁！

龙山公卒，行丧葬礼仪

就在这一天，皇帝委派的宣旨的差役刚好抵达，海日翁听说使者已经在门口了，便着急敦促王阳明和他的几个弟弟出门迎接，说：“虽然皇恩来得仓促，但是决不可荒废礼仪！”

意思就是说，虽然皇上派的人匆忙抵达，但是我们王家可不能忽略了为臣之道！后来他听说已经成礼了，于是就阖上眼睛驾鹤西游了。

王阳明告诫自己的家人先不要痛哭，将皇上御赐的新礼服和绶带给父亲穿戴整齐，然后开始举家治丧。王阳明先是放声痛哭，由于失去亲人悲伤过度，登时就昏厥过去，就此得了场大病。

百天祭举行完毕后，王阳明才开始允许弟弟和侄子们稍稍吃一点干肉，说：“家中的子弟豢养习久，如果强迫他们做不能的事情，是教他们作假，这就是虚伪。可以稍微地放宽这些要求，使他们各自尽自己的努力即可。”意思即家中的列位锦衣玉食的生活过得久了，如果一直强迫他们不碰荤腥，这是鼓励他们做虚伪的事情。如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喜好来选择食物了。

在越城这个地方丧葬有这样一个习俗：居丧期间有客人吊唁，主人必须要摆上豆沙糖包和杀鸡宰羊烹鲜割肥来招待客人，时间久了就滋生了互相攀比阔绰的风气。

王阳明则彻底把这些习俗革除了，只有遇到年纪高的长辈和来自远方的客人，素食中间才会呈放上两盘肉食，说道：“斋素行于幕内，若使吊客同孝子的食物标准一样，非所以安高年而酬宾旅也。”意思是说，素食只能在室内吃，如果让前来吊唁的客人也和孝子一样吃素食，这并不是用来安慰年老的人和酬谢宾客旅人的方式。

湛甘泉闻讯也赶来吊唁龙山公王华，他看到有人在居丧期间居然吃肉食，很不高兴，后来就写信来批评王阳明。王阳明表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过，一点不做辩解。

这一年，金克厚与钱德洪一齐通过乡试，接着又一起考中了进士。事后，金克厚对钱德洪说：“我的学业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主管厨**宜的时候获得启示的，并且用这些心得求取功名。王阳明先生经常说的学必操事而后实，这实在是太切实有用了。”

从上述可以看出，金克厚认为自己最终的成功得益于老师王阳明对自己昔日的磨炼。有句话说：“严师出高徒。”此言果然不虚！

病中谢绝探访

龙山公王华的溘然辞世，使得王阳明也因悲伤抱病卧床。远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纷纷跑来看望，每日里的接待络绎不绝。

由于不堪其扰，王阳明就在门口的墙壁上贴了一纸通告，全文如下：

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相见；或不得已而相见，亦不敢有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之训可矣。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缪乎？

虽然是对探望自己的好友们的婉拒，但是王阳明先生文辞中的真情实意，也得到了大家的谅解。这也是他病重的一段时期。

七月，王阳明先生再次上疏请求辞去封爵。到了七月十九日，皇帝批准了吏部的上奏，答复内容如下：

钦奉圣旨：卿倡义督兵，剿除大患，尽忠报国，劳绩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义。宜勉承恩命，所辞不允。

看来皇帝对王阳明的恩遇和信任也是旁人所不能企及的。

请求恩赏公平

龙山公王华的去世，使王阳明先生一时间暂时免去了来自京城敌对势力的纷扰。也就在这前后，王阳明先是给朝廷上疏辞去官职，然后请求皇帝封赏在讨逆中立下卓越功勋的将领。但是由于负责封赏的官吏不懂得如何在军旅方面进行赏赐，结果平定朱宸濠叛乱的将领要么未被行赏反被削减其绩，要么还未来得及进行封赏都已经被提前惩处，要么给一些虚职实际上让其退闲，要么假借不忠的名义而随意废斥……如此种种，王阳明也悉数看在眼里，最终他不由得仰天叹息道：“同事诸臣，伸长了脖子等待赏赐等了三年时间！我如果也听之任之的话，今后还有谁能够秉承忠义之气，以赴国难！功成而不行赏，这无疑会伤了天下那些为国效命的壮士们的心。”

于是王阳明先生紧接着第二次向朝廷上疏，奏疏中写道：

日者宸濠之变，其横气积威，虽在千里之外，无不震骇失措，而况江西诸郡县近切剥床者乎？臣以逆旅孤身，举事其间。然而未受巡抚之命，则各官非统属也；未奉讨贼之旨，其事乃义倡也，若使其时郡县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为辞，则臣亦可如何哉？然而闻臣之调，即感激奋励，挺身而来，是非真有捐躯赴难之义，戮力报主之忠，孰肯甘粉齑之祸，从赤族之诛，以希万一难冀之功乎？然则凡在与臣共事者，皆有忠义之诚者也。夫考课之典，军旅之政，固并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将明旅之赏，而阴以考课之意行于其间，人但见其赏未施而罚已及，功不录而罪有加，不能创奸警恶，而徒以阻忠义之气，快谗嫉之心；譬之投杯醪于河水，而求饮者之醉，可得乎？

王阳明的奏疏随后便递交给朝廷，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

遭到弹劾

当时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首先上奏折，企图通过弹劾王阳明以阻止阳明学在明朝社会各个角落流传。

王阳明的门生中有一个叫陆澄的，当时担任刑部主事，听说了这件事也赶紧给皇帝上疏，分别从六个方面展开辩论来使对方相信王阳明学说。

王阳明得知这一举动后立刻阻止门生陆澄说：“这是前辈告诉我的话，如果我们不进行辩解，这样就可以免除诽谤。更何况今日的局面远远比这复杂得多。四方英杰，每个人的学问都不相同，议论纷纷，又有谁有绝对把握可以战胜呢？我们没有必要动不动就标榜自己正确，诋毁别人错误，认为别人愚蠢自己聪明。我们既然对自己的学问感到自信，则更加有必要变得谦虚谨慎，谨言慎行。世间所谓的默而成之，就是不言却能使人信服。更何况是今日多口多舌的复杂情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砥砺切磋，非要争个你对我错！而且一旦议论之风出现，势必会有私怨产生，也就会有人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产生口舌之争，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

从上述谈话中，我们深为王阳明的博大胸怀和雅怀大度而感到钦佩，他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并非是一般人所能赶超得过的。

这点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同一月，钱德洪去省城，拜访王阳明并向其辞行，再次接受师父的指教。

王阳明说：“胸中应该经常存有舜、禹，存有天下不与气象。”

钱德洪表示进一步愿闻其详。

王阳明说：“舜、禹有天下而不迷失自我，在万千世界中不会沉沦堕落。”

这的确是王阳明的人生体悟。

嘉靖元年（1522）九月，王阳明将父亲龙山公王华安葬在石泉山。

考官排挤王门学子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王阳明52岁，在故乡越地。

这年二月，南宫“考试院”的考官出了有关心学的考试题，其实是暗中打算以此排除王阳明的学说，企图以此来弘扬朱子的学术主张。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怎么能昧着良知去做这样的阿谀奉承的题目呢！”其对老师的感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徐珊然后选择不作答卷而出了考场。

了解内情的人都认为人生中的事情都是由其的宿命所注定的。我却认为，人生中的所有事情都是不能注定的，在这件事中，那是门人们对王阳明学说的坚定信仰而使得他们决定如此选择的！

诽谤再起

在这次考试中，钱德洪落第回来，深深痛恨时政的荒谬无常。待他见到王阳明，王阳明则面露喜悦之色地迎接他归来，道：“圣学从兹大明矣。”

其意思是说圣贤之学从此以后彻底清楚了。钱德洪则回答道：“时事如此的糟糕，我们又怎么能够彻底清楚了呢？”

王阳明说：“我并不希望自己的思想主张被天下的文士都知道。事实上通过多年前我命题的山东会试的题目，即便是穷乡僻壤都能够知道我的主张。既然朝廷有人认为我的学说是错误的，那么天下必有起来寻求真理的人。”呜呼！王阳明先生这是何等勇猛豁达的精神境界啊！

再说门人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人，他们一直守候在王阳明的身边，由于朝廷对王阳明的非议之声愈演愈烈，对于这件事，王阳明说道：“请诸君说一下这样议论的缘由！”

这时候有人说那是因为王阳明势位隆盛，因此就遭到嫉妒和诽谤；也有人说王阳明的思想主张如日中天，打算要和宋儒传统学说一决高下，则以学术遭谤；更有人言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保其往，于是就开始诋毁王阳明。

王阳明先生镇定地说道：“你们说的三种原因的确是有这个因素，但是你们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所在。”

诸门生都感到不解。

王阳明继续解释道：“就在我在南京之前，仍还有一些乡愿的意思。时至今日，我只相信良知的真是真非，更没有什么遮掩袒护，才做得成狂者。虽然以上导致了天下的人都认为我做事行不掩言，但是我依旧只是依据良知为人处世。”

门生们就向王阳明请教乡愿与狂者有什么区别。

王阳明回答道：“乡愿以忠信廉洁的品格为谦谦君子所喜爱，并且不与小人同流合污。探究之所以会这样的根源，才知道忠信廉洁本身就是君子的写照，同流合污则是小人蝇营狗苟的描摹。大凡那些内心不善良的人，他们是不能走上圣人尧、舜的道路的。狂者则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累烦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成为圣人。惟有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他们的行为经常不虚伪。惟其不虚伪，故而他们的心没有变坏，处理事情仍旧可以秉持公正。”

世间此时诽谤王阳明的人一下子倍增，大多数情况下，王阳明都以乡愿到狂者的转变过程来应对。但是门人们对于这个说法之前闻所未闻，大多对其都是一知半解。

事实上，只有王阳明先生对此观点十分心知肚明。

他之所以如此周详地对门人用了“乡愿”和“狂者”的概念来比况，那是因为王阳明深刻地明白，他自己此时的情况和其他人的情况不一样，他认为善待人生才是乡愿的志向。为了表面上不被朝敌所怀疑，所以他就称二者相似。他这么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息事宁人，不再招惹是非，从而避免更多的非议和诋毁。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人生境界的体悟是何等的超然和洒脱！大凡历史上那些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多多少少都不能避免与自己对立的人存在，换言之，与自己对立的敌人越多，这些人的人生轨迹愈发光亮照人！

回顾古今所有圣贤之人，无不如此，他们都是面对敌人的对立，坚守住了自己的节操，从而为后人所景仰！

教谕讲友间的态度

王阳明在写给黄宗贤的书信（《与黄宗贤书》）中如是写道：

以上的言论今日更可成为吾等做学问的人的终生指导方针。

训诫轻傲

薛尚谦要离开，王阳明在临行之际赠诗（《次谦之韵》）一首，如下：

珍重江船冒暑行，

一宵心话更分明。

须从根本求生死，

莫向支流辩浊情。

久奈世儒横臆说，

竞搜物理外人情。

良知底用安排得？

此物由来自浑成。

他又写信（参见《与尚谦书》），道：“常言道，自咎罪疾大多因为轻傲二字，从此可以充分知道要用力恳切。我也知道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如果要领悟致知二字，千古人品的高下真伪，一齐觑破，而且毫发不容掩藏：我之前所讨论的乡愿，可以充分体现出这一点。这二字是我在赣州时终日研讨、与同志切磋，参悟还不是很透彻的。前段时间我在古本序中修改一段话，颇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体悟，然而一般人却往往不能体察。而今我给你寄来这封信，这种感觉越发明确了。此真真是千古圣学的奥秘，从前的儒者多不擅长悟到这一点，故而他们的学说入于支离外道而自己却不曾察觉。”

王阳明自始至终都不曾放弃悟道学说，自信如此这般，进步如此神速，其境界自此可见一斑。

九月，王阳明改葬父亲龙山公王华先生于天柱峰，随之将生身母亲郑老太夫人迁葬至徐山。郑老太夫人曾经葬于余姚境内一个叫穴湖的地方，不久改殡到郡南的石泉山，等到与龙山公王华合葬的时候，打开墓穴发现里面有水患，王阳明后来常做噩梦，于是就决定再度迁葬父母双亲。

到了十一月，王阳明抵达浙江萧山，正好赶上以生性秉直、以诤谏有名的官员林见素公自都御史告老还乡。林见素公路过钱塘的时候，就渡钱塘江来拜访王阳明。

王阳明先生趋迎林见素公于萧山，两人夜宿浮峰寺。两公聚到了一起，对当前的朝政时局多有讨论，少不了一番感慨。林见素公甚至还鼓励王阳明及从行诸友，应当珍惜光阴，及时勉学，不要辜负了人生的理想。

论儒老佛三教

王阳明说：“说兼而取之，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圣人尽性而知天命，任何条件都不具备，哪里能够兼而取之？道教和佛教二者之效用，都是我所主张的阳明学的效用体现。就是吾尽性至知天命中完养此身，就是所谓之仙道；就是吾尽性至知天命中不染世累，就是所谓之佛性。但是，如今的儒者看不见圣学的大的轮廓，故而形成了与佛、道二教不一致的两种看法。譬如说，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如今的儒者根本不知此三间皆可为自己所使用。一看见佛教，就分割左边一间与之；见了道教，则分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安排自己居住在当中那一间房子。这些人都是举一而废百之徒者也。你们且看，大凡历史上的圣人，都是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为自己所用，这才称得上所谓的大道。但是佛教和道教却自私其身，充其量只能称得上是小道罢了。”

从上可以清楚一观王阳明对于儒、老、佛三教的观点。

南大吉门人

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先生53岁，在故乡越中地方。

不断有人慕名前来拜王阳明为师，其门人的数目也是与日增多。

当地的郡守名叫南大吉，也以座主（主客）的名义称自己是王阳明的门生。南大吉此人性情豪旷，并且不拘小节。

有一次，王阳明与弟子南大吉在一起论学，南大吉突然间有新的领悟，立刻就对王阳明说：“我在地方为官多年，在面对事务的时候犯了很多过失，您为何不置一言进行训诫呢？”

王阳明问道：“你何过之有啊？”

南大吉于是历数其事。

王阳明听完回答说：“我已经说过了。”

南大吉有些迷惑：“什么时候？”

王阳明道：“如果我没说的话，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南大吉回答道：“良知。”

王阳明复问道：“良知不就是我常日所言的吗？”

南大吉笑谢而去。

过了数日，南大吉又跑来诉说自己更多的过失，说完了他疑惑地问王阳明先生道：“与其犯了过失后悔改，为什么不能够提前自我反思，预防其发生岂不是更好？”

王阳明道：“听别人言不如自悔更为真切。”

南大吉笑而辞谢而去。

又过了数日，南大吉的过失倾诉更加频繁，且说：“犯了过失和错误，还可以自我反省，但是心里的过失可如何是好啊？”

王阳明开导南大吉道：“那是你昔日的镜未展开，因此就能够藏垢其中；如今那面镜越来越干净，如果一尘之落，定然自难住脚。这是你成为圣贤之人的大好时机啊，你一定不要辜负了！”

听讲者三百余人

南大吉于是开设了会稽书院，在此招纳了附近八个城邑里有才学的文士，王阳明先生亲自率领这些学子们研讨学习，时不时还敦促他们。

于是萧谬、杨汝荣、杨绍芳等从湖广前来，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从广东前来，王艮、孟源、周冲等从直隶前来，何秦、黄弘纲等从南赣前来，魏良采、刘文敏等从安福前来，魏良政、魏良器等从新建前来，曾忭从泰和前来，众文士欢聚一堂，十分壮观。

讲习所使用的地点是一处寺庙，面积狭窄无法容纳这么多人。一日讲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这个章节，在座者无不因感动而觉得酣畅淋漓。

其中有两个从地方来的学生王畿和魏良器，此二人平素关系十分要好，之前每每讨论到“良知”这一观点的时候，都认为其会阻碍自己当官的道路。他们还曾经对人说不要去听王阳明的讲座。

这一日听完王阳明的讲学，此二人深深感到之前自己因为无知而失言。二人当场就道歉，并拜王阳明为师。王畿自号龙溪，后来成为王阳明先生的高徒，一直致力于王阳明的学说的弘扬与传播。

在会稽书院听讲的时候，众弟子绕成圈围坐在王阳明身边，有三百多人。

王阳明面对座下的弟子们，只对他们阐述《大学》中“万物同体”的核心理论。他鼓励弟子们各自去寻求本性，追求内心的“良知”，争取达到至善的境地，从而在功夫方面有所领悟。

因为王阳明善于因材施教，所以拜师的弟子们都愿意追随他、学习他的学说。

诗人董沄

海宁人董沄，号梦石，因为善于诗词写作，在知识分子间小有名气。这年他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

这年他来会稽旅游，听说王阳明在这里讲学，董沄就肩挑着酒斛，戴着草帽，拿着诗书前来拜访。董沄进了门，对王阳明只行了拱手礼，就一抬屁股坐到了上位。

王阳明对于他的气势很是惊异，但还是以礼仪招待他，和董沄的谈论持续了一天一夜。董沄有所领悟，经由何秦强行向王阳明俯首拜陈，要成为王阳明的学生。

随后，王阳明和董沄徜徉流连于山水景色之间，王阳明每天都对董沄有新的教诲，董沄也领悟到很多道理，心中怡然快乐，甚至因此而忘记了归日。

董沄的后代和好友都来叫他返乡回去，对他说：“你一把岁数了，为何要这般自讨苦吃呢？”

董沄自此便自号为从吾道人。王阳明对此还写了《从吾道人记（乙酉）》，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卓哉萝石！“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奋发，而复若少年英锐者之为乎？真可谓之能“从吾所好”矣。世之人从其名之好也，而竞以相高；从其利之好也，而贪以相取；从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诈以相欺；亦皆自以为从吾所好矣。而岂知吾之所谓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谓真吾者，良知之谓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笃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笃敬焉，斯恶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恶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从私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恶之矣，将心劳日拙而忧苦终身，是之谓物之役。从真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将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入而不自得；斯之谓能从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尝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从吾之始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从吾而化矣。萝石逾耳顺而始知从吾之学，毋自以为既晚也。充萝石之勇，其进于化也何有哉？呜呼！世之营营于物欲者，闻萝石之风，亦可以知所适从也乎！

（参见《王阳明全书》卷八《从吾道人记（乙酉）》一篇）

天泉桥宴请门人

八月，中秋月满之夜，王阳明在天泉桥设宴招待门生。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如若画中描绘。王阳明吩咐门人到碧霞池上共用宴席，出席的门生大概有一百多人。酒兴正浓的时候，歌声也应之而起，不久就有人投壶划拳，有人击鼓取乐，有人泛舟怡情。

王阳明看到诸位门生玩兴正浓，就退席回去作诗两首，摘录如下：

月夜与诸生歌于天泉桥

其一：

万里中秋月正晴，

四山云霭忽然生。

须臾浊雾随风散，

依旧青天此月明。

肯信良知原不昧，

从他外物岂能撄。

老夫今夜狂歌发，

化作钧天满太清。

其二：

处处中秋此月明，

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

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

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

点也虽狂得我情。

第二日，学生们向王阳明拜谢。王阳明说：“昔日圣人孔子在陈国，思念鲁国的狂士。世间的学者，沉溺于富贵声色场之名利场，就像被囚禁住的犯人，却不知道省悟和脱逃。等到他们听到孔子的教谕，才开始知道一切世俗皆不是人之性体，才得以豁然明白。但是只发现这层意思，但不加以实践，达到精微之处，则渐渐会有轻蔑世事变迁、阔略伦物之病。虽然与社会上庸庸碌碌之徒有所不同，但和他们一样，不能领悟道为何物。因此孔子在陈国的时候思念鲁国，纠正鲁国的狂者引导他们步入道。诸君讲论学问，只患忧不能领悟这个思想。如今很幸运地看到了这层意思，正好好好修炼，努力领悟，以求获得真道。而不要因为看见了这层意思而浅尝辄止，最终止步于狂者的阶段。”

读到此处，王阳明教化的盛况实在是令人艳羡不已。

敬畏与洒脱

王阳明对弟子说：“君子所常讲的敬畏，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恐惧忧患，戒慎不睹则恐惧不闻。君子所常讲的洒落，也并非旷**放逸之意，而是君子的心体不为欲望所累，没有什么能够羁绊他们追求的自由。我们所说的心之本体，就是天理。天理之昭明灵觉，也正是我常说起的良知。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作，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这才是所谓真洒落呢。这里的洒落生于天理而且存在其内部，天理也同样恒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中。你为什么会说存敬畏之心却反为洒落所累呢？”

以上的解答真是奥妙精微，令人佩服。

入山静养说

弟子刘侯则向王阳明请教是否有必要入山养静的问题。

王阳明对刘侯说：“君子常说的养心之学就如同良医治病，根据不同病人的虚实寒热而斟酌药物的补泄，这样做的目的和去病没有区别，并且没有固定的药方，还要使人都信服。如果你一心打算入座穷山，绝世故，屏思虑，我则有些担心你会养成空寂的生活习惯，虽欲勿流于空寂，但仍会得不偿失。”

这正是王阳明的养心大法中“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的重要体现。

圣学无碍举业论

心渔翁问魏良政、魏良弼：“承蒙诸君相携这么长的时间，这样会不会妨碍你们的课业呢？”

魏良政、魏良弼回答说：“我们功名科举的学业无一刻不在学习啊。”

心渔翁说：“我自然也知道心学可以触类而旁通，但朱子学说是否也应该有所理会呢？”

心渔翁的疑惑没有得到释解，就去请教王阳明先生，请他来进行解答。得知心渔翁的疑问，王阳明回答道：“这一切非但没有妨碍，还有很大的益处。要成为圣贤者，就如同治家，其产业、宅第、服食、器物都是自己的购置，如果要请客，拿出自己的家当一起享用；等客离去，你的物品样样都还在，还可以自享，其用处终身无穷。试看今天的求学之人，譬之如治家不专务居积，擅长假贷为功，他们如果要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所有的物件无不遍借，客人到来之时，则借贷之物一时间琳琅满目，丰裕可观；待到客人离去，则全部还给别人，又成了家徒四壁的陋室。如果请客但是客人没有到来，则时过气衰，即便是借贷也做不出来了。这些人终身奔劳，到了最后却难逃一无所获的结局。”

心渔翁听说了这回事，为此二人的真才实学感到由衷喜悦。

此时朝廷里关于大礼的争议刚起步，一天晚上，王阳明坐在碧霞池上，作诗（《碧霞池夜坐》）道：

一雨秋凉入夜新，

池边孤月倍精神。

潜鱼水底传心诀，

栖鸟枝头说道真。

莫谓天机非嗜欲，

须知万物是吾身。

无端礼乐纷纷议，

谁与青天扫旧尘。

作一首后不尽兴，又赋诗（《夜坐》）一首：

独坐秋庭夜色新，

乾坤何处更闲人。

高歌度与清风去，

幽意自随流水春。

千圣本无心外诀，

六经须拂镜中尘。

却怜扰扰周公梦，

未及惺惺陋巷贫。

由于对于大礼起争议之事感触颇深，两首诗彰显了王阳明内心对此事的细致感受。

到了四月，龙山公王华居丧期已满，朝廷中官员屡次给皇帝奏疏，引荐王阳明继续做官。霍兀厓、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的问题给王阳明来函询问，但是王阳明对之都置若罔闻，不做任何回应。

以上估计是另有隐情吧。

续刻《传习录》

《传习录》最开始由薛侃在虔州（今赣州）刻制，总共三卷。

到了这一年，南大吉搜集了王阳明论学的著述，重新刻印，总共增加了五卷，他复刻的地方在王阳明的老家越地。

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先生54岁，居住在越地。

这年正月里，王阳明的原配夫人诸氏去世，后来祔葬于徐山王阳明家的祖坟。

《尊经阁记》

同一月里，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写完《尊经阁记》，大略意思是：

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亡失散，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成规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以上可以一观王阳明先生对于《六经》的观点。

也是同一年，南大吉在王阳明处理政事的大堂上悬挂了一块名为“亲民堂”的匾幅。山阴知县吴嬴重新修建了县学，提学佥事万潮与监察御史潘仿重新修建了省城以南的万松书院，向那些科举落第的书生开放，给他们传播修养的学问，他们还邀请王阳明撰写一篇书记来记录之。王阳明皆为作记。

六月，礼部尚书席书举荐王阳明。

王阳明服丧期满后，按照朝廷惯例应当复出继续做官。御史石金等人不断向朝廷上疏举荐王阳明，但没有回应。

礼部尚书席书上疏特别举荐王阳明说：“生在臣前者见一人，叫作杨一清；生在臣后者见一人，叫作王阳明。且使亲领诰卷，趋阙谢恩。”

于是杨一清进入内阁办事，第二年朝廷下诏让王阳明上朝领取封赏的文书并谢恩，但很快这事就无疾而终了。

九月份，王阳明返回祖里余姚，祭扫祖先英灵。

题壁勉励诸生

王阳明返回故乡余姚，与门生们商议好在每个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这四天时间里于龙泉寺中天阁讲学论道。期间，王阳明在墙壁上书写了一文勉励自己的门生：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诸君子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四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者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畅茂条达，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道，挟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

其中告诫弟子如何做学问的精髓，时至今日仍可为我等讲学遵循的指针。

致知格物论

王阳明在答复顾璘（号东桥）的信中（《答顾东桥书》）说：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果在于吾之心耶？抑果在于亲之身耶？假而果在于亲之身，而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与？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孺子之身与？抑在于吾身之良知与？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见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道：“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不言而喻矣。

信中又说道：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则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物非意之用乎？

另外，还对格物致知的内涵进行了讨论，说道：

“格”字之义，有以“至”字训者。如“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实文德诞敷而后格，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不以“正”字为义乎？如以“至”字为义者，必曰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耶？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