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对我的诧异集中在两点：一是年龄，二是职业。许多人都说，一直以为你至少是中年人。更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学财经的我把笔伸向了历史。

他们的表情说明，历史是一个年深日久堆得下不去脚的旧仓库，缺乏耐心的年轻人和没有专用工具的非历史专业者应该被挡在门外。

确乎如此。上中学的时候，历史是我最讨厌的课程之一。这门本来可以写得和教得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从头到尾罗列着重大事件的概述、意义、年份、地名。这些干巴巴的内容被用来做填鸭的饲料。

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地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

而大部分学术著作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认为，学问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好玩”。常常使我奇怪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学问到了某些中国学者手里，就单调呆板，变成了概念、意义、材料的集合。而洋鬼子们的那些学术名著，却大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甚至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中国式的学术研究包含了比西方多得多的目的：政治、意识形态、职称，可是往往唯独缺少了一项：兴趣。

正因如此，绝大部分读者眼中的历史面目可憎，或者是《二十四史》式的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并且佶屈聱牙。一提起历史，许多人都敬而远之。

但是，如果你机缘巧合，踏进了历史这座旧仓库，你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有人说，中国历史与其说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但是，再高明的修改和涂饰都会留下痕迹，沿着这些痕迹探索，把那些被神化或者鬼化的人物复原为人的面孔，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有些读者称我的作品为“翻案文章”，称我的写作是“颠覆历史”。我想，他们不过是借用了这个熟悉的名词而已。事实是，愚蠢的、不近人情的叙述方式过于泛滥，因此，一个稍稍正常的声音听起来也许就更引人注意一些。如果说“颠覆”，我想，我颠覆的是接近历史的心态。我接近历史中那些“鬼”或者“神”时，并没有心怀恐惧，我坚信他们不过是“人”。事实上，在我眼里，历史是个好玩的、多姿多彩的、甚至迷人的东西。历史比小说更好看，因为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也只能活一生，他的经验无疑是有限的。而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却给了人性的复杂性以无穷无尽的展示机会。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历史这样精彩的剧本。

作为一个曾经被历史教科书折磨的学生，我经常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去考虑我的写作能否在传达见解的同时，给读者带去阅读快感。因此，我的写作过程既是坚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过程，又是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讨好我的读者的过程。我坚信，面对“普通读者”，并不妨碍我写出有分量的好东西，或者说，更有助于我写出好东西。

作为“非专业”的历史类读物写作者，许多探索当然是站在他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的，幸运的是，这几年来，我能越来越多地看到有性情、有风骨、有真知灼见的作品。对这本书的写作直接有帮助的主要作品在此不能不提及：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许纪霖和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苗棣的《魏忠贤专权研究》、刘凤云的《清代三藩研究》、吴兴明的《谋智、圣智、知智》。

最后，我还要郑重地对给我的业余写作创造了宽松条件的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的王毅、董庆毅和刘殿奎先生表示谢意。在他们的领导下，我这个“客户经理”可以数年不坐班。没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在这个时候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