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00年台湾儿童阅读年的贺礼，幼狮文化公司出版了林文宝先生（台东师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策划的一套1988—1998年的“儿童文学选集”，将十年间的台湾儿童文学成就，分作论述、诗歌、故事、童话、小说、散文、戏剧七卷出版。采用“史的发展、作品、作家三者兼备”的编选方式，“亦即以发展为经，作品、作家为纬。各选集除于序文里说明编选原则外，并有作家、作品简介与各文类的创作书目”，全套200余万字，规模相当宏大；又有林先生编汇的《彩绘儿童十年》（26万字）与之呼应，将该套丛书的《总序》、各分卷《编者的话》以及《台湾1945—1998儿童文学书目》汇编于一册，仿佛总卷。泱泱八卷在手，便可一窥中国台湾地区10年来儿童文学发展的成果，而与十年前出版的五卷本“儿童文学选集”（1949—1987）相衔接，又得以了解1949年后中国儿童文学在台湾地区的发展脉络。

台湾儿童文学与大陆儿童文学同根同源，同属于华夏儿童文学的一脉，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儿童文学又有着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台湾有自己的文学，始自1945年，至今才不过半个世纪的历程，而台湾儿童文学却是神奇般地完成了由“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从事儿童文学由最初的被人“不屑一顾”而成为今天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其发展之迅猛不仅成为当代台湾文坛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而且受到整个华文世界的普遍关注。

说到台湾儿童文学的源起，一般认为在1945—1949年间。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归还中国，面对到处说着日本话、闽南话和客家话的现实，推行汉语成为当务之急。为响应“推行委员会”提出的“充分利用注音符号、大量阅读”的口号，以“协助政府推行儿童语文教育”为职的东方出版社于1945年12月成立，揭开了台湾儿童文学的序幕。此后又有《国语日报》“儿童版”（1948）和“少年版”（1949）、《中央日报》“儿童周刊”（1949）、《台湾儿童月刊》（1949）等一批儿童报刊相继创办，在推行汉语教育运动的同时，台湾儿童文学也相伴而生。所以有人将1945—1949年称为台湾儿童文学的滥觞期，而将此后台湾儿童文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播种期（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生长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茁壮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和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参见邱各容的《儿童文学丛谈》）。这里所说的“繁荣期”指的正是这套“儿童文学选集”所覆盖的这一历史时段，而这套丛书又无疑是对“繁荣期”这一论断做出了生动而有力的注释。从丛书所提供的1945—1998年的儿童文学书目显示，仅1988—1998年这10年间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就达1000余种，相当于此前44年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总量，如下表所示。

台湾儿童文学在1988—1998年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数量上，也鲜明地体现在儿童文学创作与论述的质量上，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从收入“儿童文学选集”的作品看，就有475篇（部），其中论述17篇、小说17篇、童话45篇、故事64篇、散文140篇、戏剧13部、诗歌179首。从台湾儿童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看，这10年也是丰收的10年。林文宝先生在主编“儿童文学选集（1988—1998）”的同时，又主持了《台湾儿童文学100（1945—1998）》的评选工作，从1945—1998年的2400余册的儿童文学图书中，评选出了102本优良读物。在这批“通过时代的淘炼，显现出其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林澄枝评语）的优良读物中，1988—1998年的儿童读物就占一半以上（参见下表）。

台湾儿童文学之所以能在这10年间有一个迅猛的发展，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除台湾儿童文学家们的努力、敬业之外，首先是处于转型期的台湾社会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并开放大陆探亲，1988年又解除了36年的报禁，出版自由进一步得到落实。相对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直接影响到文化出版的走向。1989年7月，台湾“大陆儿童文学研究会”7位会员首航安徽、上海、北京，拉开了儿童文学交流的序幕，此后便有越来越多的大陆儿童文学家加盟台湾儿童文学建设。而台湾的师范教育又特别重视与提倡儿童文学。1987年台湾9所师专一次性改制为师范学院后，“儿童文学”被规定为占有两个学分的必修课（在语教系还有三个学分的“儿童文学及习作”）。台东师范学院还成立了儿童文学研究所（1996），并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这样，在十分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有了近五十年积累的台湾儿童文学才得以脱颖而出。

纵观台湾儿童文学十年间的发展，其最大特征可能有三：多元化、视听化、本上化。至于“多元化”，林文宝先生在“儿童文学选集”《总序·又十年》中已有明确的论述：由于“受到国外出版品的激励及电脑资讯市场的冲击，再加上各种有关儿童优良读物的推介活动与读书会的推动，产生多元化特色”，并历数多元化的五个方面：内容类型的多元化；出版媒介类型的多元化；文体类型的多元化；刊物类型的多元化与稿源类型的多元化。所谓“视听化”，包括“可视”、“可听”两个方面。“可视”主要指台湾儿童图书的图画化，或者说低幼化，也就是说图画书的出版数量与内容品质都占据重要与绝对的优势。给低幼儿童做的图画书不必说，就是给小学高年级及青少年出版的文字书，也都配有大量而精彩的插图，可以说，台湾童书是“无画不成书”。在精美的图画之外，也普遍对图书的开本、版式、装帧十分重视，所以做出的图书从封面到内容，都很好看、耐看，具有鲜明的可视性，容易让人“一见钟情”。“可听”主要指台湾童书的电子化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电子图书呈迅猛发展态势，成为出版界与市场的新宠。“本土化”即指台湾儿童文学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台湾儿童文学家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立足台湾的社会现实，追踪世界先进技术与时代意识，创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台湾儿童文学，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儿童文学发展之路。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台湾推行儿童文学的途径，几乎各主要报刊都开辟有“儿童文学园地”；各市县都有儿童文学创作与研修机构；所有师范院校都开设儿童文学必修课；每年都有多种形式的儿童读物评奖与推荐活动，形成了一个以群众性文学活动为主体的推进与发展儿童文学的网络，从而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儿童文学新人，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儿童文学作品，从事儿童文学才真正成为一种明显的文学现象，成为一种人人羡慕的崇高职业。

[载《中国少儿出版》，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