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显然有废话的嫌疑，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工人阶级在俄国人撑腰下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待在城里看热闹。

原因很简单，当年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当年的革命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惨，那些惨到极点的穷乡僻壤才闹革命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

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细究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说的话题，就是农民的革命性。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

实际上，在我看来，正经八百的农民基本上没什么革命性，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稳了奴隶，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张公艺本事还大；求做奴隶而不得，就跟着起哄，比19世纪巴黎的无套裤汉还暴民。在革命时期，起哄也可以被说成“革命的跟进性”，跟进得越踊跃，革命的声势也就越大，革命带来了破坏，但也带来了狂欢，只要不革到自家头上。

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在他看来，农民里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的游民，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闹将起来，运气好的话，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所以，即使是现代的农民革命，也绝对离不开游民。有些人总是批评共产党在搞土改的时候依靠流氓无产者，更早一些，当年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运动，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革命先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本），在农民协会里“称王”，因而被人讥为“痞子运动”。其实将这些人搅进来也非共产党人的本意。我曾经跟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老人谈过，他们说，在运动之初，他们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专找村里正经八百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然而，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脑筋不灵，什么事都说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够勇敢，指望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种革命的气氛，似乎是连门也没有。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时又大半是革命对象，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请这些“革命先锋”出山，这些人一冲二杀，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轰轰烈烈了。

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带有如此强烈的清教道德主义色彩的革命，会允许毫无操守可言的流氓无产者厕身其间，而且占据中心地位？部分原因就是农民的革命性太差，而革命的既定目标又得实现，所以即使是那些怀有一腔理想主义道德情怀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和那些“勇敢分子”相结合。不过一旦这种结合实现了，那么所有这些“勇敢分子”过去的劣迹和不道德都在革命的需求面前被忽略了，一“革”遮百丑，不仅遮百丑，而且他们对革命的积极和忠诚被说成是一种新的道德、或者说更高道德的禀赋，相对于这种更高的道德，过去不为人齿的德行自然化为小节了。

正因为如此，林村那两位给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效过力，专门替人卖壮丁的吴良、吴明兄弟才会摇身一变，从下三滥变为村里的人上人。而当革命后第一代精英需要被牺牲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勇敢分子”站出来，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么不堪，依然会得到认可。《林村的故事》里，“四清”运动中那个连妻儿都可以抛弃的透顶无赖林山（这在农村一般被视为最不道德的行为），居然恩将仇报地把将自己妻儿养大的族兄诬为漏网地主，但是这种被村人公认的“没天理，丧天良”之举，居然得到四清工作队的支持，结果是好人反遭恶报，被斗得半死。在这里，并没有人认可忘恩负义或者恩将仇报，工作队鼓励的只是革命的积极性，既然革命需要找出漏网的地主，那么，只要合乎这个大目标，日常的道德也就只好让路了。

不过，虽然不断地有“勇敢分子”掺和进来，但是革命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梁山好汉们的“替天行道”，进了革命队伍的游民，无论如何都要收敛自己的积习，除非你战功赫赫，升到了某种特别高的位置上。在革命大家庭里，不仅共产主义道德要讲，而且讲得颇有清教徒的味道，从某种程度上讲，“勇敢分子”也是被利用的角色，一旦革命的气氛已成，农民都跟进了，如果老三老四还是恶习不改，有损党的形象，那么他们也是会被抛弃的，只是抛弃他们的时候手法比对阶级敌人要温柔多了。我小时候曾经见过一个已经失势的土改积极分子，老农民党员，天天挎着个脏兮兮的几乎看不清颜色的书包到处走，周围几个村庄，只要谁家请客，准有他在座，号称是“请客不请我，这事犯啰嗦，多我一双筷，我能吃多少”。真要是不请他，他还真的就给你捣乱，重则找借口反映你的“情况”，轻则上门撒泼耍赖。如此坚持继续革命十几年，虽然已经失势多年，却从没有人把他怎么样过。

好在农民虽然缺乏革命性，但并不缺少革命的跟进性，尤其当一个新世界被昭示给他们的时候，许多的承诺自然会带来许多的希冀，特别是革命的清教色彩，在革命的凯歌行进时期，毕竟还在弥漫，至少在中下层的干部中间还被视为美德，被革命请出山的“勇敢分子”如果不收敛自己的行为，换一副面孔混迹革命，那么在革命已经发动起来以后，往往会被淘汰，被比较干净的年轻人取代，革命的纯洁因而得以保持；关键是解放以来，运动往往伴随着革命的狂欢，至少对年轻人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所以，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不乏疑惑甚至不满，农民还是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中跟进，以热情和积极换取那据说在不远的未来就能实现的承诺。

虽然在大跃进到来的时候，美好的承诺变成了连年的饥饿，从此，农民对粮食的渴望使得革命的跟进性懈怠了许多，但是，只要革命在继续，运动在继续，大家也还是跟着，虽然热情已经大不如前了。再加上多年对农村准军事化的改造，老的游民锐气已消，新的游民又无从产生，结果是在农村，革命自大跃进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降路线。

大饥馑刚刚过去就发动的“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专门针对农村和农民，甚至像给过去的失败找替罪羊，给农民一个说法的一场“革命”。领导“四清”运动的国家主席，就像当年领导解放区土改一样，抛开原有农村基层组织，派工作队进入农村直接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一时间，解放以来共产党一手扶植起来的乡村精英几乎全部成了斗争对象。斗垮了干部，然后再重新划地主，将“漏网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实现农民的二次解放。但是农民对这二次解放，其热情比之第一次解放可谓天壤之别，连“勇敢分子”比之从前也有猫虎之别，我们前面提到的林村的那位背信弃义的林山，虽然无耻的程度不减当年，但冲劲与狠劲比吴家兄弟可差远了。接下来，国家主席和他热情的夫人发现他们原来错会了意，运动其实就是要革他们的命，找替罪羊的话，也要找个个大的。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对于“文革”，乡下和城里感觉大不一样，城里锣鼓喧天的时候，乡下很可能鸡犬不惊，连农村的红卫兵都嫌乡下闹得不起劲，纷纷进城去做革命的马后卒。这回革命先锋轮到了学生，而学生再狠也狠不过当年做过流氓的前辈，后来经前辈的点拨，也狠了起来，但那是在城里。当然，某些偏僻山区也发生过将出身不好的人全杀掉的惨剧，但毕竟是零星的个案，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大的波澜都发生在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农村里不是没有“阶级斗争”，只是任谁家里都没了油水，一次次斗那些死老虎，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精神，没有土地不说，连浮财也没有半分。任凭上面怎么号召，斗人和被斗的农民似乎已经被整疲了，反正怎么革命，怎么跟革命，只要不跳出龙门，都混不饱肚子。

所以，后来人们回忆“文革”，乡下人和城里人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就像《林村的故事》里叶书记讲的那样，乡下对“文革”根本没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只是由于流传的铺天盖地都是城里人有关“文革”的故事，后来和外面的人才以为当时全国都一样的疯狂，其实，乡下只抽了几下筋而已。

不仅如此，就那个时代而言，乡下似乎还因为“文革”的缘故感觉到了某种优势。作为具有反智主义倾向的运动，农村贫下中农的地位被提到了仅次于解放军的高度，其荣耀感总可以有一说；“文革”中农村的教育发展得虽然有点像大跃进，但毕竟使农民的孩子有了空前绝后的入学率。赤脚医生虽说水平不高，但毕竟让农民有了医药；更重要的是，经过一场场运动，农村的干部们大多噤若寒蝉，像《林村的故事》里讲的那样，连吃饭都不敢比别人多吃一口的虽然也不多，但作威作福的毕竟少多了。

前段时间，某位海归学人写高家村的故事，由于说了几句“文革”时期高家村还不错之类的话，曾经引来一片讨伐声，依我看，这主要是因为城乡感觉的差异造成的误会，闹不起来，破坏就少，那点实惠的事情就都露在外面了。当然，乡下的“**”感觉不那么惨，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乡下就不惨，恰恰相反，是因为那里惨透了，连二两油都榨不出来，所以才闹得不凶。当时农村几乎所有人（包括一些老实巴交的干部）都半饥半饱地捱日子，穷一点的地方，吃盐都要靠老太太的鸡屁股银行，就这样还要学大寨，脸朝黄土背朝天（就算磨洋工也得在日头底下晒着），自带干粮无偿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可能给后人造了些福，但在当时确是地道的苛政）。革命的热火劲过去了，革命的先锋没用了，城里安置不下那么多学生了，就将他们统统打发到乡下，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还不是跟农民争饭吃。

说到底，像“文革”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想要动起来必须具备起码的物质条件，当年义和团起来的时候还有人供应大饼呢，而“文革”时期的农村，连大饼都没有，所以红卫兵在农村也就闹不起来，只好进城。

其实革命对于农村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营造了一种特别的社会生活氛围，越是接近农村的权力结构，这种氛围就越是浓烈，这是一种如《林村的故事》所讲述的村人相互仇视和防嫌的氛围。并没有哪个领袖喜欢这种氛围，然而没有这种氛围，革命就无法顺利进行。在这种氛围里，亲情、乡谊和乡里道义被一次次碾碎，日常伦理被践踏。人分左中右，等于三六九等，那些被定为高成分的人，永久地被打入另册，只要有一点运动或者革命的压力，周围的人就会自觉地以攻击他们来证明自己的立场。人们相互的告讦从针对另册人物始，很快就传染开来，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运动的主导者，无一例外地会将这种告讦视为“革命性”，如果这算是革命性的话，农民的革命性是在不断地增强的。没有运动，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然而一进入运动状态，人人就立马变了模样。在《林村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会由于一首诗而被告发，一个农民怎样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而进了监狱。村里的权力斗争，可以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有巫术暗算，也有致人死命的伤害，因此而丧命的人，只因为出身不好，就死了白死，没人过问。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丝毫的地域特殊性，在任何地方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出一堆。运动，就意味着人整人。问题是，在经过多次的运动以后，即使不再有运动了，氛围也会流传下来，继续毒害着人们的生活。

经过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绝大多数农民怀着对大包干的热情，争先恐后地告别上个时代，在很短的时间内，曾经人手N套的《毛泽东选集》和小红书，以及每人一把都不止的毛泽东像章，迅速地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了，后来居然进了古玩市场，成为人们收藏的“文物”。

然而，曾几何时，告别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开始怀旧了。像《林村的故事》里那个将海外来的黄教授当成毛泽东派来的救苦人的老妇人固然不多，但怀念毛泽东的农民却并不在少数，甚至希望再来一次“文革”的人也大有人在。尽管革命也许有鸦片一样的成瘾性，但我相信绝大多数渴望“革命”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回到过去，只是对现实不满乃至愤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