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文学之路”，最早是从写日记开始的。

这里不能不首先提到我的父母，他们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青年，40年代后期，我母亲曾在上海出版过一本薄薄的儿童文学集《幼小的灵魂》。50年代初我出生后，她从新闻单位调到了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逐渐把她对文学的热爱“传递”给我，开始不断给我买各种儿童读物，培养我对阅读的兴趣。到了小学三年级，我已经能够半懂不懂地“偷看”母亲枕下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了。小学时代的每一个寒暑假，我都能读到大量的童话（安徒生、格林）和苏联儿童文学作品。

也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送给我一本漂亮的簿子，要求我开始写日记。

日记本相当于一本书大小，一开始的时候，我只能写一小段，后来是半页，再后来渐渐增加。其实，写满一页并不太难，难的是不能记流水账，不要重复昨天的话，要记下这一天里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还有自己对这些事情的想法。母亲隔一段时间会“批改”我的日记，圈出错别字和好句子，告诉我怎样才能写得真实和生动。如果得到了表扬，我会很兴奋；如果批评我，我就会很沮丧。记得有个周末，父母亲带我到湖滨去散步，黄昏的西湖上飞翔着一群群黑乎乎的鸟。父亲问我这是什么鸟，为什么天黑了还不归巢？我看不清也不认识那些奇怪的东西，半天也回答不上来。父亲告诉我那是蝙蝠，是一种唯一能飞行的兽。又说写日记要有内容，平时就得注意观察陌生的事物，善于学习新的知识，等等。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蝙蝠，并知道了它是一种视力很差但能在夜间灵敏捕食的动物。我回家就把这个事情写进了日记。许多年过去了，如今我若是走在黄昏的湖边，还会想起童年的那群蝙蝠。

这本日记好像到小学毕业时才写满，进了初中以后，就是每年写一本了。那时候属于“个人”的情感逐渐增多，好像有了“隐私”一样，我开始躲避或拒绝父母继续阅读我的日记，好几次同父亲发生了争吵。现在我还保留着四大本少年时代的日记，重新翻阅它们的时候，童年少年时期经历的人和事，犹如丝丝缕缕的气息，从泛黄的纸页上冒出来。

当写日记成为平日必修的“功课”时，自然会养成注意观察生活、勤快动笔的习惯。并使我有机会在课外锻炼自己的文字。尤其在少年时代，这样的练习应该是大有益处的。

1961年我小学5年级，在上海《少年文艺》的“少年习作”上，发表了人生第一篇被印成铅字的作文（题为《我们学做小医生》）。《我们学做小医生》最初是写在日记本上的，后来变成一篇作文，记述了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在学校一间废弃的斗室，用自带的红药水紫药水和纱布棉花，办起了一个“小医院”，给跌跤擦破皮肤的男生治疗伤口的故事。那年我11岁，还是个女孩，连“少女”都还算不上。老师把作文寄给了《少年文艺》编辑部，被退稿。又寄给了《少年文艺》的主编、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老师。任大霖是上世纪60年代《少年文艺》的主编，他亲自审阅之后签发了这篇“少年习作”，认为文章写得“很有生活气息”，还亲笔给我回信，告诉我不可骄傲。我在人生之初第一次体验到编辑的责任与作家的平易。这一段少年时代珍贵的师生情谊，历经“文革”知青时代，长达三十多年。任大霖老师在文学道路上对我的悉心关爱与培养，一直持续到我的中年。1996年任大霖老师不幸病逝，对他的思念与痛惜之深，令我至今难以释怀。

1963年我进了初中，可称作少女时代了，又在“少年习作”上发表过两篇短文（《采茶》和《五彩的墙壁》）。因而有了对于写作最初的自信。我在学校的作文比赛中多次获奖，同时积极向《少年文艺》投稿。这期间我曾多次被退稿，至今还记得任大霖老师写信给我说，退稿的文章是因为写得太“规矩”了，“缺乏自己的特色”，意思是有点老气横秋，不够生动、没有写出少年的感情和想法。如今再次回味，发现文学创作最基本的要素，其实就是那样单纯的几点。我们在学习写作最初所遇到的问题，可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努力。

如果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看，那些“习作”自然是极其稚嫩而粗拙的。但一粒小芽却因此而悄悄萌动。《少年文艺》就像一座小小的花坛，在一年一年的春风里，将许多许多文学的种子催生了。《少年文艺》又像一条细细的起跑线，我从那里起步，从此走上遥远而艰辛的文学之路。

60年代，反映校园生活和当代少年心绪的文学作品尚不多见，《少年文艺》一直努力加强刊物与“少年们”之间的联系。在《少年文艺》杂志社的建议下，初一年级时，我在班上成立了一个《少年文艺》阅读小组，新一期的杂志来了，让同学们大家轮流阅读，然后互相交谈阅读体会，比如谁谁喜欢哪一篇，谁谁又喜欢哪一篇，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等等。然后我将意见逐条整理，如实填写在《少年文艺》附寄的读者调查表格上，再寄去上海。这样的读者“咨询”“反馈”活动，《少年文艺》开展得较早，我也因此被刊物的这种交流方式诱发出少年早期的参与意识。当年的《少年文艺》，也许并非刻意想要培育“少年作家”，它真正所期望的是“少年们”能由此得到属于少年的快乐，还有——健康地成长。

到了初二、三年级，我的阅读范围和兴趣就更广泛了。除了家里的经典文学书籍，还有学校图书馆的当代文学和世界名著（我当时特别迷恋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以及阅览室的书报杂志。我参加了学校（杭州一中，现称杭州高级中学）的鲁迅文学兴趣小组，还参加学校每个学期的文艺演出比赛，自己和同学们一起编写、排练剧本。母亲会设法搞到一些优秀的戏剧演出票，为我增加艺术欣赏和观摩的机会。尽管当时的大环境，“阶级斗争”气氛越来越激烈，“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封资修”的文学作品依然充满了魅力。我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涯”，就是在这样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环境中度过的。如今看来，优秀文学作品最根本的“真善美”和“人道主义”营养，仍是我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最扎实的“底肥”。

曾有一段时间，我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写班上同学们的故事，夜里很晚也不睡觉（现在叫做“校园文学”）。那些“习作”一般都写得毫无节制，冗长而啰嗦，但我充满了创作的快感。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给母亲看，她严厉地批评了我，我激烈地为自己辩护，就是不愿修改，母亲一生气就把我的稿子撕碎了。我伤心地哭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到了后半夜，自己穿好衣服爬起来，在灯下悄悄地重写这篇作文。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情，内心总是十分感激母亲当年对我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觉得自己多少还算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虽然我自幼就喜欢文学直至热爱文学，但我并没有从小就立志要当作家（是不敢。我认为当作家需要非凡的才华）。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在文学中寻梦，能以文学充实自己，实现自己的一部分价值。到了1969年，黑龙江省的农场到杭州招收知青，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去北大荒。当时父母亲都在受审查，我却怀揣着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秘密，带上了我喜欢的书籍，离开了美丽的杭州西湖，去往东北那片陌生的土地。

那一年我19岁。

铁轨通向远方。很多年以后，我才看清楚，那其实是一条若隐若现的文学起跑线，引领我走过艰难的人生旅途，也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