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上访顽症，从本质上讲，是司法失效所致。

除了审理刑事案件之外，司法的主要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包括民民纠纷、官民纠纷和民间商业纠纷。即便在中国古代，行政官和司法官合一，县令调解民间纠纷，也主要是通过诉讼程序，也就是说，主要靠其司法官的身份来实现之。

现代国家的政府本质上属于行政机构，其职能上就没有调解民间纠纷这一说。政府机构跟老百姓发生纠纷，还得司法来调处。既然中国已经制定了俗称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那么，就是承认了司法在调解纠纷方面的主体地位。从原则上讲，中国政府已经明确了各级行政部门，在法律上不承担纠纷的调解职责。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仅各级法院在结构上受制于各级政府，而且在司法审理过程中，很难摆脱行政的干预。稍微大一点的案子，就会有各种来自党政机关和官员个人的“关照”。来自行政方面的影响，无所不在；至于民告官的好事，刚刚开始，就结束了，现在某些地方基本上无法进行行政诉讼。

因此，很多本来很容易解决的民间纠纷、民间商业纠纷和官民之间的纠纷，往往会变得复杂异常。即使司法判决了，有一方会感到极大的不公。纠纷不仅没有得到调解，反而被激化。

各种案件判决的结果一次次告诉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司法的决定权其实不在法官手里，而在行政官员那里，尤其是主管行政官员那里。而主管官员的上级，才能管这个官员。因此，人们只能用上访来解决——即找更大的行政官员，出面干预。

于是，即使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官员在老百姓眼里的角色，居然又退回到了古代，变成了什么事都管的官老爷、父母官。人们感到不平，就直接去找官老爷，一级不行，就找上一级，最后，干脆把希望都搁在中央政府身上，动辄上京告状。

现代的制度，司法的存在，就治理而言是技术性的，即遵循法律条文，用司法技术手段解决绝大多数社会上的纠纷，从根本上阻隔民怨，使之不会危及行政部门，导致政府瘫痪。而古代地方政府，司法和行政合一，则起不到这种作用，很容易导致所谓官逼民反、社会动**。好在古代政府能力有限，事务较少。而现代国家，由于经济活动活跃，事务特别繁忙，如果没有司法阻隔，问题就大了。

如果一方面在制度上区隔了行政和司法，但在实际操作上，却由于担心司法失控，切不断行政干预司法的链条，有时还收紧锁链，地方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某些官员，刻意把司法变成自己的工具，虽然有暂时的效用，但从长远看，却给自己找了无穷无尽的麻烦，这就是汹涌而来的上访潮。

现在，中国政府应对上访潮，基本上还是靠行政网络。眼见是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想要根本解决问题，唯一的路径，就是让司法回归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做回自己的本分，不要总是想做古代的父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