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高士其当时的科学小品创作，还不能算作纯粹的儿童文学，因为提倡科学小品的《太白》和《读书生活》，以及当时发表科学小品的《妇女生活》、《通俗文化》、《申报》周刊、《力报》、《言林》等报刊，都不是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因而，这些科学小品也难以到儿童读者的手中。但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儿童也是大众的一员，大众接受了科学小品，也为儿童接受科学小品创造了条件，而且客观上，科学小品中的很多作品，尤其是高士其的作品，讲述人们身边的、生活中的科学知识，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不仅大众喜欢，孩子们也能接受，而且随着社会形势与文学形式的交互发展，越到后来，越走向儿童，因为人在儿童期的任务就是接受科学知识，而科学小品正可以用来弥补枯燥无味的填鸭式教育的不足，让儿童于愉快的阅读中接受科学，所以，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中国，以《太白》和《读书生活》等为阵地，以艾思奇与高士其为两面旗手，同时提倡“大众哲学”与“大众科学”两大普及任务，而且两者互相配合。如高士其从艾思奇那里汲取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按照艾思奇阐述的辩证法的原理写成《肚子痛的哲学》等一批富有哲理的科学小品。艾思奇也从高士其的科学小品中得到启示，用科学小品的形式来传达他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写下了《孔子也莫名其妙的事》和《由爬虫说到人类》等。

这一时期，高士其科学小品创作的两个重要来源，一是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姐姐度平的死，大弟、三弟、四弟的死，以及自己被脑炎病毒致残的痛苦回忆，始终给他强烈的创作冲动，他要将自己的不幸遭遇与痛苦感受写进作品中，控诉“小魔王”的罪恶，希望人们早早地预防，不要重蹈他的覆辙；二是在李公朴、艾思奇等进步人士的影响下，思想倾向革命，倾向共产党，倾向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战争，而他当时生活的上海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下，言论不自由，他要借科学小品来表达他的政治理想、思想倾向与社会批判，这样，他的更多的作品是“匕首与投枪”，目标所刺的是社会的毒瘤——不抵抗主义的“大魔王”。所以，高士其说：“我写这些科学小品的目的，是以抗战救亡为主题：一方面，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一方面，唤起民众，保卫祖国，保卫民族。同时，它也像一把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给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揭露、打击和嘲讽……当时，我虽然受到疾病的限制，还是经常到基层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接触到社会的最下层。因此，这些作品有着为劳动人民呼吁，为弱小者呐喊的气息。”

高士其这一时期的作品，除收入《我们的抗敌英雄》外，又分别编入《细菌与人》（开明书店，1936年8月）、《抗战与防疫》（读书生活出版社，1937年3月）、《细菌的大菜馆》（通俗文化社出版，1937年）和《菌儿自传》（开明书店，1941年1月）等四部科学小品集。

《细菌的大菜馆》又叫《我们肚子里的食客》，除《自序》外，收有《细菌的大菜馆——我们肚子里的食客》、《菌族的祖宗——生物的三元论》、《细菌的不死精神》、《单细胞生物的**》、《地球的繁荣与土壤的劳动者》、《新陈代谢中蛋白质三种使命》、《儿童之敌——白喉杆菌的毒素》、《儿童的抗敌——白喉的抗毒素》、《人身三流》、《色——谈色盲》和《病的面面观》，共11篇。

《细菌与人》除《序》外，分五编，28篇。分别为：第一编：《概论》、《大王·鸡·蚂蚁》、《谈细胞》；第二编：《热血和冷血》、《咳嗽与放屁》、《人身三流》、《色——谈色盲》、《声——爆竹声中话耳鼓》、《触——清洁的标准》；第三编：《“蚂蚁”的生活》、《细菌的衣食住行》、《细菌的大菜馆》、《细菌的原形》、《细菌的祖宗》、《清水和浊水——水里的细菌》、《地球的繁荣与土壤的劳动者——土壤里的细菌》、《细菌学的第一课》；第四编：《大王与蚂蚁的斗争》、《病的面面观》、《寄给肺痨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鼠疫来了》、《儿童之敌——白喉》、《虎烈拉》、《我们的抗敌英雄》、《儿童的抗敌毒菌战争的问题》、《凶手在哪儿》；第五编：《其他的捣乱分子》、《**的土劣》、《衣上的侵略者》。

《抗战与防疫》包括《散花的仙子》、《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都市的危机》、《肚子痛的哲学》、《康先生与西女士的对白》、《疯狗与贪牛的被控》、《战壕热》、《“破伤风”的毒汁》、《新嫁娘——疟虫儿的来历》、《癞病》、《酵母菌与国防》、《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给蚊子偷听了》、《阴险的慢性侵略》、《“上帝的柜子”》、《生物界的小流氓》、《杀人不见血的武器——细菌的毒素》、《毒的分析》、《败血症与细菌的战斗力》、《传染病的父亲和孩子》、《细菌在中国》、《细菌战可能吗》、《当心小冤家》、《好战的人类落入细菌的圈套里去了》、《生物学者的抵抗观》、《发炎》、《边地与内河的抗敌》、《打针的秘密》、《人菌争食之战》、《荤与素的论争》、《作家与活力素》、《科学先生对于衣服的意见》、《大热天的科学观》，共34篇。

《菌儿自传》自1936年起，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每期发表一章，至1937年8月写完最后一章。编成《菌儿自传》一书出版，已经是1941年了。

在上述作品外，高士其还有不少未收入集子里的作品，主要有：《紫外线》、《牛年谈牛奶》、《宇宙线》（以上见1937年的《读书生活》）、《病菌的三军》（见1937年的《开明少年》）、《人道不谈》、《为麻风病人喊冤》（以上见1937年《立报·言林》）、《鼠疫的故事》（见《科学大众》创刊号第2期）、《防毒面具》、《细菌鬼子和日本鬼子》（以上见1937年的《大家谈》），以及一篇《宇宙的列车》，计10篇。这些作品的原稿仍存在高士其30年代的日记里。从日记里，还发现高士其于1936年8月24日为自己拟定的写作计划，内容有：

1．细菌与人口问题

2．家庭细菌学

3．神经病室记

4．留美后期旅行杂记

5．欧游见闻回忆录

6．时疫学纲要

7．环境卫生学

8．细菌的自述（即《菌儿自述》）

9．菌国游记

10．细菌学探险家列传

高士其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细菌与人》的影响最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保持了科学、文艺与政论的有机统一，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社会批判的力量。譬如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地反映了劳苦大众的疾苦，如《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一文中，巧妙地用凤阳花鼓调，写了蚊子的危害，写出了劳动人民痛苦与挣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疟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户人家挂纱帐，小户人家点蚊香，

奴家没有蚊香点，身带疟疾跑四方。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沟壑不修污水涨，孑孓变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给它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卫生不把疟蚊灭，到处寒热到处昏。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从前苍蝇争饭碗，如今蚊子动刀枪，

大街死去劳力汉，小弄哭着讨饭娘，

肚子还欠七分饱，哪有银钱买金霜。

在《作家与活力素》中，高士其更是呼吁文学要为劳苦大众服务：“在现今救亡的厨房里，我们文化厨子所煮的菜，应不再给贵人阔老去咀嚼，使他们那已经周转不灵的胖体又添上了几磅的脂肪，而是要给被压迫剥削的穷苦大众吃，使他们疲弱的身子不至于再消瘦下去，而能积极地倔强起来。”在《声——爆竹声中话耳鼓》中，高士其则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反动当局：“现在我们国家管事的人对于敌人的侵略，好像虫声鸟声一样唧唧地在那里秘密讨论。它的振动频率太低了，使我们民众很难听得见，而汉奸及卖国者之流，又似乎放了疏疏几声的爆竹，以欢迎敌兵，闹得全世界都听见了，真是出丑，更令我们听了不耐烦。然而又有什么法子想呢？”因为高士其在作品中常常直接针砭时弊，也引来一些人的批评，指责高士其不应该将文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从而企图否定高士其的科学小品创作。在这个时候，不仅李公朴、艾思奇给予高士其极大的支持与鼓励，而且像茅盾、周立波那样的大作家，也纷纷站出来支持高士其，这让高士其十分感动，终身不忘。高士其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周立波同志曾为这本书（《细菌与人》）写了书评在《申报》上发表，被上海一家图书评论杂志评为1936年通俗科学佳作，与顾谦吉先生的《人与医学》比美。茅盾同志也曾用M·D笔名，在1942年香港出版的张铁生同志主编的《青年知识》月刊上介绍过这本书（《细菌与人》，开明书店再版）以及我的另一本科学小品集《科学先生活捉小魔王》，它的前身是《抗战与防疫》。”可惜，周立波与茅盾两位大文学家的文章，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但我们在《周立波选集》第4卷里，却发现一篇写高士其的文章，名字叫做《科学小品文家高士其》。在这篇写于1937年的文字里，正可以一窥周立波在当时对高士其的理解与支持，以及高士其科学小品创作在当时的影响。周立波在文中是这样描绘高士其的创作及其为人的：

“关于细菌学，我已经在《读书生活》的第2卷第2期，写过一篇《细菌的衣食住行》。此后仍要用浅显有趣的文字，将这一门神秘奥妙的科学，化装起来，不**起来，使它变成不是专家的奇货，而是大众读者的点心兼补品了。”

这是高士其先生在《细菌与人》的细菌学的一课中，给予我们的一个预言。高士其先生一两年来的文笔活动，主要的是实践着他的这个预言的。

高士其先生把深沉枯燥的科学写成了有趣的小品文，使人们漫不经心地听着他的科学故事的闲谈。就在这种漫不经心的闲谈的谛听间，人们获得了许多直接有益于生活的科学的常识。他的文章清新、活泼，有时开一点小小的玩笑，把科学家的照常枯窘的脸孔，化为了笑嘻嘻的鲜活的人生。有人也许会非难他，说他的政治的热情太高了，谈自然现象，常常扯上了关于社会情势的牢骚，把这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有时用做了攻击社会的不正和民族的仇敌的刀枪。但这正是高士其先生的科学小品的一种优良的特色。在我们这种时候，要把科学风平浪静地关在实验室，对社会的趋势和民族存亡的事，毫不牵连，那只有冷血的人才做得到。科学一定要属于大众，而且要为着大众的民族解放服务，不是这样，科学就是少数人的“奇货”，科学家成了居奇的商贾。高士其先生的许多同辈，怕有不少是这样居奇的商贾吧。只有他，像他自己所说的“投降了大众”。

他的“投降”大概是由于他自身的不幸推想到大家的不幸，于是开始了他的这种真心挚意的献身工作。“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一次奋斗的结果。”他举起他的颤动的手，颤动着他的嘴唇，这样说。远远地从芝加哥大学的立克馆回来，曾经有过满意的工作环境，也曾度过几百元一月的安逸的生活。现在一间小后楼是他的工作室，一个月二三十块钱的稿费是他的生活。高士其先生的命运和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不幸有些仿佛，他们的奋斗精神也都一样，可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有国家的帮助，他有了工作成绩的时候，国家又给了他最高荣誉的勋章。高士其先生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有。帮助、勋章，不要说吧。没有遭受黑暗的魔手的残害，已经是他的万幸了。

但是，高士其先生丝毫没有丧气的气氛。每一次我们碰到，我总是问：“怎么样？”“还是一样在奋斗。”他总是这样回答，他的颤动的嘴唇上浮泛着温和的微笑。

高士其就是这样的一个“战士”，他不停地“奋斗”着，从1935年发表《细菌的衣食住行》开始，到1937年8月离开上海止，形成了高士其科学小品创作上最旺盛的时期。他“用颤动的手”，写下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尽管此后他也写了不少科学小品和科学诗，但是，他许多经典性的作品，他科学小品中最精华的部分，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每一部科学小品集，后来都反复再版，一直影响到21世纪的今天，也还没有人能够在科学小品的创作上达到高士其的水平。