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执政五十年了。五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正是壮年：对一个政党来说，也该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可是，近些年来，由于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影响，由于种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党内腐败现象严重，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清除腐败，树立正气，以健全党的肌体，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一个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我从内心拥护中央的决定。

一个人，最了解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我心里清楚，自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大问题往往是从小问题开始的。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是讲的这个道理。要正视自己的“小问题”，站到“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高度，对自己身上存在的毛病，进行认真的剖析，以增强自己的党性，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对自己近几年来的思想、工作进行了反思，查找了自己身上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又认真看了巡视组反馈的本单位干部群众和地、州、市文联给党组和我本人提出的意见。这里，我就其主要的问题进行思想剖析，希望得到巡视组和文联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助，使我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找得更准确一些，分析得更透彻一些，认识得更深刻一些，促使自己改正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

一、我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已认识到的自己的主要问题有：

首先，存在“三到”思想。

何曰“三到”思想？即：1、职称到顶。我一九九二年就已评为一级作家，正高职称，并且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获得省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称号，退休可享受省劳动模范待遇，能拿百分之百的工资。职称上只能是这样了，到顶了。2、职务到头。作为文艺家，担任了省文联主席，在我们湖南省，是到头了。3、年龄到线。我今年五十五岁。虽然还没有到退休年龄，但已经没有年龄优势了。再干也不能怎么样了，没有干头了。倒觉得自己身上的这些“职务”，头上的这些“花帽子”，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自己活得不自由，不潇洒。常常使自己想说的话不能说，想干的事不能干，想笑的时候不能笑，而不想说的话，有时候却要说；不想干的事，有时候却要干；不想笑的，有时候却要笑。这情景，可真套得上一个电影片子的名字：苦恼人的笑。想想，人这样活着，有多别扭！

文联、作协，是既没有什么权，也没有什么钱的单位，自己出去办事，之所以还有些人看重自己，是因为自己创作上有些成就，社会上有些名气，而不是什么“书记”、“主席”这样的职务。在单位上，在位不在位差不多，在位也没有什么油水可得，只有麻烦事缠身。坦率地说，我在心里想了很久，准备明年文联换届时，正式向省委提出：要求退休。觉得自己十五岁不到参加工作，干了四十多年了。而大学毕业生干到退休，还不到四十年。提前工作了，应该提前休息。这两年，我学会了开汽车。准备退休以后，到农村造一处房子，买一部低档的车子，潇潇洒洒过日子。做一个自由的人，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好好地享受享受生命。

再，存在“三怕”思想。

1995年文代会上，我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选为文联主席。组织上是器重我。把我从副厅提为正厅。坦率地说：我当时心里是挺矛盾的。一是高兴，二是害怕。说高兴，是因为文联主席不只是一种职务，更是一种身份，一种荣誉，是组织上和文艺家对我文学成就的一种肯定。当时，我是全国省、市级文联主席中最年轻的。说害怕，就是深感自己的文学成就不够，不能获得这种身份，这种荣誉。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厅级干部，它不是靠组织任命就可以压台的，它要靠自己的成就和影响来压台。

这是说的“大怕”，具体地说，我还有“三怕”。即：怕惹事；怕处理不好关系，影响团结；怕工作缠身，影响自己的创作。

这次，巡视组转达了群众给我提的九条意见，我反复看了多次，说到底是一条意见：就是“主席”没有到位。本来，我很满足、也很满意目前这种状况，“三讲”开始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打算敞开心扉来说。大家这么一逼，我经过这几天的思想斗争，在这里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我怕管事会惹事，会影响团结，会影响单位的稳定，会影响事业的发展。

省委给文联定的体制是：党组领导下的主席团负责制。前些年，工厂里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大学里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里的情况我接触得不多，工厂里我是经常去采访的，对他们的情况太了解了。厂长是“中心”，党委是“核心”，核心和中心总是相冲突。书记和厂长没有矛盾的，不多。什么叫“负责”？什么叫“领导”？怎么处理“领导”与“负责”的关系？是“负责”在前台工作？还是“领导”在前台工作？从字面上看，是“负责”在前台工作，作为“后台”的“领导”，会不会真正成为“前台”的坚强后盾？我深感自己水平低，把握不好这些关系。如果不能做到1+1=2，弄不好会成为1-1=0，倒不如也不加，也不减，让它成为1。这样，对单位，对事业，对本人，都有好处。

我们省文联，与有些省的文联情况还不一样。许多省文联，要嘛书记是虚的，是由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兼的，主要工作在省委宣传部；要嘛主席是虚的，有些省是省人大副主任、或省政协副主席、甚至于省委副书记（如江苏）兼的，基本上不管文联的事。还有些省的主席是年事很高的，不参与日常工作。或者是“书记”、“主席”由一人担任的。而我们省，书记与主席，都是“实”的，处理好两者关系，一要水平，二要境界。

我还对我们文联前几届的情况做了了解，做了分析。凡是“书记”、“主席”都管事的，必然是“吵吵吵”。当然，凡是一方不管事的，群众又说“见不到”。我感到左右为难。

再，我本人性格上有弱点。我是一个热血动物，遇事易冲动。我一旦干上一件事，是舍得投入的，也是不轻易放弃主见的。我害怕卷进去后不能自拔。我曾做过试探：1996年初的一次主席团会议（这实际上是文联主席团的第一次会议，1995年文代会后的主席团会，只通过了一下秘书长。）上，根据省委定的“主席团负责制”的原则，我提议讨论一下“怎么负责”，每年是不是召开三至四次主席团会议来讨论研究工作。现在检查起来，因事先没有与江沅同志商量，江沅同志在会上不做声，我也就没有坚持了。还有一次，培民书记找我淡别的事情，我顺便向他汇报文联的情况，得到他的支持，同意开一次省委党务工作例会，听取文联的汇报，为文联解决了诸如改水、改电、建这栋新宿舍等具体问题，并同意与省委宣传部联合召开一次全省文联工作会议（开到县文联主席），请地、县一名副书记参加，请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到会讲话，表彰一批先进地、市、县文联，为争取党委对文联工作的支持，为改善基层文联的条件鼓与呼，并写进了1998年文联的工作计划。因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和配合，此事没有办成。我本人也没有坚持，悄悄地退出来了。我害怕投入感情后，弄成“1-1”的局面，影响工作，影响团结。我曾经说过“我不管事，也是一种贡献”，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发出的感叹！

有这样一件事：我刚刚当选主席不久，有一天夜里，我已经上床睡觉，接到一个电话。文联的老同志，发现江沅同志买了手机，说是用开文代会剩下的钱买的，是开的通讯器材的发票报销的。说老同志们意见大，认为文联不是生产指挥机关，没有必要配手机。说手机没有公开拿出用，是保密的。老同志要求查，问我怎么办？我拿着话筒，一下哑了，不知怎么答复好。好一阵，我才说：“请你过半个小时再打电话来。”我当时很为难，觉得刚一学理发，就碰上了个络腮胡子，很棘手。我想：这件事一定要慎重，弄不好就会影响我与党组书记的关系。我苦苦地想了想，给宋子刚同志打了一个电话，说出了我的三条意见：一、我认为，作为一个正厅级单位的一把手，为了便于工作，配一部手机，是应该的。二、按规定办理手续，并作为公共财产登记，要我签字，我可以签。三、公开手机号码，便于大家联系。再来电话时，我说我已给宋子刚去了电话，说了我的意见，请与宋子刚同志联系。这件事，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感到文联的事不好管。

第三怕：怕管事后，投入感情，卷入矛盾。事没管好，创作又影响，落一个扁担无抓两头失沓。

作品是作家的生命。一个作家、艺术家，没有作品了，他的生命就终结了。作家、艺术家的生命价值，在于他的创作成就。我是一个作家，非常看重自己的创作。于是，尽可能地回避矛盾。基于当时这么一些想法，我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一个原则，这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的：不管事，不惹事，办一点好事，干一点实事。

当选文联主席四年多了，我确实没有到位。大家的批评是对的。客观上，从1996年5月开始，省委任命我到娄底兼任地委副书记，深入生活，再，我又具体负责毛泽东文学院的筹建工作，担任筹建领导小组组长。1997年12月毛泽东文学院落成后，我又接受省委领导分派的任务，带领几名作家深入贫困地区采访，一干就是半年多，接着又采写彭楚政，前后八个月，业余时间里筹建“作家爱心书屋”，前后写出一万多封信，收到捐书五万余册。但是，从主观上检查：心里没有装着文联。没有在文联的工作上用心思，动脑筋。

“三到”也罢，“三怕”也罢，集中说明自己革命意志衰退，时代责任感、革命责任心不强。应该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有责任感的，而作为一个文联主席，我没有尽到责任，是没有责任感、责任心的。透过这“三到”、“三怕”的思想，窥见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这种“怕”，实际上是处处以“我”为处事、处人的基点，没有把革命工作、革命事业摆进来。没有积极地、主动地去思考、去探索处理“领导”与“负责”的关系。没有象我平时干别的工作时千方百计去争取省委领导的支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那样去争取党组对主席团的支持，没有主动地与周江沅同志交流、主动地收集、听取各位副主席、尤其是会外副主席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向党组汇报，得到党组的支持后，大胆、主动地带领主席团开展工作。我前面说过，处理好这些关系，一需要水平，二需要境界。自己根本就没有去实践，更没有在实践中去提高水平，提高境界。

二、今后怎么办

我没有尽到一个文联主席应尽的责任，没有挑好文联主席这副担子，没有为繁荣全省的文学艺术事业尽心尽力，有负许多文艺家对我寄予的厚望，检查起来，心里是很痛心的。今后到底怎么办？通过这一段的学习，通过这一段干部群众的帮助，我一定按照江总书记说的，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彻底破除“三到”思想，牢固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意志和信念，正确处理党组与主席团的关系，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处理个人创作与全省创作的关系，挑好文联主席这副担子。

1、破除“三到”思想，增强革命意志，能挑百斤担，不挑九十九。

职称，有到顶的时候；职务，也有到头的时候：年龄，也有到线的时候。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为共产主义奋斗，是终身的。可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三到”思想，说穿了是以“我”为轴心来考虑问题的极端个人主义。因为都“到”了，没有“利”可图了，没有“名”可图了，于是就不积极进取了。这不是个人利己主义是什么？这是忘记了自己入党宣誓时的誓言了。这降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格，降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格，也降了一个党员作家、艺术家的格。

一个人，为人处世，干活做事，如果首先想图一点什么的话，就没有品味了。

要破除“三到”思想，就要坚定革命信念，树立能挑百斤担，不挑九十九的品德和精神。人们常说，要站好革命的最后一班岗。在位一天，就要尽心，尽力，就要为革命谋事、想事、干事，就要勇挑重担，敢办难事。工作上将来肯定会退休，但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奋斗，生命没有终结，就永远不应该退休。

要破除“三到”思想，就要清除头脑中办事处世图名图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垃圾。做人要做出品味来，要做出境界来！我们干活图什么？共产党人就要图党的最终目标的实现！

2、处理好党组和主席团的关系。

党组是一个集体。主席团也是一个集体。省委为我们确定的原则，或者说工作体制，是党组领导下的主席团负责制。要在党组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主席团知名艺术家集中的优势，积极地开展工作。主席团工作的着眼点和归宿，应是繁荣全省的文学艺术事业，应是培养造就全省的文学艺术队伍，应是推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我现在认识到的，就是：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自己是什么位置？在党组里是副书记，在主席团里是主席。只记住“副书记”，不行；只记住“主席”更不行！二要摆正主席团与党组的位置。党组与主席团是什么位置？主席团是在党组领导下“负责”。只记住“领导”不行，只记住“负责”更不行！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这“领导”与“负责”是一对矛盾。我前面说过，处理好这对矛盾，一需要水平，二需要境界。这水平，是辩证法的工作水平；这境界，是做人的境界。世界上最难做的是做人，世界上最应该做好的，也是做人。世上无完人，但每个人都要尽最大努力做完美的人，向完人靠近。不能认为自己缺乏这种水平，缺乏这种境界，就逃避，就消极地采取“不管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积极的态度是：要大胆地、热情地去实践。抱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抱着对发展全省的文艺事业的态度，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工作，不断地去磨合“矛盾”，实现1+1的完美境界，是可以做到的。三要多谈心，多沟通。许多误会在互相谈心中、在互相沟通中消除；许多矛盾，会在相互沟通中解决；许多有益于事业发展，有益于工作开展的好主意，也会在沟通中产生；许多的认识，更会在沟通中统一。多谈心，多沟通，班子就会形成合力。我们的党组、主席团，是交叉任职的。党组里的每个人，都扮演着两个角色。心里要清白，要注意变换好自己的角色。作为副书记，要多向书记敞开心扉，谈自己的思想，谈自己对党组工作的建议；作为主席，要虚心听取各位副主席的意见，汇集集体的智慧，来做好主席团的工作。有了矛盾，多从自己身上检查原因，不要去埋怨张三李四。坚持做到：对班子成员的意见，当面说，不背后说；会上说，不会后说。胸襟开阔，为人坦**。只有这样，一个人才有正气，一个领导，才有凝聚力，才能服众。

3、处理好个人创作与全省创作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存在我身上多年的老问题。早在1987年初，组织上就准备让我担任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周特新同志到任不久，就对我说：我是为你来铺路的。我当时心里挺矛盾，想在创作上冲刺一番，坚决要求组织上不要做这种安排。后来，蒋国斌同志来文联工作，我打心眼里高兴。但我终究没有逃脱，1988年底，作协从文联分出，省委让我担任作协党组书记，我心里仍然不乐意。夏赞忠同志说：“你还年轻，创作以后还有时间。”我辩解说：“写作这玩意，不是有时间就能写，而是想写的时候必须有时间。”但我是一个党员，党决定了，我就听从了。这作协党组书记，一干就是七年。

我一直顽固地认为：作家、艺术家的生命价值，在他的创作成就里。对国家的贡献，在他的艺术成就里：对历史、对民族的贡献，也在他的艺术成就里。作品，是作家的生命。没有作品了，作家的生命就终结了。而如果创作出了真正优秀的作品，作家的生命就永恒了。纵观历史，远的不说，就说在历史的长河里刚刚流走的民国时期吧，一些没有建树的省主席谁还记得起呢？而一些创作上稍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仍在今天的人们手中流传……因为一些这样的思想在头脑里作怪，总是把个人的创作看得太重，总是不乐意做出牺牲，把心思、把精力，用到繁荣全省的创作上，用到培养、扶植全省的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上。我到文联抛出的“不管事”论，恐怕过份地看重自己的创作，也是原因之一。

诚然，一个作家、艺术家，尽可能地刻苦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创作出优秀作品，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但是，我不是一个一般的作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个担任文艺团体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作家。这里就存在一个作家与党员的关系，本人创作与组织、领导全省创作的关系。

什么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就应该视党的事业为生命。

党员作家，要摆正作家与党员的关系。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党员，就要努力去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党组织让自己担任省作协、省文联的领导工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组织、支持、扶植、培养、建设好全省作家、艺术家队伍，为广大作家、艺术家创造条件，充分调动广大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空前繁荣全省的文学艺术事业。这样，个人的创作当然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全省的创作上去了，出了更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出了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你的生命价值不是更大了吗？也许，你少写了一个、几个作品，而全省却多出了成千上百个好作品，这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对历史，贡献不是更大吗？诚然，这些作品上，不可能印上自己的名字。但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有这样一种忘我的精神！

4、处理好文联工作与作协工作的关系。

我是一个作家，在中国作协与省作协都担任着一些职务。1995年以后，我虽然没有任省作协党组书记了，但仍然是省作协副主席。在全国第五次作代会上，又被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省委又任命我为毛泽东文学院副院长，并出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中心湖南中心副主任。这些，我当然也是有一份责任的，也是要尽其责的。同时，作家协会，作为文联的团体会员，文联也有责任加强和他们的联系，使文学艺术成为一个整体。不然，文联就不能称其为文联（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而只能说是艺联（艺术界联合会）。但是，我们省的作协从文联分出去了，独立建制，人、财、物，均是自主的。我当选文联主席后，确有一个如何处理文联工作与作协工作关系的问题。工作重心应该放到文联，同时，又要对作协的工作，付出热情，给予关注，尽其责任。全省的广大作家，同样是文联主席的工作对象；同样是文联主席要交的朋友。作为文联主席，更要把全省的广大艺术家作为自己的工作对象，更要和广大艺术家交朋友。要把组织艺术创作，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其中的许多艺术门类，自己没有艺术创作的实践，要树立甘当艺术家小学生的意识，虚心向艺术家们学习，使自己从文学创作知识上的“专”，做到艺术创作知识上的“博”，尽可能地做到与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交谈时，不说“外行话”。这是很难的。但再难也要这样去努力！

开展“三讲”教育以来，我们文联的许多干部群众，不仅给我本人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而且给党组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我是党组里的一名重要成员。这些意见，我不仅都有份，而且要负重要的责任。这次群众反映的重要问题，过去，有些我有所闻，有些我还不知道，因为我的心没有放在文联，又长期呆在外面，不关注文联的事。作为主席，作为这个团体的法人代表，我感到汗颜，我感到对文联的广大干部群众不住。有些问题，一些群众曾找我反映过，我当时也挺激动，表示愤愤然。如有些处级干部到经济实体去担任实职，又还在文联领工资领福利（我当时尚不知道他是没有办理组织手续，溜出去的），曾愤愤地说：“把他的工资和福利停了！”但讲了就忘了，没有积极地向党组提出建议，请党组研究处理。有些公司不履行合同，党组不敢碰硬，我是一种“不管事”的心态，当然也就漠然处之，不说碰“硬”，就是“软”也不会去碰。群众给党组提的“散”、“软”、“守”（守摊子）的意见，是戳到了痛处，点中了要害的。我是党组副书记，是这些问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我一定通过这次“三讲”教育，通过学习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思想、理论和讲话，我一定在群众的帮助下，抖落自己身上的这些缺点和毛病，焕发精神，和党组全体同志一道，对这些意见，能马上改的马上就改，一时解决不了的，做出整改计划，积极去做工作，尽快地改过来，真正地使我们文联、使我们文艺界，迅速形成一个“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崭新的政治局面，彻底清扫歪风邪气，让一种浩然正气占领我们的文联！

这是我的初步认识和检查，请大家批评帮助！

1999年8月

（此文系1999年党内开展“三讲”时的一份述职报告。文联机关群众评议时，满意率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