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我生命中最亲的人。母亲不仅养育了我，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母亲为我们这个家庭付出太多，如今70多岁了，身体还算健康，这是我们做子女的最大幸福和欣慰。母亲不愿意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怕我们不习惯。她守着老屋，最大的念想就是盼着子女们都能回家，在春节时有一次短暂相聚。忙于工作的我，很少专程回家去看望母亲，也没有亲口对母亲说过“我爱您”，即便对着电话或手机，也说不出口，一切都放在心里，以为不说母亲也知道。在母亲心里，我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在我心里，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母亲十八岁

母亲生我时18岁。

第一次做母亲一定是幸福的，而我给母亲带来的却是灾难。

我在母亲肚子里只待了七个月，就提前来人间报到了，那时的母亲肯定还没有做好做母亲的全部准备。

据说那年冬天走得特别晚，还没有过年，就已经立春了。待到“三月播种、四月插秧”的春耕时节，却春寒料峭，冷风呼呼地吹。那时的农村非常贫穷，没有今天的保暖内衣和羽绒服御寒，尽管穿了棉衣棉裤，仍然像筛子，任凭冷风带着寒气像箭那样穿透身体，那种冷不是冷，是一种全身像针扎般的刺痛。

东方发白，母亲就和村里的妇女们下到秧田拔秧。秧田是培育水稻秧苗的田块，又叫秧母田、秧底田、秧脚田、秧池，叫法不同，其实就是按照计划栽插水稻的总面积，按比例选出几块避风朝阳的水田作为秧田，提前一个月时间，大约在农历三月初吧，将已经用温水催芽的水稻种子，撒播到秧田一排排整齐的田畦上，再用柴火烘育成拱门形的青竹竿搭成帐篷的骨架，然后铺上一层塑料薄膜，给秧田盖上透光挡雨的塑料房子，也就是“帐篷育秧”。

种子在这样温暖的房子里，隔风挡雨，沐浴阳光，会很快发芽，长成绿油油的秧苗。待到秧苗长到五六寸的光景，空中传来“布谷布谷”的叫声，生产队长就会选中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来到秧田边，抢在太阳要升还未升起的时辰，亲自点燃鞭炮，揭开秧篷，插下第一棵秧苗。这时大家一齐欢呼鼓掌，一起涌入秧田，有的拔秧，有的插秧。在简单而隆重的开秧门仪式后，一年的春耕就算开始了。

南宋诗人翁卷有一首《乡村四月》的诗：“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虽然写的是他老家浙江春耕插秧的情形，但和我老家桐城的农事也是一个景象。

母亲用手试了试秧田的水温，突然像被蛇咬了似的缩了回来，水太凉。母亲招呼姐妹们不要急着下田，大家便弯下腰来，用手在秧田的水沟里来回不断地搅动，仿佛这样就可以把水下面的热气搅和上来一样，其实是让手慢慢适应水的冰凉，然后再下到秧田里。下秧田的时候，也很有讲究，左脚的脚尖先入水，直插秧田的泥土里，然后才放下脚跟，轻使暗劲，猛地踩下去，感觉碰到硬硬的田底，踩实了，右脚再跟上，双脚稳稳地站在秧田里。这时会感到水里的脚阵阵刺痛，一股凉气顺着下肢一直往上爬，爬到腹部、胸口，直蹿头顶，突然打个寒战，一股凉意传遍全身，人顿觉清醒起来，浑身感到一种轻松，身体也不再冻得僵硬，站在水里的双脚开始发热，这时才弯下腰去，挥动双手，开始拔秧。不过半个小时，就会感觉全身热乎乎的，再过半个小时，有人就会脱掉早晨专门用来御寒的大衣外套，待到太阳快当顶的中午，人们脱了厚厚棉袄，脸上红扑扑地冒着热气，一边拔秧一边开始大声说话，聊着各自听说来的新闻趣事，时而发出欢快的笑声。

母亲性格开朗，喜欢说笑，可今天却沉默不语。刚下水时，她就感觉肚子隐隐作痛，以为是受凉了，忍一忍就会过去。后来越来越疼，她咬咬牙，又挺过来了，有一段时间感觉好了，但到拔秧结束，母亲却站不起身子，腹部连着腰部一起痛。她以为是腰弯久了，起得快，扭了腰，才不舒服。回到家里，肚子越来越疼，那种疼仿佛从肚子到胃里到心口直往上钻，母亲以为是在冰冷的水田里泡得太久，她喝了碗红糖生姜水，驱寒活血回暖，以为睡一觉就会没事了。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四五点钟，母亲突然疼醒过来，她告诉父亲，应该是我在肚子里大闹天宫，可能是要生产了，吓得父亲连忙赶到三四里外的邻村接生婆婆张奶奶家。张奶奶看到父亲紧张的样子，心里明白，穿衣下床，一路小跑来到母亲身边。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张奶奶出来恭喜父亲：“大喜啊大喜啊，母子平安。”说“大喜”就是生了男孩（“小喜”是生了女孩），父亲听得真切，自然喜出望外，连忙把准备好的红包塞到张奶奶手里，嘴里说着谢谢，人已冲到屋里看母亲和我了。

那一年，父亲28岁。

七活八不活

父亲送张奶奶走时，天已经大亮了，太阳正好升到山口上，红彤彤的，望着父亲笑呢。张奶奶说，这个时辰好，吉利，生肖属虎，老虎在夜里下山找食，早晨吃饱了上山，孩子是上山虎，迎着太阳生，就叫“虎生”吧，小名“虎儿”。父亲连连点头。

正在拔秧的妇女们看到父亲送张奶奶走，什么都明白了。我的到来，像早晨的春风，一下子吹醒了朱家老屋，大家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是村子里当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而且是第一个男孩，算是全村人的大喜事。早在一个月前，朱老木匠的大儿子小朱木匠添了一个千金，也是张奶奶接生，喝满月酒时，张奶奶看着胖嘟嘟的婴儿，像画儿般可爱。因为生在春天，又长得如花似玉，张奶奶脱口赞道，真是一朵“春花”呀。朱老木匠听得真切，连忙称赞“好名字”，就这样，朱老木匠没有经过小朱木匠的同意，就给孙女取名“春花”，小名“花儿”。

我是韩家的长房长孙，按理说“母以子贵”，我的父母应该高兴才是。谁说父母不高兴呢？但那脸上的笑容分明有些勉强，笑容后面有一种焦虑和担心。谁心里都明白，七个月出生的我，像个没有皮毛的小猫，五官都没有长得分明，最要命的是不喜欢哭，不像足月出生的孩子，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就是“苦哇”地大哭，我是连这第一声“哇”声都气短声小，几乎没有哭，以后也很少哭，好像还在母亲肚子里贪睡呢。没有了婴儿的哭闹声，自然少了新生儿家里那种热闹喜庆的气氛。只有在饿的时候，我才像猫那样在喉咙里“咪咪”地叫几声，当母亲给我喂奶时，羸弱的我居然没有吮吸的力量，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我不会哭又不会吃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朱家老屋，很多人在心里有了疑问和叹息，不吃不哭的孩子，能养大么？一种不祥的气氛在村子里悄然蔓延。

好像只有母亲很乐观，她把我捂在胸口，心疼得不得了，虽然同样担心，却记得一句古话：七活八不活，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洗三朝

我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节日——洗三朝。

桐城民间有一种习俗，婴儿出生的第三天，家人要举行隆重的洗礼，叫“洗三朝”。传说婴儿都是拜送子娘娘所赐，出生第三天，送子娘娘要亲自来到人间，看看这家人是怎样对待新生的婴儿，如有不敬重者，就要受到送子娘娘的惩罚。

这一天，父亲早早起床，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好要用的物品，就赶着去请张奶奶来家里主持洗礼。

张奶奶是远近闻名的接生婆婆，有孩子出生，都请她接生，只要张奶奶在，就会母子平安，从没有意外，享有很高的威望，有孕妇的家人都要提前打招呼。据说张奶奶出身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又是中医世家，往上三代起，就在紫来桥东边的桐城老街开有一家“张氏诊所”，二十四小时接诊，不分富人穷人，不问官家平民，一视同仁，医术高，口碑好，深受人们尊敬。张奶奶年轻时是个大美人，如今虽已五十出头，仍然清秀淡雅，有超凡脱俗的仙风，加上她有一双小脚，更显得有些历史和来头，所有人都敬爱她，甚至视她为送子娘娘的化身。

上午九点钟光景，张奶奶走出屋子，看了眼高高爬到门前白果树上的太阳，太阳像金盘子发出闪闪金光，照得张奶奶脸上暖和和的。张奶奶不由得眯起眼，手搭凉棚，冲屋里说“开始吧”。

话音未落，张奶奶就来到床前，从母亲怀里抱起小小的我，放到盛满温水的木盆里沐浴。这盆里的温水不是一般的热水，而是用艾叶、菖蒲、金银花、樟树叶等中草药放到大锅水里烧开后，等水温降到不烫婴儿皮肤时，用木瓢舀到用开水烫过的木制洗澡盆里的。张奶奶一边给我洗澡，一边伴着动作吟唱：

洗洗头，做王侯；

洗洗身，做富翁；

洗洗手，荣华富贵全都有；

洗洗腰，一辈更比一辈高；

洗洗脚，身体健康不吃药，

不吃药……

唱到“不吃药”时，张奶奶不自觉地重复了一句，声音也慢下来，像是想到了什么。她小心地把我翻过身来，用托在身后的手，在我小小的屁股上暗暗掐了两下，我疼得哭了两声。张奶奶连忙哄道，“虎儿，乖乖，别哭”，又提高嗓门对父亲说，“孩子他伯”——桐城人叫父亲为“伯伯”，“快把滚脸蛋拿来”。

“滚脸蛋”是用煮熟的鸡蛋剥去蛋壳后，从婴儿的脸蛋滚起，从头顶到脚跟，周身滚个遍，意思是去除婴儿的胎毒，白嫩肌肤，也有祝愿一生圆满之意。滚完鸡蛋，就着满身的热气，张奶奶马上给我穿上新衣服，戴上新帽子，系上银脚铃，再用崭新的包被把我裹个严严实实，送到父亲手里，说“去给老祖宗报喜吧”。这是“洗三”的最后一道仪式——父亲抱着我，面对高高挂在墙上的爷爷画像——也就是父亲的父亲，磕了三个头，又拜了三拜，禀告祖上添丁添福、香火延续的喜讯。

洗礼完毕，照例是大摆宴席，请张奶奶坐在主位上，大家边吃边说着恭喜的话。父亲突然进来对张奶奶耳语几句，张奶奶起身，跟父亲来到母亲房里。原来细心的母亲发现我似乎在昏睡，用手试试脸上和身上，好像有些发烧，心里不踏实，才叫张奶奶来看个究竟。

张奶奶仔细看了我的脸色，又用掌心贴到太阳穴处，把过脉搏，按过脚心，不慌不忙地对我父母说，没关系，孩子不能吃奶，身体太虚弱，先给孩子喂点米汤，再送到县医院看看，那里条件好，婴儿太小，防止烧成肺炎。

送走了张奶奶和客人，父亲不敢耽误，抱起我，一路小跑着，赶到四五里远的县医院，一位姓郑的女医生告诉父亲，必须马上住院治疗观察。

我的孩子！

我在医院里一住就是一个星期，靠打针吊水维持，终于慢慢稳定下来，却没有明显向好的迹象。母亲放心不下，为着方便照顾我，从住院第二天开始，母亲也陪我住进医院。听母亲说，我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只有医生打针时才知道哭一声，平时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不知是死是活，有时在夜里怕得慌，母亲会像张奶奶“洗三朝”时那样，暗暗掐我的小屁股，我疼哭了，才放心。医生曾经劝过父母放弃治疗，想开些，孩子体质太差，怕是养不大，而且现在靠打针吊水，对身体伤害也大，没有母乳喂养，即使活下来，也难保没有后遗症，还不如放弃，现在还年轻，可以生很多孩子。

母亲不答应，她偷偷地哭。

父亲不答应，偷偷地去找郑医生，让她一定要想办法。

我是父母第一个孩子，而且是男孩。父母不想放弃，要坚持到底。郑医生非常同情，宽慰父亲说，孩子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你们先出院回家休养，注意观察，如果有发烧、昏睡的情况，再及时送来医院不迟。

回家后的一周，我非常争气，每天都会哭几声，给父母报平安。不太分明的五官，也渐渐有了人的模样。父母开始规划我人生的第二个节日庆典——满月。

没想到一天夜里，我突发高烧，四肢抽搐，口冒白沫，昏迷不醒，父母大惊，连夜把我送到医院，医生告诉父亲，还是回家吧。父亲知道医生的意思，抱起我就走，一路哭着回到家里。母亲见父亲这么快就回来了，心知不妙，抱着我号啕大哭，在黎明前的寂静里，这撕心裂肺的哭声，传遍朱家老屋，大家听在耳里，心里明白，韩家可能出大事了。

按村子里的惯例，每凡遇到重大事情，村里的老人和生产队长都会第一时间来到有事的人家，说是慰问，更是以防不测，以村子老人和队长权威来处理突发事件。

父亲说了我的情况，大家都默不作声，进房里来看望我的母亲和母亲怀里的我。母亲见此情形，心里明白了八九，抱紧我，只哭，不停地哭。

我仍然昏睡着，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傍晚，没有一点儿动静，所有人都以为我挺不过去了。生产队长已经让队里的孤儿在村后的山上找了一块向阳的坡地，在一棵松树下挖了个深坑，准备把我埋了。当村里的老人要从母亲的怀里抱走我时，母亲知道这是生离死别的时候，突然发疯似的护卫着，谁也不给抱，谁来骂谁。一波喧闹过后，母亲一边哭喊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一边对父亲说“快叫张奶奶！快叫张奶奶！”

张奶奶来了，父亲把所有的情况都在来的路上告诉张奶奶了。张奶奶让所有人都退到屋外去，只留下父亲在房内。张奶奶关上门窗，在母亲床前，将平时洗澡用的大木盆翻转过来，盆底朝上，盆沿朝下，拿来洗衣用的棒槌，杠在盆沿下，再从母亲手里把我抱过来，打开包着我的棉被，把我取出来，放到盆底上，慢慢有节奏地摇动木盆，幅度很大，能听到盆沿碰到地面的嘭嘭声，然后加快速度，不让盆沿碰到地面，越来越快地摇晃，突然“哇”的一声，我哭出声来，一家人都被这“哇”声震撼了，只见张奶奶慢慢放缓摇晃的节奏，抓住盆底的边，让木盆在摇晃中缓缓停下来。

张奶奶敏捷地用双手抄起盆底上的我，用棉被包好，放到**，再打开棉被，从脚心往头上，用掌心一段一段地自下而上地轻揉，又来回按摩几遍，直到我奇迹般地眯开了小眼睛，嘴唇也有了蠕动。张奶奶看在眼里，自言自语似的说：“给虎儿喂奶吧！”父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为听错了，都没有动。张奶奶用棉被把我包好，送给母亲，又说了一遍：“给孩子喂奶吧！”

奶妈

我被张奶奶救活的消息，像山村炸响的一声春雷，瞬间传开，而且越传越神。有的说张奶奶会巫术，平常不示人；有的说我像被人踩晕的小鸡，摇摇就醒过来了。不管有多少种传说，父母从此把张奶奶当作我们家的大恩人，孝顺一辈子。我长大上学后，学校就在张奶奶的村子里，我经常和我的同班同学小芳——她的孙女儿一起，到张奶奶家吃饭，我也和小芳一起叫“奶奶”。

张奶奶说“给孩子喂奶吧！”一句话可难坏了母亲。因为我不会吃奶，母亲原本奶水充足，但不知何时，**肿胀厉害，继而感染发烧，痛不欲生，农村人把这叫“害奶”，医学上叫乳腺炎。等烧退了，肿胀好了，奶水却没有了。

张奶奶明白了，说：“叫朱老木匠的媳妇过来一下吧。”

朱老木匠的媳妇就是“春花”的妈妈。春花妈见过张奶奶，明白了意图，从母亲怀里抱起我，马上喂奶，我竟然可以吃奶了，所有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张奶奶说：“春花她妈，以后等花儿吃饱了，就来喂虎儿吧。”春花妈点头答应。母亲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春花妈对母亲说：“没事，我奶水多，俩孩子够着呢。”

母亲的奶水以后都非常少，也影响到我的弟弟妹妹们，因为我的缘故，弟妹们都没有得到充足的母乳喂养，成了我一辈子的愧疚。但我也有意外的收获——成了春花妈的干儿子，有了春花姐姐。我是吃妈妈们的奶水长大的。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医院就是我的家，我经常生病，几乎每月要去一两次医院，我传奇的复活故事已经让我在医院里很有名，常常引来医生护士和病人家属围观。我在县医院里喝过郑医生的奶水，她的儿子比我大两个月。在张奶奶家的诊所里，我喝过张奶奶家儿媳妇——小芳妈妈的奶水。

在我的人生里，多了一位奶奶、三位妈妈，她们是张奶奶、春花妈妈、郑妈妈和小芳妈妈。我们一家和三位妈妈家的情分，一直保持下来。张奶奶十年前98岁高寿走了，三位妈妈现在都已经80岁上下，身体都还不错，生活也很如意。平时母亲经常到三家走动，春节我回老家时，母亲就带着我去给妈妈们拜年祝寿，大家一起回忆我小时候的情形，像说故事那样，轻松的话语里有着满满的得意和骄傲。

奶奶和外婆

我奇迹般地活下来，最高兴的还有我奶奶和外婆。

奶奶是非常坚强的人。爷爷突然失踪后，她把我父亲和我两个叔叔拉扯成人。奶奶一共生养了五个孩子，前面一对儿女——父亲的哥哥姐姐，因为战乱和贫困，先后生病夭折了。待父亲出生时，发现有一条蛇盘住在家里的衣服箱子里，以为有什么蹊跷，请来会道法的高人指点迷津。奶奶被告知，那是一条家蛇，是我们韩家祖先的化身，来保护父亲的，寓意祖先庇佑，龙子龙孙，孩子将来必有大出息，奶奶深信不疑，从此吃素放生，烧香行善，怀揣望子成龙的梦想，对父亲寄予厚望。

我七个月早产不顺，让奶奶突然想起自己两个夭折的孩子，阴影来袭，担心不已。现在我死里逃生，又让奶奶想到父亲出生时箱子里的那条蛇，相信一定是祖宗保佑，韩家才有了第三代传人。这样想着，奶奶心里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舒畅，韩家仿佛飘**的浮萍，终于在她手里可以在朱家老屋落地生根了。奶奶突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感到一生的辛苦都得到了回报，人生最重大的使命已经完成。

其实此时，因为年轻时跟着爷爷东奔西跑，吃不饱，穿不暖，奶奶已经患上严重的胃病，变得越来越瘦，又因没钱医治，落下了顽疾，后来因为“烈士家庭”的缘故，她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担任起生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要职，带头抓革命促生产，劳累过度。后来，奶奶突发疾病，卧床不起，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去世了。

记得那天，父亲突然来到学校，把我从课堂里拉出来，说奶奶快不行了，现在要见她的大孙子。我听懂了父亲的话，跑回家伏到奶奶床前，想给奶奶看个够。奶奶盯着看我，眼睛慢慢明亮起来，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明亮，亮得陌生，亮得让人心慌。父亲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让我和奶奶告别，说我要去上学了，放学回家再来看奶奶。大约一个时辰后，奶奶永远地走了，但奶奶那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

外婆是非常勤快乐观的人。我的到来，让外婆有一种“十全十美”的幸福感。外婆育有十个孩子，我是她第十个孙子。母亲是外婆的第五个孩子，在八个姐妹中排行老四，被叫作“四姨”或“四姑”。就在我出生一周前，外婆的长孙——我大舅家的大儿子也出生了，一月间外婆收获了长孙和外孙，她老人家的第三代人升到了两位数，在崇拜多子多孙多福的传统文化里，外婆是福如东海，浩瀚无边了。

其实，外婆哪里有什么幸福可享。外婆就是忙碌辛苦的命，她不能来照顾我和她的四姑娘，她要照顾她的长孙，还要抚养自己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母亲后面的一个妹妹送给远方亲戚领养了，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有趣的是，外婆最小的女儿——我叫小姨的，竟然比我叫表姐的——大姨的大女儿还要小。有人叫我哥哥，有人叫我弟弟，还有人叫我叔叔，“小房出大辈”的道理，把我弄糊涂了，别人叫我什么，我都只好答应着，感觉像变魔术似的好玩。

小时候，我对过年最深的印象，不是吃年饭、穿新衣、打灯笼、逛街市，而是正月初三那天外婆家的拜年大会。所有的姨都带着孩子来给外婆拜年，大人们把孩子放到一起，就帮外婆忙家务了。孩子们自来熟，马上玩了起来，跳房子、跳绳子、踢毽子、贴画片、滚铁环、抽陀螺，各取所好，好不热闹。待到吃饭时，为孩子们专设一间吃饭的屋子，放一张长长的条桌——夏天晚上用来纳凉的凉床，四周摆好小凳子，特意炒上三四种孩子们喜欢吃的菜，用干净的脸盆盛着，还有一桶蒸好的米饭，都往条桌上一字摆开，像个大食堂，十几个孩子抢碗抢饭抢菜，你推我搡，好不热闹。晚上睡觉时，选一间房子，往地上铺一层厚厚的稻草，将床单在稻草上依次铺开，在床单上放上被子，像个大通铺，孩子们自寻伙伴，自选床铺，打打闹闹，很晚才平静下来。睡时各就各位，井井有条；夜间梦呓尿床，各显神通；醒时横七竖八，千姿百态。那情景现在还刻在脑子里，无限怀念。

每年春节后，外婆都要累病一场。外婆的福气是名誉上的，她心里享受着，却累坏了身体，年复一年，在小女儿成家后不久的秋天，劳累了一辈子的外婆，终于可以安息了，那年我读小学四年级。葬礼非常隆重，长长的送葬队伍绵延两里地，围观的人都说外婆真有福气。

奶奶和外婆在50多岁相继离世，父母特别悲痛。奶奶和外婆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成人，本来可以享福了，却没有了时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孩子多、贫穷、劳累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这是那个年代所有人，特别是女性的共同命运。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传统女性作为人之母的责任与生之难的坚忍，以及勤劳的品格和善良的本性，在她们身上凸显出来，成为母亲学习的榜样。

母亲的心愿

母亲24岁那年，做了绝育手术，不再要孩子了。

不是父母不喜欢孩子，实在是养不活更多的孩子。

这年夏天，母亲有了第四个孩子。按两年一个孩子推算，母亲36岁时，就会和外婆一样，也有十个孩子了，这将是怎样的一种责任和负担。奶奶和外婆的情形就是母亲的未来，这让母亲不敢想象。

眼前的情形同样不妙。我的早产给母亲带来“害奶”的灾难，此后母亲的奶水一直很少，弟弟妹妹们因此缺少足够的母乳喂养，体质都不好。而我天生羸弱，极容易生病，隔三岔五地进医院，以医院为家，付不起药费。母亲和父亲商量，再继续要孩子——已经没有抚养的能力——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倒不如把四个孩子养大成人。当时国家正在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作为“革命家庭”，父母有责任响应国家号召，起带头示范作用。父母把想法告诉奶奶和外婆，两位长辈都有切身体会，没有怎么阻拦。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挽救了我的母亲，也挽救了我们一家。

母亲的决定是明智的。但要养活四个孩子，还是非常艰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极其贫困，朱家老屋坐卧在蛇山的山坳里，田少人多，当时是人民公社制，没有家庭副业。每年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稻米、山芋、玉米、高粱，只够半年的口粮，忙时一日三餐，闲时一日两餐，也是稀饭当家，有客人时才有干饭。还有半年需要靠挖野菜、啃树皮填饱肚子。我家亲戚多，有时还可以向条件好些的亲戚家借粮，等新粮上市时再还，但这样年复一年，债台高筑，不好再借，亲戚也不敢走动了。村里有的人家，农忙时在家干活，农闲时干脆全家外出要饭。人们没有尊严地挣扎在贫困线上，谁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有尽头。

平时用钱，譬如我生病的药费，需要向生产队借支，年底按一个工分多少钱兑现家庭总收入时，再扣除。我家孩子多，只有父亲母亲两名劳动力，我又长年生病，每年兑现扣去平时所借，我家始终是欠债户。一旦是欠债户，下一年度借支时就要受到限制，因为担心年底不能还上欠款，生产队会拒绝借支，作为生产队干部的父母，被人瞧不起，很没有面子。

1973年的一天，我因为肠胃炎又住院了。母亲偷偷找到妇产科的郑医生，说了家里的苦难，请她帮忙，想卖血来缴药费。从那时起，母亲偷偷卖血补贴家里，直到有一天，大弟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发现晕倒在路边的母亲——母亲刚从医院卖血回来，才揭开了真相。父亲非常生气，不让母亲再去卖血。后来，我们四个孩子都在读书，交不起学费，母亲又偷偷去找郑医生，父亲知道了，和母亲大吵一场。之后，家里决定，让体质好些的大弟弟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干活，后来妹妹也放弃初中升学的机会回家劳动，一家人供养体弱多病的我和小弟弟读书，直到小弟弟大学毕业的1993年，母亲才没有卖血。

整整20年时间，是母亲用自己卖血的钱供我们兄弟上学。母亲有一个简单的心愿，已经有两个孩子辍学了，不能让我和小弟弟再没有书读，只要我们考得上学校，就一定要供养我们把书读完。1980年，我成为朱家老屋第一位大学生，1989年，我的小弟弟成为朱家老屋第二位大学生。一家有两位大学生，在我们村里空前绝后。

母亲笑了。没有母亲卖血让我们兄弟读书，就没有我们上大学的可能，我们的人生就会是另一番情形。

我们为有这样一个母亲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